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深耕河洛研文脉 著文论古赴盛会
2026年7月11日，中国古都学会年度大会在四川成都隆重召开，全国各地深耕古都文化、历史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探古都文明渊源，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此次盛会之上，来自河南洛阳的本土文史学者胡树青先生携学术论文参会交流，成果备受业界关注。
胡树青，1947年生，洛阳人，曾任偃师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数十年来潜心治学，心向文史，深耕不辍，主攻河洛文化史、历代建都历史，同时钻研古典文献与古文字训诂，扎根中原大地，深挖河洛文明底蕴，笔耕不辍，潜心考据，在地方古都文化研究领域积淀深厚、颇有建树。
本次大会中，胡树青先生精心撰写的学术论文《三星堆遗址与中原夏商遗址文物有何异同》成功入选大会正式论文集，获得学界认可。在分组研讨交流环节，他登台宣讲论文观点，立足实物遗存与考古实证，对比剖析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存，与中原夏商时期遗址出土文物之间的文化共性、形制差异、技艺传承与文明交融脉络，理清南北上古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论据扎实，见解独到，为上古时期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交融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本土研究视角。
从河洛故土走向全国学术舞台，以中原视角探寻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胡树青先生坚守文史初心，立足洛阳丰厚古都资源，沉心考据、严谨治学，用一篇篇学术论文传承历史文脉，既擦亮河洛文化名片，也助力南北古都文化研究互通互融，尽显基层文史研究者潜心问道、薪火传文的时代风采。
——编者 马 骏
三星堆遗址与中原夏商遗址出土文物有何异同
胡树青
【作者简介】
胡树青（1947— ），男，河南洛阳人。偃师古都学会原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河洛文化史、建都史、古典文献及古文字训诂。hushuqing361@126.com。
【关键词】
三星堆 二里头 殷墟 同源一体
【摘要】
三星堆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之所以说它重要，一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不寻常，二是该遗址出土的文物不无诡谲，加之三星堆及其周边均未出土文字，这更加剧了考古界对之的遐想和猜测。疑古派、西方传入说乘隙制造舆论，竟使三星堆是否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成员也成了问题。出于维护华夏文明共同体、还原历史真相、给该遗址以正确定位之目的，笔者摒弃过去的研究方法，另辟蹊径，对三星堆出土文物跟中原夏商都城文物进行对比。大视角，多维度，以文献、文物互参互证，目前已经有所收获——该遗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成员之一毋庸置疑！由于本研究涉及三星堆、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等遗址，文物数量庞大、品类繁多，牵涉面极广，远非一篇几千字的短文可以尽言，故而仅对其中的玉器、青铜器作为重点进行分析，全文7000余字。
【引言】
三星堆遗址①是我国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之所以说它重要，一是自古以来华夏历史叙事都聚焦于中原甚至河洛腹地；遗址、遗物、正史、稗史互参互证，来龙去脉比较明朗。而越往周边则文化遗存越趋薄弱，越显凋零；三星堆地处偏远，忽然发现海量文物，这未免出乎寻常，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以往的认知。
于是三星堆跟中原有着怎样的关系——是从属？是平列？抑或互不相干？这就成了考古界的热点问题。加之三星堆及其周边均未出土文字，传世文献对之记载很少，这就使该遗址被蒙上了一重面纱。
然而三星堆的神秘莫测也有望给中华民族共同体增添新的诠释——这给人们带来了共同期盼。笔者注意到，疑古派、西方传入也在乘隙制造杂音：有的把三星堆与二里头对立起来，以三星堆否认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之都；有人拿三星堆的发现对殷墟说三道四，说什么三星堆是帝喾之都；有的固执地坚持三星堆西来说，甚至说三星堆文物是外星人所为。纷纷攘攘，甚嚣尘上，看这来头就是想把三星堆从华夏文明共同体中分裂出去。
