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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南蓢月刊》第四卷第四期中记载了旅居加拿大华侨马镜河致编辑马策廷《寄呈策廷兄七绝四首》。彼时马镜河远居海外，有“怀才未遇寄闲身”之感，空间上的隔绝与精神上的孤独使他迫切地向大洋彼岸的故土寻求精神慰藉。他直言“雄心未减喟蹉跎”，更道“豪情侠气冲天际，惊动星移发浩歌”。虽身处异国他乡，他却依旧心系桑梓，“盼赐鸿笺慰寂寥”，渴望收到祖国音讯，寻觅故土文化知己，以消解离散带来的精神“寂寥”。
近现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与华侨群体大规模海外迁徙的交汇期，类似马镜河这样的海外华侨，以旧体诗词这一传统文学体裁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文学文本，既折射出中外文明碰撞交融的复杂图景，也承载着华侨群体实现从“同乡人”到“中华民族一员”的文化认同的转变。通过旧体诗词创作，华侨群体在遵循共同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中实现文化确认。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间出版的200多份近现代华侨报刊，共1317期刊物中，刊载旧体诗词近2500首。此类作品恪守传统格律，以古体诗词为载体，如七律、七绝等，且题目中大量含有“步韵”“和韵”“奉和”或“怀古”等关键词。华侨报刊刊载了大量以抗日救亡、华侨教育、地方联络为主题的诗文，反映了近代以来华侨华人社会信息传播与文化建构的基本面貌。华侨群体通过“投稿－刊发－唱和”的文学往来，凝聚起华侨群体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何以成为可能？
文化认同并非无本之木，其表现为一种对抗遗忘、寻找精神归宿的强烈本能。如何理解这种对于故土文化的深切渴望？读者须将自己投射于“离散”的独特生存背景中。在离散理论的视域下，近现代华侨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去地域化”特征：肉身定居异国，精神却始终游离于当地主流社会之外，饱受种族歧视、语言隔阂以及殖民压迫，深陷“边缘人”的生存困境。1911年，邱菽园游槟城，于《槟城新报》发表《到槟城后有感而作》，诗云：“扁舟横海觅知交，身世浮沉一幻泡。萍水相逢多感慨，同胞毕竟是同胞。”此诗道尽“离散”华侨内心深处的精神焦虑。诗人虽远离故土，但一遇到同胞，便能瞬间重建与故土的精神联结。
离散视域下，故土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文化意义、身份认同与文明连续性的源头。这种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巨大错位，催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而书写旧体诗词便是他们对抗这种焦虑的方式之一。
这种坚守，不仅是个体的有感而发，更演化为报刊上海内外文人的“步韵”唱和。华侨通过诗词互动构建起文化圈，在异国他乡开辟出一块文化飞地，填补了身体离散带来的精神无所依托，进而形成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所构筑的精神依托，正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生动实践。安德森提出，印刷媒介的流通，让相隔万里、互不相识的人们，通过阅读同样的文字，在心理上构建出情感联结。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侨胞们而言，现实的故土虽遥不可及，但手中的报刊是最便捷的精神慰藉的载体。国内文人与侨胞们通过“投稿－刊发－唱和”文学仪式，在这个离散群体中形成超越地缘的互动。1937年，台山云山月报社编辑出版的《云山月报》刊登了一组名为《倭寇侵华有感》诗作，作者黄崇锡高声疾呼“剧练精兵同御侮”“拒日同声起卧龙”，颂扬“纵死沙场留烈魄，休生尘世任凌夷”的民族气节，将个体生命价值融入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整首诗以完整的七律形式见诸报刊，工整的文言句式和格律章法成为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会员证”。每一次笔墨的往来，都在异国他乡的荒原上，一次次确证同属的文化身份，让散落的精神孤岛在中华文化疆域里连成一体。
旧体诗词：文化认同的语言载体
格律与用典是旧体诗中特有的文化符号系统，具有身份区隔的排他性。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中所言：“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他认为，民族的本质建立在语言之上。华侨身处海外离散语境，面临双重语言困境：对外被殖民语言包围，存在失语危机；对内，群体内部方言繁杂，难以实现情感共鸣。
华侨报刊是海外华侨表达情感、维系认同的重要阵地。华侨坚守旧体诗的格律与用典规范，不仅抒发乡愁，更以共享的文化形式，在异国他乡构建起一个精神上的故乡。梳理《南蓢月刊》诗文篇目可知，88篇诗歌作品中，旧体诗词多达77首，格律丰富多样，包含39首七绝、22首七律、10首五绝、6首五律、2首五言古诗以及9阕词作。其中，七绝多用于即事感怀、赠答唱和，涵盖抗战偶感、送别赠言等题材；七律则多用于纪念、咏物抒怀，如刊物复刊三周年纪念、咏梅柳等。
以外，该刊诗文中还有150余处用典，其中68处为历史人物典故，有班超、祖逖、董狐、卜式等中华文化中代表“忠义”的人物。在抗战背景下，海外华侨频繁化用这类典故，充分展现了他们对故土的赤诚和文化的认同。该报刊中用典密度最高的旧体诗是1940年第四卷第一期的《前题步原韵 七律一首》，全篇用典9处；其次是《题雁字 七律一首》，单篇含典7处。高密度用典并非偶然，是华侨诗人在民族存亡、离散漂泊之际，主动开展的文化建构。
旧体诗词通过报刊媒介构建起“文字抗战”，将个体的战争感知上升为群体的历史记忆。华侨群体对这段记忆的反复书写，使其与国内的将士同频共振，消解了地理阻隔，凝聚成精神共同体。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文化认同始终是联结海内外同胞的精神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
家国情怀：文化认同的情感外化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精神基因和最深厚的民族情感。2019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检索《近代华侨报刊大系》中的诗词可知，“国”字出现1073次，“家”出现795次；象征国土的词语“山河”“大地”“神州”“故国”等也都频繁出现。从个体小家到民族大国，家国观念对于华侨而言，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贯穿于其文学表达与日常精神生活的一种文化认同。
《坂潭月刊》收录黄衫公《悼毓全烈士二绝》有云：“为国捐躯不世勋，男儿勇气志凌云。”诗人悼念烈士“为国”牺牲，赞扬烈士将个人生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是家国情怀的核心表达。诗中“此日同袍哭将军”以“同袍”凝聚同胞一体的身份联结；“新婚忍别罕今闻”则展现当陷入家国难以两全的困境时，烈士舍小我、成大我的抉择，以生命践行为国奉献的文化认同。
华侨报刊的字里行间，家与国的边界被战火消融，又在血泪中重铸为家国一体的信念。华侨以诗词创作，将对故乡与亲眷的牵挂升华为捍卫国家主权的赤诚。在此过程中，他们不再是漂泊于地域与文化边缘的游子，而是民族命运的守护者和参与者。这种基于深厚家国情怀的文化认同，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阻隔，成为近代华侨在动荡时局中确立自我身份的精神坐标。
（作者：童雯霞，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出版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梦雪，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出版学院）25级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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