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长虹》

第一卷•星火

作者：心如大海

主播：大爱

第七章 · 烽烟

一

1937年春天，保属特委的人走了之后，张廷瑞没有等。

他知道卢沟桥那边局势一天紧过一天，日本人迟早要动手。他不再只是夜里走村串户，白天也开始走了——从尚庄到永乐，从永乐到曹章，从曹章到东仙坡，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他不带笔记本，不带传单，只带一双手和一张嘴。他跟每一个他觉得可以信任的人说同一句话：“早晚要打。你准备好。”

有人问：“拿什么打？”

“拿命打。”

有人沉默，有人点头，有人转身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但更多人留了下来。到了夏天，他已经联络了三十多个愿意跟他干的人——有农民，有工人，有学生，还有几个从国民党军队里逃出来的兵。他们没有武器，没有番号，没有编制。但他们有了一个约定：炮声响起来的时候，到上胡良村集合。

二

1937年9月14日，日军占领良乡。炮声从北边传过来，一天比一天近，一天比一天密。到了16日傍晚，炮声已经连成了一片，像是闷雷在云层里滚。拒马河的水在炮声中微微颤动，河面上泛着一层细碎的波纹，像是整条河都在发抖。

张廷瑞站在永乐村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看着北边的天空。天是灰白色的，像是被炮火烤过了一层。远处有黑烟升起来，一道接一道，有的浓，有的淡，像是有人正在把什么东西一笔一笔地画在天上。他不知道那是哪个村子在烧，但他知道，那是人在变少的方向。

于振坛从县城方向跑回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弯着腰，双手撑着膝盖喘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身。他的嗓子是哑的，像是喊了一路。

“县城已经在撤了。好几万溃兵满大街都是，枪扔了一地，没人捡。”

“老百姓呢？”

“也跑了不少。有的人往南，有的人往西。留在城里的不多了。我看见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跪在路边，孩子在哭，她不知道往哪里走。”

张廷瑞站在老槐树底下，没有接话。他看着北边那道还没有散尽的黑烟，又看了看远处那些正在移动的小黑点。那是人，往南走的人。

“拉队伍吧。”张廷瑞说，“不等了。”

 

三

9月17日清晨，涿县县城沦陷。张廷瑞和于振坛在上胡良村召集了四十多个人。那些人是这半年来他一个村一个村联络好的——有的是他亲自谈的，有的是孟庆长、赵福龙他们介绍的。炮声响起来之后，他们没有犹豫，按照约定赶到了上胡良村。

他们站在村外的一块空地上，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一股烧焦的气味。那些人有的是从县城逃出来的兵，有的是上胡良本村的庄稼汉，有的是从更远的村庄跑过来的年轻人。他们的衣裳五花八门，有的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有的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布衫，有两个人光着脚站在地上。他们的武器也五花八门——有步枪，有鸟铳，有大刀，有红缨枪，还有一个人扛着一根铁锹，锹刃磨得锃亮。

于振坛站在台阶上，看着那四十多张脸。“弟兄们！从今天起，咱们是涿县抗日救国军！咱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打鬼子！把鬼子赶出涿县，赶出中国！”

“打鬼子！”四十多个声音汇在一起，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得很远，又散开，被风带走。张廷瑞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些年轻的脸。他们的眼睛里有一团火，但那团火还不够旺。

队伍成立之后，张廷瑞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编。他把四十多人编成了三个班，每个班指定了一个班长。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分发武器。他把那十几条能用的步枪分给了当过兵的人，剩下的人拿着大刀、红缨枪和那根铁锹。没有枪的人没有抱怨，只是把手里现有的武器握得更紧了一些。

那天晚上，队伍在村外的一座破庙里过夜。没有床，没有被子，所有人都睡在干草上。张廷瑞坐在庙门口，看着远处涿县县城的方向。夜空被炮火映成一片暗红色，像是有一片低云正在那里慢慢燃烧。

于振坛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你在想什么？”

“在想明天。”张廷瑞说，“明天开始，咱们要练。”

 

四

张廷瑞后来又听说了一个人——周文龙。绿林出身，也在北平陆军监狱关过押，出狱后召集了三百多人，自称“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司令。张廷瑞觉得这个人值得谈一谈，便一个人去了周文龙的驻地。

