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论】人物的悲剧命运与作家的人文忧思

    ——读董信义长篇小说《浮影》

                       杨焕亭

    《浮影》从创作到出版，历时十多年。然而，充盈在作品中的悲剧意蕴，作家以人的生存尊严和生存环境为焦点的人文忧思，作品中为主要人物承载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冲突，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渐行渐远而淡出读者的审美视野，而且因为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深层矛盾而生发出强烈的共鸣效应。

     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的冲突。”董信义是一个有着鹰觑鹘望一样文学敏感的作家。上世纪末，与中国城市文明日益成为主导文明相伴随的文化浮华和躁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的道德和精神的沉沦、乡村生命个体进入城市后遭遇的文化隔膜，首先引起作家的关注，从而选择了两位进入城市后的乡村女性的命运起伏作为审美表达的艺术载体。

     这使他的作品打着浓浓的“新乡愁”的烙印。

     故事是从发生在清渭市“夜巴黎”歌舞厅一件命案拉开序幕的，而“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这样的选择，就把整部小说置于“反思”的高度。作品的女主人公之一，来自渭北高原的女子杏儿，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牵扯进政府秘书西一凡神秘的死亡案件中。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她就是真凶，然而，它却是人与环境冲突所带给人物的“厄运”。母亲去世后，父亲与李寡妇走到一起，留下杏儿与相依为命的婆婆离开家乡，“艰难困苦的日子，在灯红酒绿的城市开始了”。她们的梦带着人性的温馨，也带着泪浸的清苦，城市所能够给予她们的，就是“一个月100元的工资连房钱都不够，如何能应付生活呢？”她们的梦带着爱的浪漫，更带着焦虑的沉重，陈可一次次地让她品尝爱的甘甜，又一次次地让她遭遇情感的逃离，当不断陷入生存危机时，他对于杏儿，只能是前方可望却不能及的“梅林”；她们的梦带着抗争的倔强，更带着命舛数奇的无奈。“苦难的杏儿不得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从此堕入风尘，靠陪酒卖笑去支撑在这座城市最低水平的消费。不管在内心深处，怎样地去维护一个女人的自尊和善性，然而，她改变不了世俗投过来的鄙夷和怀疑的目光。“自己陪的客人竟莫名其妙地死了……虽然明白自己没有杀人，可人家怎么会相信呢？”它就像梦靥一样让杏儿和她的女友桃儿陷入几于窒息的境地，以致当“夜巴黎”一夜间被查封后，她们不得不忍辱受屈地去重操旧业，去看人世的炎凉冷暖。作家以看似温婉而潜藏着冷峻的笔触，在人物命运冲突的旋流中，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鲁迅语）

     然而，董信义对于女主人公遭遇既是浪漫的又是写实的叙事，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赚取读者一把辛酸泪。“真正优秀的悲剧应该在人类灵魂舞台上上演”，杏儿和桃儿的人生遭际，固然有着生活的困顿，当她“失望地走在大街上”，第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一摸口袋，没有几个钱……没有工作，没有钱，怎么养活孩子，养活婆婆”；固然有着她们自己对命运的万念俱灰，用桃儿的话说，就是“生来供男人乐，自己受罪”，然而，更深层的还在于逐利大潮，权力腐败背景下人文生态的恶化。西一凡的死，成为一个导火索，它首先引起了记者俞一阳的关注，进而由于他的舆论推动，清渭市各级领导掀起的“净化环境，扫黄打非”的风暴。当俞一阳走在所谓“红灯区”街头时，他心头“有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向自己提出了极具历史沉思的诘问：“这是西方文明的毒症，还是中华文明的毒瘤；这是先进文明的死亡，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瘟疫？”所谓人物的典型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物生存的各种复杂关系。西一凡的堕落，青云、青藤的流俗，那些大经理、包工头的粗鄙不堪和人欲横流，使得杏儿和桃儿周围弥漫着一股“流气”和“腐气”。应当说，它是作家营构的两位女主人公命运波折的环境钵鏊，她们一度显得很无助。诚如德国精神病学家弗洛姆所说：“一个人所处的……悲剧性的—处境就是：当他最需要良知时，良知却最软弱。”走笔至此，作者为自己的小说书名《浮影》做了一个富于哲学意义的诠释：文化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只有以文明为核心价值的时候，它才可能是健康而持续的；而离开了文明先导，任何繁荣都不过是暂时的浮光掠影。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里的一句台词：“最光明的天使也会堕落，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在《浮影中》，俞一阳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向善向美向真的力量，杏儿在他的帮助下，走进阳光，拂尘还珠，她本体所携带的善良和本真，终于因为回归人间而葳蕤丛萌，无论如何对读者都是一种美学意义的安慰。

               2016年6月20日于梅轩

【作者简介】

     杨焕亭 ，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各类文学作品600余万字，小说《汉武大帝》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 ，推荐参选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