正因为如此，维护华夏文明共同体、还原历史真相、给三星堆正确定性就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把三星堆的发现跟中原遗址尤其是以二里头、殷墟为代表的夏商都城遗址的发现进行对比研究，审其异同，辨其向背，力求得出可信的解读。
一、解读三星堆要找准窗口握紧“抓手”
为了不在三星堆研究上走弯路，就得牢牢把握尊重史实不尚空谈的大方向，找准窗口，抓住足以让我们的研究能够纲举目张稳健地进行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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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①三星堆遗址：包括三星堆、金沙和竹瓦街在内的同类型文化遗址。该遗址上世纪初被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发掘，获取的成果颇丰，对之的研究，如今已经进入深水阶段。
什么能够成为研究三星堆的“抓手”？笔者以为，出土文物就是最好的“抓手”。
然而三星堆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品类繁多，况且其器形、品相不无奇谲，针对这样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分类研究就是最好的方法。
为什么要给文物进行分类？为的是通过分类，从而细化对对象的审视，了解文物的物理属性、社会功能，由此断定文物所处的社会具备了怎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去进行考古研究的根本原因。
对文物进行分类通常有两种分法：一是按材质分；一是按功能分。
按材质可分为：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等等。由于各类器物所用的材料的获得有难有易，所依赖的制造技术有粗疏有精密；所以由此可以判断该器物制造或者使用的大致年代，也可进一步判断该器物所处的历史阶段已经到了达怎样的文明高度。
按器物的功能可分为生活器皿、生产工具、兵器和象征权力的“礼器”。
一般地说，石材的获得相对容易，制造技术也单一，所以最先出现的是打制石器。这种石器主要用于采集食物、捕鱼狩猎，或被用于个体斗殴，属生产工具。
出现较晚的是精致石器，由于此时对石材的质地、硬度都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更高级更复杂的工具甚至设备和专业技术，所以这种石器就超出了生产工具的范畴。
笔者以为，玉器可以视为石器高度发展的产物。玉器制造对于原材料的硬度、质地和品相都有更严苛的要求；其原材料的产地往往不在当地，需要跨区域长途输入；玉器的材质更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器加工需要超出个人经验的科学理论的支持；玉器有典型的形制、抽象的纹饰，这一方面是使用的需要、更有审美以及精神崇拜的追求；解劈、钻孔、研磨，有的还要精心雕琢（文言叫“瑑”），这需要复杂的设备、极高的工艺技术。有时制造一件器物（比如玉琮）需要经年累月长时间多工种联合完成。这就不能满足于比葫芦画瓢的粗制滥造，需要设计图样，需要拟订工艺流程。更重要的是，这种物品的供求顺差需要长期发育形成，其制作推广还需要官方许可；这时单靠师徒口口相传已经不行，没有文字是不可能完成的。笔者坚信，尽管目前从三星堆、二里头遗址还均未发现文字，但那时一定已经有了文字，不然他们怎么可能造出这么多超出生活、生产需要的“逆天”之器。
目前在各大遗址发现的玉器中，只有极少数比如手镯、项链之类属于供个人佩戴的物品，大部分的玉器则属于“礼器”。
“礼器”是华夏文明特有的，她是社会发展到了阶级明显分化、政权高度集中、统治者为了彰显“王权天授”而制造的象征符号性的器物。“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礼器”是在祭祀、用兵、以及朝聘邦交中供展示、佩戴或者握持从而显明持有者的身份地位的标志性器物，文献早有相关载述。
《尚书·尧典》有“辑五瑞”“班瑞与群后”的载述，说尧王在一年的正月里要收敛五种瑞玉，在觐见四岳群牧时把五种瑞玉颁赐给王公大臣和各方诸侯。
原注：“瑞，信（凭证）也。”说瑞玉就是朝臣诸侯朝见君王时所执的“信物”。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五等诸侯执五种“瑞玉”。
《周礼·春官·大宗伯》则有“六器”之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
