黄自华   著名作家、评论家

                         一

抗战纪实文学《长山之殇》宛如一艘劈波斩浪的时空巨舰，载着我们溯流而上，穿越历史的迷雾，驶向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去触碰那段沉重而辉煌的民族记忆。翻开书页，指尖触碰的仿佛不是轻薄的纸张，而是岁月风干后的粗砺砂砾，带着历史的温度与重量；耳畔似乎传来了民族基因在血脉中奔涌的轰鸣，胸膛里激荡着抗战激情燃烧的炽热。

历史无序地散落在时光的长河中，踏着严整的步履，匆匆穿行于时间的隧道，我们往往只能追随其后，试图捕捉那渐行渐远的背影。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我们又恍惚觉得自己并未抽身离去，而是仍旧伫立在那片硝烟弥漫的长山战场。耳畔仍然是震耳欲聋的炮火轰鸣与将士们撕心裂肺的呐喊，眼前仍然是焦土与鲜血染红的残阳，空气中似乎仍然残留着呛人的硝烟余味，心中激荡起对那段悲壮岁月的无限敬畏与深沉哀思。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舞台上，金戈铁马，千古英雄驰骋沙场，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震撼历史的精彩故事。了解历史，我们必须走进这些被鲜血浸染的故事，去触摸那些滚烫的灵魂。每一个故事，有开始，也有终结，而每一个故事所张扬的民族精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积、堆垒成一座座绚丽璀璨的文化丰碑。如今，那个千古英雄驰骋沙场的时代，已与我们遥隔数十载，战场上数以万计血肉模糊的英灵，也大多没有留下清晰的面相；他们的坟前没有墓碑，甚至根本就没有坟墓，荒草萋萋掩埋了忠骨，然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业绩，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上，成为民族记忆中最坚硬的部分。

在中华民族浩瀚而沉重的抗战史册中，枣宜会战无疑是一段浸透着血泪与悲壮的篇章，而张自忠将军的壮烈殉国，则是这段篇章中最为惊心动魄、气贯长虹的注脚。黄树立先生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山之殇》，以深沉的笔触、详实的史料和极具感染力的文学语言，重现了1940年那个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五月。《长山之殇》不仅精准还原了张自忠将军，从渡河东进到南瓜店殉国的最后征程，更透过这位“抗战军人之魂”的生命绝唱，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所迸发出的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伟大抗战精神。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一位民族英雄的深情缅怀，更是一次对民族精神的溯源与洗礼，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二

抗战纪实文学《长山之殇》，以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的浴血奋战为主线，黄树立先生用饱蘸深情的笔触，为我勾勒出一位抗日名将的忠魂与风骨。书中对张自忠将军的刻画，摒弃了以往那种“高大全”式的“战神”符号化塑造，而是通过大量细腻入微的细节，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实将领形象。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书中关于长山阵地最后决战的描写。作者笔下的长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一座血肉铸就的熔炉，一座民族精神的祭坛。当日军的炮火将阵地削低数尺，焦土与残肢混杂难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与血腥气息时，张自忠将军依旧伫立在最前沿。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虽被硝烟熏得漆黑，却依然挺立如松，仿佛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在弹尽粮绝的绝境中，战士们用刺刀挑，用枪托砸，甚至用牙齿咬，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殊死肉搏。那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惨烈场景，透过文字直击人心，让人热泪盈眶。特别是将军身中数弹，鲜血染红征衣，仍高呼“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的那一刻，历史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这份决绝与担当，如重锤般狠狠敲击着我们的灵魂。

从书中还原复真的战争场面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打得相当顽强，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田汉歌词中那句“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用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仅不过分，反而显得如此真实而沉重。为何日军的回忆录中也不乏对冲锋在前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充满敬意？为何国民党军官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难道他们不明白这违反常规作战原则——军官若率先战死，进攻便失去组织者，部队极易陷入混乱？但他们别无选择，身后即是家园，退一步便是亡国灭种。因此，任何对于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拙劣的歪曲表述，都是对为国死难者的极大不恭，是对历史真相的亵渎。作者不仅写了张自忠将军的英勇，也写了他内心深处的牵挂——对战友的临终嘱托、对家国的无限眷恋，这些细节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也让他的牺牲显得更加悲壮苍凉。

