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俊
在我们兄弟几人的记忆深处，少年乃至青年初期的岁月，宛如一颗被强行剥开的洋葱，每触碰一层便是一阵刺痛与泪水。
彼时，父母双双患病，不久后，父亲带着千般不舍、万般无奈而撒手人寰。兄妹中四人尚在上学，顶梁柱的轰然倒塌，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瞬间坠入无底深渊。犹记父亲去世那天，父老乡亲帮忙将棺木从楼上缓缓放下，看着这个四壁萧条、又是一屋子半大却满眼迷茫的孩子，在场的人无不红了眼晴，纷纷叹息：“没大（父亲）的娃这日子咋过呀！”
就在我们手足无措、濒临绝望之际，是八爸和八娘毫不犹豫地伸出了那双粗糙有力的大手，将我们紧紧揽入怀中，背起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包袱。从此，在八爸和八娘的呵护下，我们兄妹心中因丧父、母病而造成的创伤被一点点抚平。他们供我们继续读书，供我们衣食，教我们做人，让我们在那粗茶淡饭、旧衣薄被的日子里，依然能衣食无忧地健康成长，重新找回了家的温暖。
那年，八爸年近四十，是陕西省森工一处的一名职工。为了兑现他对大哥（家父）临终前那句“有我在，你放心”的承诺，为了撑起这个家，更为了早日还清大哥生前治病欠下的债，他毅然放弃了相对安稳的管理岗，主动挑起了繁重危险的计件工作——多劳多得，拿命换銭。
每天九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他拿着简陋的工具，踩着崎岖的山路，开山劈石，迎难而上，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啊：他蹲在青灰色的巨石前，双手死死攥紧钢钎抵住石面，任凭工友抡起大锤狠狠砸下，震得双臂发麻，虎口生疼。当他抡起大锤有力击打钢钎时，汗珠顺着额头滚落下来，辣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也只抬手胡乱抹一把，目光依旧死死盯着钢钎下的裂缝——那是裝药的眼，必须錾得又深又准，石头才能炸开。
装药是最惊心动魄的环节，八爸小心翼翼地将药填进石眼，额角青筋绷得紧紧的，动作轻得像在摆弄易碎的瓷器。“轰隆”一声巨响，巨石崩裂，碎石如暴雨般飞溅。他迅速躲到背靠崖壁的安全处，眼晴却紧盯飞石的方向，待烟尘散尽，他又抄起铁锨冲上前去清理护坡……
夕阳西下时，八爸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工地，手背被震出了血，掌心磨出了厚茧，可眼神却格外明亮。他知道，山外村庄亮起的点点灯火，其中有一盏灯是自己的家。他每一次挥锤錾击，每一次在飞石中惊险闪躲，都是在用血肉之躯对抗天险，用无畏的坚守谱写一曲“敢叫天堑变通途”的壮歌，一步一步将那个赤贫的家从泥沼中拔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组织给了八爸一个艰苦行业的“内招子女”名额。在那个年代，这张表就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只要填上名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就能摇身变成吃商品粮的工人。按理说，他完全可以等自己的孩子到龄之后再填表，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可当他想到侄儿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且迫在眉睫时，他和八娘商量，最终忍痛割爱，在那张决定前程的招工表上，毅然写下了侄儿的名字。这一笔，就像久旱逢甘霖，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让灰暗的家庭瞬间有了光亮，许多原本难以逾越的坎儿（如婚姻），如同疏通后的水流自然顺畅，整个家庭的局面豁然开朗。
后来，我们兄弟几个陆续到了成家年纪。盖房子、娶媳妇这两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母亲有心无力，又是八爸八娘默默接过这副重担。他们帮助我们申请庄基、筹措资金，选址建房。为了凑彩礼，八爸在大灶上吃饭永远是多素少荤，精打细算；一年四季穿着工装，唯一的一件蓝色迪卡布上衣穿了七八年，袖口起了线穗，胳膊肘打着补丁，脊背褪成了近乎白色的浅蓝，他却始终舍不得扔。八娘的衣裤更是补丁加身，洗淨为新。他俩的原则只有一个：“穿不烂，不换新。”
节俭才有积蓄，积蓄才能办大事。靠着这种难得的韧性和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八爸为我们盖起了房子，帮助我们相继成了家。一砖一瓦，盖起的是遮风挡雨的家；一针一线，缝制的是慈母般的温暖。他们用十几年的心血，给了我们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了我们精神上的依靠，铺就了我们通往幸福的大道，让我们知道：即使父母病倒，我们身后依然有靠山，依然有疼爱。
如今，我们兄弟几人皆已儿孙满堂，日子也越过越好。可当我们想回报二老时，才发现这份恩情太重太重，重到我们用尽余生也难以偿还。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八爸八娘给了我们生活。这份超越了普通叔侄之情的血脉亲情，早已融入了我们的骨血，代代相传，永不磨灭。这是一个善人义士的人生故事，八爸用他朴素实在、憨厚赤诚的一生 ，向世人诠释了什么是家族担当，什么是一诺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