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俊
在我们兄弟几人的记忆深处,少年乃至青年初期的岁月,宛如一颗被强行剥开的洋葱,每触碰一层便是一阵刺痛与泪水。
彼时,父母双双患病,不久后,父亲带着千般不舍、万般无奈而撒手人寰。兄妹中四人尚在上学,顶梁柱的轰然倒塌,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瞬间坠入无底深渊。犹记父亲去世那天,父老乡亲帮忙将棺木从楼上缓缓放下,看着这个四壁萧条、又是一屋子半大却满眼迷茫的孩子,在场的人无不红了眼晴,纷纷叹息:“没大(父亲)的娃这日子咋过呀!”
就在我们手足无措、濒临绝望之际,是八爸和八娘毫不犹豫地伸出了那双粗糙有力的大手,将我们紧紧揽入怀中,背起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包袱。从此,在八爸和八娘的呵护下,我们兄妹心中因丧父、母病而造成的创伤被一点点抚平。他们供我们继续读书,供我们衣食,教我们做人,让我们在那粗茶淡饭、旧衣薄被的日子里,依然能衣食无忧地健康成长,重新找回了家的温暖。
那年,八爸年近四十,是陕西省森工一处的一名职工。为了兑现他对大哥(家父)临终前那句“有我在,你放心”的承诺,为了撑起这个家,更为了早日还清大哥生前治病欠下的债,他毅然放弃了相对安稳的管理岗,主动挑起了繁重危险的计件工作——多劳多得,拿命换銭。
每天九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他拿着简陋的工具,踩着崎岖的山路,开山劈石,迎难而上,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啊:他蹲在青灰色的巨石前,双手死死攥紧钢钎抵住石面,任凭工友抡起大锤狠狠砸下,震得双臂发麻,虎口生疼。当他抡起大锤有力击打钢钎时,汗珠顺着额头滚落下来,辣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也只抬手胡乱抹一把,目光依旧死死盯着钢钎下的裂缝——那是裝药的眼,必须錾得又深又准,石头才能炸开。
装药是最惊心动魄的环节,八爸小心翼翼地将药填进石眼,额角青筋绷得紧紧的,动作轻得像在摆弄易碎的瓷器。“轰隆”一声巨响,巨石崩裂,碎石如暴雨般飞溅。他迅速躲到背靠崖壁的安全处,眼晴却紧盯飞石的方向,待烟尘散尽,他又抄起铁锨冲上前去清理护坡……
夕阳西下时,八爸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工地,手背被震出了血,掌心磨出了厚茧,可眼神却格外明亮。他知道,山外村庄亮起的点点灯火,其中有一盏灯是自己的家。他每一次挥锤錾击,每一次在飞石中惊险闪躲,都是在用血肉之躯对抗天险,用无畏的坚守谱写一曲“敢叫天堑变通途”的壮歌,一步一步将那个赤贫的家从泥沼中拔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组织给了八爸一个艰苦行业的“内招子女”名额。在那个年代,这张表就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只要填上名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就能摇身变成吃商品粮的工人。按理说,他完全可以等自己的孩子到龄之后再填表,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可当他想到侄儿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且迫在眉睫时,他和八娘商量,最终忍痛割爱,在那张决定前程的招工表上,毅然写下了侄儿的名字。这一笔,就像久旱逢甘霖,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让灰暗的家庭瞬间有了光亮,许多原本难以逾越的坎儿(如婚姻),如同疏通后的水流自然顺畅,整个家庭的局面豁然开朗。
后来,我们兄弟几个陆续到了成家年纪。盖房子、娶媳妇这两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母亲有心无力,又是八爸八娘默默接过这副重担。他们帮助我们申请庄基、筹措资金,选址建房。为了凑彩礼,八爸在大灶上吃饭永远是多素少荤,精打细算;一年四季穿着工装,唯一的一件蓝色迪卡布上衣穿了七八年,袖口起了线穗,胳膊肘打着补丁,脊背褪成了近乎白色的浅蓝,他却始终舍不得扔。八娘的衣裤更是补丁加身,洗淨为新。他俩的原则只有一个:“穿不烂,不换新。”
节俭才有积蓄,积蓄才能办大事。靠着这种难得的韧性和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八爸为我们盖起了房子,帮助我们相继成了家。一砖一瓦,盖起的是遮风挡雨的家;一针一线,缝制的是慈母般的温暖。他们用十几年的心血,给了我们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了我们精神上的依靠,铺就了我们通往幸福的大道,让我们知道:即使父母病倒,我们身后依然有靠山,依然有疼爱。
如今,我们兄弟几人皆已儿孙满堂,日子也越过越好。可当我们想回报二老时,才发现这份恩情太重太重,重到我们用尽余生也难以偿还。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八爸八娘给了我们生活。这份超越了普通叔侄之情的血脉亲情,早已融入了我们的骨血,代代相传,永不磨灭。这是一个善人义士的人生故事,八爸用他朴素实在、憨厚赤诚的一生 ,向世人诠释了什么是家族担当,什么是一诺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