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的忌日，重发回忆录前言，以示纪念！

《写在前面的话》

写这本书的动机，源于三十多年以前。说具体一点，大约是在1984年前后。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段。当时我因为夫妻二人都是民办教师。那个时代，“民办教师”是由农村（当时称农业生产大队），确切的说是由农村中某一生产队的驻民供养的。因为当时的民办教师除了每个月从教育行政部门领取人民币4元钱的补贴外，劳动报酬是由生产队记“工分”，年终参加生产队（现在称为“集体经济”）产品分配。由于经济发展很落后，多供养一名民办教师，意味着多就要一名民办教师从一个生产队二百多口人的嘴巴里中分出“一杯羹”！所以，我只得离开自已极为衷爱的“民办教师”岗位，由父亲带着“做生意”来糊口。因为我当时己经“为人父”了。我的女儿“嗷嗷待哺”！说是做生意，具体一点就是一大早五、六点起床，跟着父亲，各骑一辆自行车，后架上驮着跨在自行车两边的载货框子，于上午九点之前到达几十里外的兴平、礼泉、泾阳一带。那里都是一些大的物资集散镇，镇上定期有集贸市场。这些地方处于渭北塬上，人均土地面积相对较多，物资丰富、而且已接近“陕北”，民风淳朴，物价低廉平稳。我们要在中午以前买下（相当于批发）一窝猪仔（一般在五、六头，多的时候近十头），然后简单地用完自带的干粮，再分头驮运到乡下农村，卖给村民。有时机会好，赶下午五、六点就可以卖掉回到家里。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收入都会有的。这个收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是，机会不好，也常常会熬到天黑，甚至于贱卖或着赔本都会时有发生。偶然卖不掉，驮回家养几天再去卖的情况也是有的。这一阶段，是也我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阶段。劳苦与艰辛自不必说，单说我从一个“百里挑几”的高中毕业生（那个时代高中毕业生在农村还很稀罕），到呼风唤雨的大队团总支书记、青年人心里目中的崇拜者，再到令人羡慕不已的人民教师，一下子跌落到一个小商贩（人称“猪贩子”）心里落差可想而知。何况我自已认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是校园里的佼佼者。即便在“读书无用”的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对知识的追求。回到农村后，虽然一段时间前途渺茫，但是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已的要求，更没有放弃过用知识来完善自己。除了读书，还对音乐、美术、书法都曾有过不俗追求。事实证明，我曾是一个比较优秀的青年教师！难道就要落到此般田地？需知，在后“文革”时代，小商小贩，被认为是社会最低层，甚至于令人不齿。当然，这段时间也是我和父亲交流最多的阶段。父亲出身贫苦，十三岁就被家里送去中药铺做学徒，吃尽千辛万苦。解放后虽然经“公私合营”，成了“公家人”，但是好景不长。五十年代末在“反右”中因言获罪，被当作右派处理回到农村。后来在文革中又受到非人折磨，历尽歧视和坎坷。成就了性格上除了一股“硬汉子”的品质外，为人处世也变得格外小心的性格。一般人轻易难以走进他的心里世界。他对自己的家人也要要求极严，特别是对子女，更是严历到了近似苛刻的程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对父亲都是敬而远之。就连我最小的妹妹，他虽然从心里心疼，但表面上也决不放纵。我们姊妹平时很少与他深层的交流。但父亲决对不是一个不懂感情的人，更不是一个粗心的人。在我们的营生中，父亲尽可能地关怀我，除了尽可能从做生意的技巧上指导外，总是想方没法创造条件降低我谋生的难度，宁可把困难留给自己。最值值得怀念的是父亲还把自己的人生得失，用最朴实的语言和感受传授给我。我们利用来在路上相伴而行的机会，谈家族的兴衰史、谈人生的感悟、谈社会的复杂和人生的险恶。父亲更多的是谈对自己一生没有机会读更多的书而遗憾希望子孙后代能够成为书香门弟的愿望。父亲就象我们小时候读书时引导我们努力学习一样，不但指导我渡过了人生中这一最艰难的时段，更是帮助我确立和完善了人生的价值观。这段时间的交流，是我漫漫人生旅途的一大财富，也是我人格形成的一个结点，在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发挥着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的作用。在我后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虽然遇到过很多艰难，但只要想起这段经历，则从来不曾退缩！这一阶段，我也曾经把我的人生得失向父亲坦露。甚至曾经有过有朝一日人生得志，一定要办一所学校的狂妄。