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璧、琮、圭、璋、琥、璜也称“六瑞”，它们在祭祀中各有各的功用。璧圆象天，琮方法地，故而以璧、琮祭祀天地；苍、赤、白、玄分别为东、南、西、北的“方色”，苍圭、赤璋、白琥、玄璜则分别与“四方”（也指“四岳”）对应匹配；“礼器”制作的初衷已经超越了生活器具、生产工具的基本需要；“礼器”是宗教信仰精神崇拜的物化，是高度文明的标志。
二、三星堆的玉器与中原夏商都城的玉器有何异同
三星堆与中原夏商都城（诸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甚至良渚、陶寺、石峁）出土的玉器数量不小，其中大部分是“礼器”。玉钺、玉戚被公认是用以“起军旅”的信符；玉琮、玉圭、玉璋，是用于祭祀、朝聘的“礼器”。
必须承认，今天的考古界对玉制“礼器”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所以考古过程中对于各遗址出土的玉戚、玉钺、玉圭、玉璋张冠李戴者不鲜见。什么是“玉圭”？什么是“玉璋”？至今没见谁说清楚。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文献的理解尚属欠缺，因此对于古代的社会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知之甚少。
在古代，圭的名号与形制盖有多种多样。桓圭、信圭、躬圭，均系天子所赐，臣子执之而朝天子。
还有一种叫“玄圭”，它的用途是什么？有待研究。
《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原注以为禹治洪水成功，乃以玄圭“锡”帝舜。笔者以为，此解值得质疑。据常识理，桓圭、信圭、躬圭都是天子颁给诸侯让诸侯执之以朝天子的，禹当时虽说受命治水功劳至高，但是依然是帝舜的臣工，怎么会拿玄圭反向献给帝舜呢？
《史记·夏本纪》则证明了我的质疑有道理，其云：“（禹治水成功）于是帝（舜）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显然禹是受赐者，舜才是锡玄圭者。《史记·秦本纪》亦云：“（秦人祖先大费与禹平水土，成功后）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帝舜不但锡禹以“玄圭”，还授予费以“皂游”。玄、皂皆黑色的别称，这里是否另有寓意？
古代崇拜“五色”，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朱（赤色）、玄（黑色）分别是南、北二方的“方色”。“以赤璋礼南方，以玄璜礼北方”应是这种理念。
再看三星堆和二里头出土的玉璋，既有赤色的，也有黑色的；那件刻有“祭山图”的玉璋显然是黑色的；这是何人所造？或者何人所造？若无进一步突破性的研究，不可妄下结论。
据文献表述，圭的形状有多种：一说圭形“上圆下方”；一说玉圭“抒上终葵首”（顶端尖锐）；还有说玉圭为长条形；有的说玉圭跟后世大臣上朝时拿的“笏板”类同。有说神庙中“玉皇大帝”“中岳大帝”手握的就是玉圭的现实版。
而“镇圭”是帝王所执之玉圭。《周礼·典瑞》：“王（周天子）执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尺有二寸”对应于一岁十二月；天子执镇圭，彰显天下独尊的王权。
玉圭上面的雕琢也有等级差别。图4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镇圭”实物，上面雕琢为四座山，那是“四岳”的象征，“四岳”也称“四镇”，天子居中，以镇四方，这就是“镇圭”名字的含义。
现在玉皇庙、中岳庙里看到的玉皇大帝、中岳大帝，冕旒衮袍，凭几端坐，两手捧着的那件上尖下方的“笏板”就是对“镇圭”的模拟。上面雕琢（绘画）的是什么？五座山头、一片汪洋、上部是七颗星辰；象征“五岳四海”“北斗极星”，尽在大帝掌握中。
而公、侯、伯所执之圭的尺寸都在十寸之下递减；各种玉圭的造型也有明显区别，“信圭”的“信”，释为“伸”，的形制如人身体挺直；“躬圭”的形制如人鞠躬屈身；玉璋的形制为“圭”的一半；
二里头的“玉圭”为长条形，中有一大一小两个圆孔，无“瑑”纹；玉璋的形状为端头分歧状，有赤色、黑色、白色几种。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均无玉圭玉璋。
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也有几件，其中刻有“祭山图”玉璋上，也有山峦的纹饰，应跟岳镇之说有关，不过其山峰为两座并列，跟上述的四座山、五座山有差别。
三、三星堆的青铜器与中原夏商都城青铜器有何不同