我常在想，作为一个非历史专业的写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黄树立先生，将笔尖落在这样一个曾被长期遗忘的群体身上？或许，契机源于一次偶然翻阅旧县志的瞬间，那些寥寥数语，记载的惨烈战役与无名牺牲，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他的心里，让他隐隐作痛；或许，是在听到村里老人，讲述祖辈抗战故事时，看到老人眼中闪烁的泪光与遗憾，让他意识到这段历史正随着亲历者的离去而逐渐消逝，若再不记录，便将永沉海底。我仿佛能看到他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面对堆积如山的史料，眉头紧锁，眼神中既有对真相的渴望，也有对逝者的敬畏。当他读到那些年轻战士的家书时，或许也曾停笔掩卷，任由泪水打湿稿纸；当他梳理那些被刻意掩盖的战役细节时，内心一定在经历着巨大的煎熬——是选择沉默以求安稳，还是选择呐喊以正视听？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在文明主体长期丧失话语权的情况下，黄树立先生能勇敢站出来，对那些深潜海底的历史真实，进行抢救性打捞，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尤其难能可贵，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黄树立先生是当下中国最诚实、最具血性的作家之一。你可以不认同他对历史的某些解读和描述，却不得不折服于他直面民族历史的道德勇气和对历史叙述的诚实态度。弥漫在他文本中的那种热血激荡的澎湃情感，是黄树立先生对生命的痴恋、对国家的深情、对理想的执着。他以大气和血性延续着历史的良心，将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的刚性和雄健，顽强地灌注到现代汉语之中，并沿路播下自省自励的种子，让我们在阅读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在抗战纪实文学《长山之殇》中，黄树立先生展现出了极为端正且深刻的历史观。他没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也没有被某种狭隘的意识形态所裹挟，而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敢于打破过去的刻板印象，客观地还原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这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态度，正是我们当下解读历史所最稀缺的品质。

更令人折服的是他处理历史矛盾时的辩证思维：他既肯定张自忠将军战略指挥上的坚定与果敢，也不回避当时指挥体系中存在的沟通不畅与协同失误；既讴歌了将士们视死如归的爱国热忱，也痛陈了部分高层将领在战局关键时刻的犹豫与误判。

例如，书中并未将长山失守简单归结为敌强我弱，而是冷静剖析了后勤补给断裂、情报传递滞后以及友军支援不力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这种不避讳己方失误、不神化英雄人物、不简化战争复杂性的写法，恰恰体现了历史研究应有的严谨与公正，还原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战争逻辑。

黄树立先生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幽微之处，展现了战争状态下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性。他没有将人物脸谱化，而是还原了他们在极端环境下的真实反应。书中写到了士兵的恐惧与动摇——在炮火覆盖下，有人颤抖，有人哭泣，甚至有人想要逃离，但这并未削弱他们的英雄形象，反而让随后的坚守与牺牲显得更加真实可贵。

作者让我们看到，英雄并非生来无畏，而是在恐惧中选择了勇敢，在软弱中迸发了坚强。同时，书中对日军士兵的描写也并非一味妖魔化，而是通过战俘的供述与日记，展现了他们作为“人”的一面：对家乡的思念、对战争的厌倦，以及被军国主义洗脑后的扭曲与麻木。这种对“敌人”人性的审视，并非为了开脱罪责，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揭示战争的荒谬与残酷——它将普通人异化为杀戮机器，让不同民族的青年在异国的土地上互相残杀。这种超越简单善恶二元对立的人性洞察，让作品具有了更为深沉的人文关怀与哲学高度。他让我们看到，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和复杂的人性交织而成的宏大画卷。

                            三

《长山之殇》写作中最见功力之处，在于黄树立先生巧妙地利用家书这一私密载体，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细节的真实感与穿透力。家书作为战争年代最私密、最无伪饰的情感流露，往往比宏大的战报，更能还原历史的肌理。书中引用的那些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对家中老母的牵挂、对妻儿的叮咛，甚至是对家中几亩薄田的担忧。这些琐碎而真实的家长里短，瞬间将那些被神化的英雄拉回了人间，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儿子和丈夫。