几十年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且是在他人主动提出与我合作办一所针对高考的补习学校时，我还时常想起当初与父亲讨论的问题。但是，我拒绝了。这是因为，这个时代，教育已经失去了儒家“朝闻道，夕死可以”的“教化”目的而沦落为一种“产业”行为。完全不可能体现本人当时主张办学校的初衷。于是，改变主意，决心写一部回忆录，以寄托和体现自己一生的愿望与失落。并报答父亲对于子孙后代的期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刘氏家族的兴衰，可以说，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我自已虽然知之甚少，但是，从祖父、祖母的只言片语中，从父母的片断记忆中，能够感受到先祖们在哪个时代和社会条件下与命运的抗争。自已有责任为后辈们留下一点可资回顾的记忆。1984年秋，我到宁夏石嘴山工作，通过走亲访友，了解了祖父当年从军的大致经历以及“王氏”家族的命运。更坚定了我写这部作品的意志和信心。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又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参考，只能通过前辈亲友的回忆了解一些宝贵的信息。加上这些亲友都不是直系血亲，又没有文化，所能提供的信息支离破碎甚至扑朔迷离。有些信息只能做为侧面旁证。所以收集材料难度极大。本来，在1984年离开陕西奔赴宁夏时，祖母曾亲手交给我一件堪称“文物”的物件。那是祖父1958年第一次回宁夏石嘴山时与他的二姐家（赵家）补充鉴立的一份“契约”。这份“契约”我一直视如珍宝，随身保存。原因是我刚到宁夏，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根甚，吃单位食堂、住单身宿舍，只能随身保存。可以说是走到那里带到那里。就在一次兰州火车站的转车中，随身挎包被盗，我的“传家宝”从此失窃，一去而不复返，从此，成为一生的心病。为了弥补和补偿这些心债，我必须为后代留下些许文字，对自己的良心和家族有一个交代。这篇文字从2014年退休后就开始构思，由于对自己的文字能力没有信心，一直怯于动笔。2017年以后，终于下了决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写写停停，前后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其中原因很多。既有冗务的牵扯，也有自身的困难；最多的原因还是由于获得各种材料的制约。因为从小喜欢理科，一开始教书也是教授理科课程。后来改行教高中政治课，也涉及过一些文字工作，但是写作毕竟不是自己的强项。本书一开始计划为六章，包括一生的六个阶段即读书前的幼年时期，主要介绍家族情况；二是读书时期，主要介绍当时社会状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在运动中本人及家人的经历；三是在农村务农的时期，即“后文革”时期的社会环境及本人的经历；四是民办教师阶段。这一段是自己人生走向成熟的阶段。五是到宁夏以后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学习状况，是自己人生经历最长的阶段；最后一部分是退休后的生活。全书大约在2019年底基本上已经完稿。但是由于对原稿并不满意。原因是讲过程多，谈感受少；写自己多，反映社会环境少，削弱了作品的社会价值。2020年初，正在对文章进行修改之际，暴发了“新冠疫情”。随着疫情的发展和衍变，引发了经济、社会“百年末有之大变局”。本人认为，此变局，有可能既是吾辈进入晚年的不幸，也是人生经历怀着“向阳”的心态，“冷眼看世界”的机会，所以，做为经历了无数社会政治运动，又亲偿了“小康”过程的一代人，有责任把此“变局”介绍给后代。不管是“福”是“祸”，都不可回避！所以，用一年时间对文本又作了扩展香门弟的愿望。父亲就象我们小时候读书时引导我们努力学习一样，不但指导我渡过了人生中这一最艰难的时段，更是帮助我确立和完善了人生的价值观。这段时间的交流，是我漫漫人生旅途的一大财富，也是我人格形成的一个结点，在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发挥着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的作用。在我后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虽然遇到过很多艰难，但只要想起这段经历，则从来不曾退缩！这一阶段，我也曾经把我的人生得失向父亲坦露。甚至曾经有过有朝一日人生得志，一定要办一所学校的狂妄。几十年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且是在他人主动提出与我合作办一所针对高考的补习学校时，我还时常想起当初与父亲讨论的问题。但是，我拒绝了。这是因为，这个时代，教育已经失去了儒家“朝闻道，夕死可以”的“教化”目的而沦落为一种“产业”行为。