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囊载满乡土味
——知青返程回乡
文︱于爱庆
1978年秋收过后，我和同住一栋青年点的知青传华结伴回大连，同行一共三男一女四人。
我们雇来马车装运行李：整整八个旅行袋、一条化肥编织袋，再加一只实木大木箱。我的行李只有一口木箱、一个大号旅行袋，看着不多，内里却塞得满满当当：木箱里码着四十斤苹果、十斤地瓜、二十斤葵花籽；那只六十公分长的帆布旅行袋，足足装了七十多斤粗粒海盐。
我当年下乡插队在复县复州湾夏屯，此地距离大连一百四十公里，复州湾长途汽车站既是始发站，也是终点站。我们将所有行李一一搬上客车顶棚，用绳网牢牢捆扎固定，一路颠簸赶到普兰店转火车。留给换乘的时间仅有二十分钟，火车眼看就要进站，容不得半点拖沓。
我们三个男知青练出了农活里磨出的力气，一人单手拎一只旅行袋，中间同伴平伸手臂搭着物件，一趟就能转运四个大包。在乡下劳作两年多，早已练就一身蛮力，这点负重根本不算吃力。女知青便留守原地看管剩下的化肥袋，我们往返奔波搬运，最后合力抬着笨重的大木箱冲刺到候车处，分批把所有行李挪到火车站检票口。
几番往返折腾，总算踏上站台。我急着跟检票员说明情况：“火车马上进站，来不及买票了，我们上车再补票！”
刚把大件行李堆在站台，远处铁轨上已经望见火车头的影子滚滚驶来。我抹了一把满头大汗，叮嘱青年点的一男一女两位同伴：“你们别拎行李，先冲上车，立刻把车窗打开接应我们。”
那个年代铁路车次稀少，错过这一班，就要再等两个小时。普兰店小站只停靠三分钟，上下旅客挤作一团。我和传华用力将两人推上列车，车窗刚一推开，便抓紧间隙往车厢里抛掷旅行袋，一只、两只接连递进，片刻之间车窗内侧就堆起一座鼓鼓囊囊的行李小山。伴着火车阵阵悠长的鸣笛，我俩喘着粗气，连拖带扛把最后那只木箱搬进车厢。
汽笛再度长鸣，列车哐当启动，缓缓驶离站台。四个人长长呼出一口气，把占道的行李收拢堆叠，倚着包裹悠闲卷上一袋旱烟，总算松了口气。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过后，我和知青传华在沙河口火车站下车，拖着成堆沉重的行李挪向出站口。执勤检查员瞧着我们狼狈的模样，执意要给木箱过磅核验：“单人携带两个旅行袋已是限额，超重货物必须称重计费。”
称重结果出来，木箱净重四十公斤，超出限额十公斤，原本要罚款八角钱，一番据理力争后，工作人员酌情扣除十公斤皮重，最终补缴六角罚款。那六角钱，是我在地里干一整天农活才能挣到的酬劳，交钱时连一张收据都没能拿到。
搬完行李站在出站口，我俩累得动弹不得，抽着烟发愁如何转运。猛然瞥见路边停着一辆人力三轮车，我赶忙嘱咐传华看好行李，快步上前找到车夫，递上一支烟恳切求助：“大哥，我们是下乡回城的知青，行李太重走不动，能不能借您车子用下，帮我们送到电车站？”
车夫一听我们是插队知青，顿时心生体恤：“我弟弟也下乡插队了，都是过来人，别客气，我帮你们送过去！”
赶到电车站，发车在即，我央求售票员打开后门。她一眼看穿我们风尘仆仆的知青身份，热心拉开后门，还搭手帮忙把行李安置在车门边，不仅免收车票，我也大方抓了几个地瓜答谢她的好意。
电车一路哐当摇晃，抵达星海公园站卸下行李，我让传华留守照看，急匆匆跑回家喊人帮忙。站在楼下高声呼喊几声，五六个十五六岁的半大中学生呼啦啦跑出来，都是街坊邻里的少年，我安排弟弟领着大伙去车站抬运行李。
我坐在楼下花坛边抽烟歇息，不多时，只见孩子们一个个佝偻着身子，吃力地把大包小包扛回楼下，一边喘气一边嘀咕：“啥东西这么沉？”
“都是苹果、地瓜、海盐，实打实的干货。”这些六十公分长的大号旅行袋，就连我拎着都费劲，更别说城里长大的这群半大小子了。
复州湾本地坐拥大型盐场，乡里供销社少有海盐售卖，当地百姓日常吃盐，常推着手推车去盐场成袋拉运。这次回城前夜，我特意趁着夜色，推独轮车去盐场装了满满一袋粗海盐，分装进旅行袋带回大连。
带回家的海盐除了分给街坊邻里，余下的装进家里腌菜大缸，足足吃了两年多。复州湾盐场出产的海盐颗粒如指甲大小，晶莹透亮，是地道的天然海盐。这片土地还坐落着粘土矿、煤矿、石灰石矿，不少农户家中都有人在矿区务工，周遭耕地多为盐碱地，也造就了当地独有的民俗景致：家家户户都把陶制大缸当作花盆，依次立在墙头，成了乡间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今年恰逢我下乡五十周年，昔日青年点的同窗老友齐聚大连黑石礁酒楼设宴欢聚庆典。细细回望那段扎根乡土的日日夜夜，那些刻骨铭心的岁月、萍水相逢的热心路人、并肩吃苦的知青伙伴，悉数涌上心头，不由得感慨半生来路。
一辈子，
走自己的路，
唱自己的歌，
写自己的诗，
读自己的书。
作者于爱庆（笔名玩童）
于2026年7月13日
编辑制作：老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