当读者看到战士在出征前写下“儿此去恐难生还，望母亲善自珍重”时，那种直面死亡的平静与对亲情的眷恋，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让人心碎。家书细节的介入，打破了官方叙事的宏大与冰冷，它以最柔软的笔触刺破了战争的坚硬外壳，让读者触摸到了历史最真实的体温。这种“见字如面”的真实感，让那些原本停留在教科书上的名字，变得鲜活可感，让历史的真实，不再仅仅是冷冰冰的时间地点，而是变成了具体可感的悲欢离合，从而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其实，张自忠的抗战精神，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植根于他早年的成长经历与家国情怀的深厚积淀。书中细致描绘了张自忠早年的求学与从军之路，展现了他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代名将的心路历程。少年时期的张自忠，目睹了国家积贫积弱、列强欺凌的现实，心中早已埋下了救亡图存的种子。这种早年的家国情怀，成为了他日后在抗日战场上舍生忘死的精神源泉。书中还细腻地描写了张自忠在战前的心理活动，特别是那段关于“北平往事”的隐痛。作为曾经留守北平的将领，他曾背负着“汉奸”的误解与骂名，这种“忍辱负重”的经历成为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如巨石压胸，令他夜不能寐。然而，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重压，转化成为他在抗日战场上誓死杀敌的动力。作品通过细节描写，如张自忠在战前写给部下的信中那句振聋发聩的誓言：“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这不仅是一纸遗书，更是一个军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对自我灵魂的最终审判与宣誓，是他用生命践行诺言的悲壮前奏。

在枣宜会战的关键阶段，张自忠舍生忘死的精神力量，达到了顶峰。当时张自忠所部仅剩不足两万人，面对日军第13师团等精锐部队的合围，在敌众我寡的极端困境下，他没有选择避其锋芒，而是毅然选择渡过汉江，与日军展开正面作战。这种看似“不理智”的军事决策，实则是张自忠精神世界的必然选择。他深知，唯有以最惨烈的方式战死沙场，才能洗刷昔日的耻辱，才能唤醒国人的抗战意志。张自忠对将士们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无愧。”这种舍生取义的行为，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胜负，升华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彰显了个人英雄气概与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核心内涵的完美融合。

与同类抗战题材作品相比，《长山之殇》在主题表达上展现出独特的视角与深度。首先，作品并未局限于对抗战英雄事迹的简单叙述，而是通过张自忠将军的个人经历，深入探讨了抗战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内在联系。许多同类作品往往流于对战争场面的宏大叙事，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而《长山之殇》则不同，它通过对张自忠在战前心理活动与决策过程的细致描写，揭示了其从个人情感到家国责任的转变过程，从而使主题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例如，书中对于张自忠与庞炳勋之间恩怨纠葛的描写，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两人曾有旧怨，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张自忠摒弃前嫌，驰援庞炳勋，这种“度尽劫波兄弟在”的胸怀，极大地丰富了抗战精神的内涵。作品通过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使得抗战精神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有血有肉的情感体验。《长山之殇》告诉我们，抗战精神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解，是面对外敌时的一致对外。

此外，黄树立先生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了从“神坛”回归“人间”的史学转向，赋予了历史人物以鲜活的血肉与复杂的内心。传统的英雄叙事往往容易将人物脸谱化、符号化，而《长山之殇》则致力于挖掘张自忠作为“人”的复杂性。书中不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在战场上的决绝，更不避讳他北平留守时期的心理挣扎、面对误解时的隐忍以及身为长官对士兵的似海深情。这种微观史学的视角，将宏大的历史事件落实到了具体的个体生命体验上。黄树立通过对张自忠内心世界的细腻剖析——那种在“汉奸”污名与“忠义”本心之间的撕裂与重塑，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人物在极端境遇下的道德抉择。这种书写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历史文本的可信度与感染力，它告诉读者：英雄并非生来就是铜头铁臂，他们的伟大正是在于作为凡人，在恐惧与痛苦中依然选择了担当。

其次，《长山之殇》更注重通过历史叙事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追求。通过对张自忠在长山战役中的壮烈牺牲进行详细描写，作品不仅突出了其作为抗战军人的忠义之志，还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民族象征。书中引用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记录，如张自忠给冯治安的信、给将士们的动员令等，这些史料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同时，作者又通过文学手法，如环境描写、心理独白等，增强了情节的感染力。这种将史料与文学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主题表达的创新与突破，使读者能够在感受历史真实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