他进门的时候，周文龙正在发火。两个不肯去抢老百姓粮食的士兵被绑在柱子上，周文龙拍着桌子喊“拉出去枪毙”。张廷瑞没拦，等周文龙喊完了，他才在旁边坐下，不紧不慢地说：“周司令枪毙他们，是想把自己的脑袋送给日本鬼子吗？”

周文龙愣了一下，转过头来看着他。“你谁啊？”

“姓张。尚庄教书的。”

“教书的？”

“对。教书的。”张廷瑞说，“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士气民心。你枪毙自己的兵，谁还替你卖命？你让老百姓恨你，谁还给你送粮？背离士兵百姓，就是孤家寡人——不是把脑袋拱手交给敌人吗？”

周文龙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拍了一下大腿：“还是喝过墨水的人有见识！——张先生，别走了。留下来，做我的军师。”

张廷瑞留了下来。后来，祭旗那天，战旗升起来，军号响起来，官兵共饮鸡血酒。周文龙端着碗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咱们今天也算结义了！”张廷瑞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拧成一股绳，方成大业。”

 

五

打谷场成了临时训练场。没有教官，没有操典，没有教材。张廷瑞带着那几个当过兵的人，教其他人怎么装弹、怎么瞄准、怎么射击。于振坛教队列行进。没有枪的人用木棍代替，扛在肩上，在打谷场上一遍一遍地走着正步。有人走错了步子，踩到了前面人的脚跟，两个人同时趔趄了一下，后面的人笑了。那笑声很短，像是在笑声里还绷着一根弦，谁也不敢真正放松。

第三天，张廷瑞带着几个人去战场上捡枪。国民党军队撤得急，沿途丢弃了大量的辎重——有的枪卡了壳就被扔在路边，有的箱子翻倒了，弹壳散了一地，还有几把没有背走的战刀和两顶铁盔。他们沿着土路走了一程，在沟里、在草丛里、在翻倒的板车底下，一共捡回了十几支能用的步枪和几箱弹药。有一个战士捡到一顶国军的钢盔，扣在头上试了试，又摘下来，用手摸了摸钢盔侧面那道被子弹划过的凹痕，然后递给旁边的人看。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在看那顶钢盔，像是它在替某个人说一句话。

队伍的训练一天比一天紧。天不亮就起床，沿着拒马河跑一圈，回来之后练射击，下午练队列，晚上讲抗日道理。张廷瑞亲自给他们上课，讲的不是什么大道理，是庄稼人能听懂的话——为什么中国会挨打，为什么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为什么共产党要带着穷人翻身。

有人听不懂，但他记住了张廷瑞站在打谷场上说的那句话：“咱们练好了，不是为了送死。是为了活着打回去。”

 

六

9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上胡良村的月亮很圆。张廷瑞坐在打谷场边的石碾上，面前摊着那本《中国共产党章程》。书页已经磨得发白，边角卷起，有些地方被水渍洇过。他翻到某一页，停住了。那是一段关于“党员”的文字。他看了很久，没有合上书。

有人从后面走过来。是于振坛。“乃东兄，你在看什么？”

“党章。”

于振坛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中间隔着一截石碾。远处的田野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青纱帐的影子在风里摇晃着，像是在替什么人一页一页地翻着一本看不见的书。

“你说，咱们能撑多久？”于振坛问。

“不是撑多久的问题。”张廷瑞合上书，“是咱们能不能在鬼子扎稳脚跟之前，先站住脚。只要咱们站住了，拒马河两岸的人就会知道——还有人没走。”

于振坛没有回答。两个人坐了很久。拒马河的水声从远处传来，不急不慢，像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打乱的东西。

 

七

第二天早晨，队伍继续操练。打谷场上，脚步声、口令声、枪栓拉动声混在一起，像是一段正在被反复调整的旋律。有几次，张廷瑞站在场边，看着那些年轻的脸——他们中有人在笑，有人在跟着口令走步，有人在低头擦枪，像是一群正在适应新重量的人。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转身走回庙里，在门口坐下，拿出那本党章，用一块旧布慢慢擦去边角上沾的灰。

队伍还在，火种还在。他们还没有打完，他们还在学。

拒马河的水，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