完全不可能体现本人当时主张办学校的初衷。于是，改变主意，决心写一部回忆录，以寄托和体现自己一生的愿望与失落。并报答父亲对于子孙后代的期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刘氏家族的兴衰，可以说，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我自已虽然知之甚少，但是，从祖父、祖母的只言片语中，从父母的片断记忆中，能够感受到先祖们在哪个时代和社会条件下与命运的抗争。自已有责任为后辈们留下一点可资回顾的记忆。1984年秋，我到宁夏石嘴山工作，通过走亲访友，了解了祖父当年从军的大致经历以及“王氏”家族的命运。更坚定了我写这部作品的意志和信心。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又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参考，只能通过前辈亲友的回忆了解一些宝贵的信息。加上这些亲友都不是直系血亲，又没有文化，所能提供的信息支离破碎甚至扑朔迷离。有些信息只能做为侧面旁证。所以收集材料难度极大。本来，在1984年离开陕西奔赴宁夏时，祖母曾亲手交给我一件堪称“文物”的物件。那是祖父1958年第一次回宁夏石嘴山时与他的二姐家（赵家）补充鉴立的一份“契约”。这份“契约”我一直视如珍宝，随身保存。原因是我刚到宁夏，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根甚，吃单位食堂、住单身宿舍，只能随身保存。可以说是走到那里带到那里。就在一次兰州火车站的转车中，随身挎包被盗，我的“传家宝”从此失窃，一去而不复返，从此，成为一生的心病。为了弥补和补偿这些心债，我必须为后代留下些许文字，对自己的良心和家族有一个交代。这篇文字从2014年退休后就开始构思，由于对自己的文字能力没有信心，一直怯于动笔。2017年以后，终于下了决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写写停停，前后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其中原因很多。既有冗务的牵扯，也有自身的困难；最多的原因还是由于获得各种材料的制约。因为从小喜欢理科，一开始教书也是教授理科课程。后来改行教高中政治课，也涉及过一些文字工作，但是写作毕竟不是自己的强项。本书一开始计划为六章，包括一生的六个阶段即读书前的幼年时期，主要介绍家族情况；二是读书时期，主要介绍当时社会状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在运动中本人及家人的经历；三是在农村务农的时期，即“后文革”时期的社会环境及本人的经历；四是民办教师阶段。这一段是自己人生走向成熟的阶段。五是到宁夏以后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学习状况，是自己人生经历最长的阶段；最后一部分是退休后的生活。全书大约在2019年底基本上已经完稿。但是由于对原稿并不满意。原因是讲过程多，谈感受少；写自己多，反映社会环境少，削弱了作品的社会价值。2020年初，正在对文章进行修改之际，暴发了“新冠疫情”。随着疫情的发展和衍变，引发了经济、社会“百年末有之大变局”。本人认为，此变局，有可能既是吾辈进入晚年的不幸，也是人生经历怀着“向阳”的心态，“冷眼看世界”的机会，所以，做为经历了无数社会政治运动，又亲偿了“小康”过程的一代人，有责任把此“变局”介绍给后代。不管是“福”是“祸”，都不可回避！所以，用一年时间对文本又作了扩展。

和充实，以期最大限度地完整反映一生的经历。还有一个目的，刘氏家族既苦难深重，又有不屈的血性与精神，就更需要一部代替族谱的文字。如此这般，本文可能成为一个“四不像”的作品。因为让人一看，可能产生一个困惑：不知是想写社会还是写自己？本人认为，只要能给后人留下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刘（王）氏家族在这个社会变革时期生存环境的机会，就是本文的目的。有名人言之“社会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吾辈正是见证无数背着“大山”走过来的人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本书包括九章和一个尾声，共计十个章节，约50万字。为了利于读者了解早期和家族全貌，还附有两个“附录”。涉及他人时，尽可能隐去名姓，以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有冒犯敬请亮解。博奎，博顺、博君，也希望你们转发到各自的家庭群。

今天是母亲85岁生日，谨以此文奉给刘氏子孙！

2021（农历庚子）年2（腊）月8（廿十七）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