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从谖草到黄花菜的名称变迁
人生愁肠,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三国曹孟德的诗。不过,早在三国以前,萱草已成为真正解忧之物。《诗经》中的“谖草”,到《夲草纲目》中的“黄花菜”,这株明黄色的花,在中华文明中,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而它在不同时期的名称变迁,恰好是从不同维度阐释萱草“解忧”效果的历史反映。
对萱草“解忧”效果的阐释,有食用、医疗和精神(文化)三个维度。
食用维度的“解忧”始于《诗经》。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诗经》里那个带着“忘却”本意的“谖”字,是萱草留在中华文明里最早的印记。
“民以食为天”,而从野外采集植物花实,是先民解决食物的主要途径。他们偶然发现了野外新鲜的萱草花苞,采了一只送入口中,结果生出一种微醺的松弛感,轻微的眩晕让紧绷的神经暂时卸下重负,那些缠人的细碎愁绪,在昏然的松弛里暂时退到意识边缘。这是最初的“解忧”体验。他们反复试验,结果仍然如此。于是,给它起了一个“谖草”的名字,并在民间传播。当时,郑国有一个女子,丈夫从军久不归家,她思念不已,发出了咏叹,“到哪里去找一株忘忧草,把它种在北堂旁”。周室的采诗官各处采风,把这首歌记录下来,就是《诗经·卫风·伯兮》这首诗,于是,萱草以“谖草”的名义,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种集食萱草花苞解忧的举动一直延续到后世。西晋张华曾在《博物志》一书中尝试对黄花菜“忘忧”进行释义: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直到宋代,李九华《延寿书》还说,萱草花“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
这份“昏然如醉”的体验,藏着现代科学才能解释的真相:萱草花嫩苗内含秋水仙碱,尤以花梗的花蕊为甚,在人体内能合成有毒的二秋水仙碱。生食会使人迷醉,类似中风,故烦忧谐忘,这才是所谓“忘忧”的真相。
可先民们很快发现,生食萱草的话风险很大,一旦采食过量,迷醉感会演变成恶心、呕吐等强烈的中毒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当越来越多因生食萱草引发的严重后果出现时,人们终于惊觉,力图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加工,保留其正面效果,同时照避免其负面效应。于是萱草入了药,医疗角度的“忘忧”便产生了。
医疗维度的解释始于《神农本草经》,这是第一部比较系统阐述中药的古籍,成于东汉年间。它将萱草列为上品,明确记载其“味甘,平,无毒。主安五脏,利心志,令人好欢乐无忧,轻身明目”,直接把萱草“解忧”的功效落地为正式的药学定论,表明经过蒸制、晾晒等工序,萱草褪去鲜草里的青涩毒性,摇身变为温软甘平的干黄花菜,带着温和的安神效力,能平缓翻涌的情绪、安抚辗转的失眠,让人心神慢慢归于舒展。这是萱草药用历史的起点,距今已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
萱草解忧的医疗效果也得到现代科学的证明,黄花菜含有天冬素、蒽醌类化合物和黄酮总糖类物质,配合相关药剂能够产生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抗氧化、杀血吸虫、改善睡眠、消炎和抗抑郁等作用。
其后魏晋稽康《养生论》中“合欢蠲忿,萱草忘忧”的著名论断,正是直接承袭《神农本草经》的功效描述而来,唐宋《本草图经》、明代《本草纲目》中关于萱草安五脏、利心志的内容,也都是对东汉《本经》记载的进一步阐释和实践补充。
特别是《本草纲目》将其列入菜部,并正式记载了“黄花菜”名称,萱草从一株带着野趣的野草,正式走进了药谱与餐桌,成了古人药膳同源的佳方。
清代文人王士雄曾著书《随息居饮食谱》,里边记载了黄花菜“利膈,清热,养心,解忧释忿,醒酒”的功效,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宴饮过后,通常会把黄花菜当做宴席的最后一道菜,以便醒酒。现在有“黄花菜都凉了”的俗语,正是萱草这药膳合一角色的反映。试想,去赶赴宴席,而最后一道黄花菜都已经凉了,这种速度,可当真是比乌龟还要慢上几步了。
文化维度则正式始于东汉《说文》,终于清代李渔《闲情偶寄》。
《说文解字》中第一次出现了“萱草“的名称,并直接点明“萱,令人忘忧草也”,从文字层面把“忘忧”的属性锚定在萱草身上,正式开启了文化维度的解忧阐释。
这一时期的文人开始在诗歌中频繁提及萱草,将其作为消解愁绪、排遣忧思的象征。
从唐代开始,随着孟郊诗的传播,后世逐步衍生出“北堂植萱”的习俗,萱草成为代指母亲的“萱堂”符号,解忧的内涵从消解个人愁绪,延伸为慰藉母亲思念、寄托游子孝心的情感载体。这份由文化修养与情感联结催生的心理慰藉,早已脱离了植物本身的功效,成了刻在民族文化基因里的精神解药。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萱草意象进行了重新审视与记录,认为萱草不仅能让人视觉上感到愉悦,还能从心理上缓解忧愁。这为绵延数千年的萱草文化阐释画上了句号,完成了精神维度的完整闭环。
从带着野趣的谖草,到可食可药的黄花菜,萱草的“解忧”从来不是什么虚妄的神话。它是先民探索自然时的偶然体验,是中医炮制智慧沉淀出的安心效力,更是千百年亲情与文化浇灌出的精神寄托。直到今天,我们在餐桌上夹起一筷子软嫩的黄花菜,看见公园檐下盛放的明黄花朵,依然能接住这份跨越千年的、独属于中国人的温柔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