                         四

在叙事结构上，《长山之殇》采用了线性与非线性相结合的方式，这种设计既保证了故事推进的逻辑性，又增强了读者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深度。作品以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的战斗历程为主线，按照时间顺序逐步展开其从受命渡江到被困长山的全过程，使读者能够清晰地跟随情节发展，理解历史背景与人物命运。这种线性的叙事方式，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能够清晰地呈现战争的进程和人物的命运轨迹。然而，作者也并未完全局限于线性叙事，而是通过回忆、闪回等非线性手法穿插了张自忠早年的军事经历及其与庞炳勋之间的恩怨纠葛，这些片段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也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例如，在描写临沂战役时，作者通过张自忠的内心独白展现了其对过往矛盾的反思，从而深化了读者对人物心理变化的认知。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打破了单一时间轴的局限，使得过去与现在相互映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张力。

另外，《长山之殇》选择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作为主要叙事方式，这一选择对于塑造张自忠将军的立体形象以及全面展现故事内容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赋予了作者自由穿梭于不同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使其能够从多个角度呈现张自忠的性格特征与精神追求。这种视角，使得作者不仅可以描写张自忠的外在行为，还可以深入剖析他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出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这种叙事结构还有效地将宏观战争场面与微观个人情感相结合，避免了单一时间轴可能带来的冗长感，同时增强了故事的层次感与感染力。

通过这种方式，作品成功地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表现之间找到平衡点，使读者既能感受到抗战历史的厚重，又能体会到个体命运的波澜壮阔。例如，在描写张自忠牺牲的场景时，作者穿插了他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这种柔情的描写与战场的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张自忠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精神。

在《长山之殇》中，张自忠将军的形象被塑造得极为成功。作者通过对其外貌、语言、动作以及心理活动的多维度描写，展现了这位抗战将领的英勇与忠诚。从外貌描写来看，张自忠被刻画为一位身材魁梧、目光如炬的军人，其坚毅的面容和挺拔的军姿不仅体现了他的军人气质，更暗示了他内心的坚定信念与责任感。这种外貌描写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直观的将军形象，使人物更加鲜活。在动作描写方面，作者通过张自忠在战场上的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等细节，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例如，在南瓜店战斗中，张自忠亲自拿起机枪向敌人射击，这种动作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战斗精神。

同时，全知视角也允许作者适时引入其他配角的想法与行动，以此衬托主角的形象。例如，书中多次提到日军军官对张自忠的敬畏之情，甚至在其牺牲后仍致以庄重的敬礼，这种来自敌对方的认可进一步强化了张自忠作为“抗战军人之魂”的高大形象。

再者，《长山之殇》在叙事美学上探索了“文学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也为当代纪实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美学参照。黄树立先生巧妙地运用了电影蒙太奇般的叙事手法，在紧张的战争进程与舒缓的往事回忆之间自由切换，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枯燥。作者不仅是在记录一场战役的胜负，更是在营造一种历史的“在场感”。通过对环境氛围的渲染、对人物对话的复原以及对心理活动的合理推演，让冰冷的史料变成了滚烫的生命体验。这种“沉浸式”的历史书写，有效地消弭了当代读者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隔阂，让年轻一代能够跨越80年的时光，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证明了优秀的历史写作，完全可以兼具学术的严谨与文学的温情，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通过艺术的张力唤醒沉睡的历史。

《长山之殇》不仅是一部记录历史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唤醒民族记忆的精神读本。历史借助于黄树立先生的文笔，为我们民族保留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瞬间。黄树立先生的执着让我们真切地懂得，在我们生存的家园，仍然有着高贵和尊严。黄树立先生以笔为旗，挥动着民族的自爱与尊严，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显示着赤裸裸的真实，都是带有血腥味的挽歌。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抗战纪实文学《长山之殇》绝非一部简单的战地纪实，而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史学桥梁。

                                       （6885字）

黄自华，作家，文学评论家。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担任《民族博览》常务副主编、《当代老年》诗歌栏目编辑、《炎黄文学》执行主编。

著有《批判的快感与尴尬》《荒漠之舞》《边缘喧哗》《自虐与狂欢》等10部文学评论专著和《青山蝶变》《篱笆那边有酸甜的草莓》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出版《中国式狂欢》《饕餮之殇》等9部中国亚文化研究著作。

简介:

黄树立，湖北恩施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当过下乡知青，民办教师，林场技术员，做过较长时间的公务员，国企经营管理工作。业余时间关注并爱好中国现当代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学。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