与玉器并行发展并且有“礼器”功能的有青铜器。本研究以为，青铜器的前身应该是陶器。陶器也是起源较早的器物种类，在考古学上占一席之地。但陶器的社会功能基本上止于炊具、餐具，属于生活用品，在断代工程中只有粗略判断年代的功能，并不能断定该遗址是聚落还是都邑；况且三星堆、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都出土有数量庞大、类型繁多的陶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始于仰韶文化，最晚有战国时期的，这已经被常规的考古利用它来给三星堆断代，所以本文不予展开分析。
青铜器的产生时代更晚，可以推测，冶炼金属的技术应该是从烧制陶器的经验积累中获得的。青铜器的器型也是以陶器的器型（基本形体是回转体）为基础的，鼎、尊、觚、盘……如不凑近细观甚至不知道那是陶器还是青铜器。
青铜器的成型工艺有三种：一是铸造，再是锻打，三是焊接。铸造是用模型浇注，经历“三代”以至春秋战国，铸造工艺的高度发展；锻打是用锤锻打工艺使铜料延展变薄，用錾子凿出阴纹，甚至作出铭文；焊接技术可以化零为整把简单的部件拼合为大型复杂的大件，这些是文物断代的重要依据。但咀使考古人青睐的是“青铜铭文”。
二里头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都有青铜器，但数量不多，且均未发现有铭文；殷墟发现不少青铜器，大多有铭文，尽管字数尚少，有的只有一两个字或者仅为符号图形；而西周的青铜铭文则多已成文成篇，甚至达到好几百字。这本身就是最权威的史料。我们明确了青銅彝器在夏、商、周的这种历史走向，这对我们分析其他遗址文物有一定的启示。
二里头有青铜刀、铜箭镞（这属于兵器）；有铜铃，有人解读为“乐器”，非也，这应该是“铎”，那是王者用以发布政令的器物。三星堆也有铜铃，但出土细节不祥，未知是否也叫“铎”。
青铜鼎、青銅斝、青铜簋、青铜盉、青铜尊、盘，这些或为炊具，或为餐具，是帝王公卿的宴享朝聘的器物，是广义的“礼器”。二里头的绳纹铜鼎，圆形，三足，尺寸较小；偃师商城的青銅斝、铜簋有繁缛的花纹；郑州遗址的“杜岭方鼎”，殷墟的“司戊母”，长方形，四足，体型巨大。加上文献多处记载，禹王铸九鼎，商、周相继迁移“九鼎”，“武王定鼎洛邑”“楚子问鼎”，以及秦始皇“汜水捞鼎”等，都说表明铜鼎都象征王权。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铜尊、铜罍但没有铜鼎，这表明此地称“方国都邑”无愧，但缺乏“王都”气象。殷墟的青铜器，铸有铭文的比比皆是；三星堆青铜器未见铭文，这也为三星堆的定性造成了难度。
三星堆青铜器在制造技术上则颇有光彩，其造型可以极其诡谲表达其震撼人的程度。
四、三星堆造型最为诡谲的青铜器
三星堆的青銅立人、纵目铜像、青铜神树、铜鸟、龙头、大象，其青銅制造工艺比二里头的更精致，可与殷墟青铜器比肩甚至过之。其塑造的形象好多为中原夏商都城遗址同类器物所无的，兹举几例：
青銅人像
中原众多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堪称林林总总，但没有以人物形象铸于彝器的。三星堆则不然，以人像为青铜器的多不胜数，而且人像的形态极其诡谲。这说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重大差异。然而《华阳国志》所记的“纵目”“顺风耳”于此符合，可知此也于文献可考。
三星堆“神树”
以树为所造形象是三星堆文物的又一特征，这在中原文物中野极其罕见。但在古代文献中则有载述，虽然零碎，但也足以勾画轮廓。这与《山海经》《淮南子》所载之建木十分相似。建木“生于天地之中，都广之野（今多认为在成都平原），百仞无枝、日中无影，是众神上下天庭的“天梯”，伏羲、黄帝曾由此往来。”对建木的描绘更符合三星堆“神树”的造型。
青铜“神鸟”
中原古遗址发现的动物偶像最多的是“龙”，濮阳遗址贝壳龙，陶寺的陶盘绘制的盘龙图案，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形器”，殷墟出土有铜盘、铜壶，花纹繁缛、图案精美，其中龙纹是最高级的纹饰。
三星堆众多青铜器中“神鸟”形象很多，这与中原动物崇拜有共同之处。还有金箔太阳鸟图案，这些都是太阳崇拜的文化。对于太阳（日）的崇拜也是彪炳史册的。上古有“夸父追日”，发生在夏朝的“后羿射日”，都把太阳当成天的化身；把太阳具象为“太阳鸟”屡见于文献史籍。“玄鸟”是殷商的崇拜；周武王誓师孟津，有屋太阳鸟；《尚书》以“隹”为纪年冠词，青铜器铭文、甲骨文也如之。可见历法以南方为“朱雀”，颇有深意，武则天造字，“日”字就是一只鸟。
三星堆金箔太阳鸟图案，四只首尾相接、构成循环的神鸟，表示一年四季的天道，跟《周易》四象高度契合。12条蜗纹线，象征太阳十二宫。
松绿石兽面牌饰
松绿石兽面牌饰二里头、三星堆都有，很有可能是表明身份的牌子，是“信物”，但其等级如何未可确定。二里头还有“绿松石龙形器”，跟龙形器同框出土的还有“铜铃”（应该叫“铎”），龙形器、铜铎标榜的身份应该是王者。
网状青铜玉龟
三星堆的网状青铜玉龟、二里头的陶龟，可以与凌家滩玉龟——崇拜神龟应该跟大禹治水于龟背获得河图洛书洪范九畴文化有关。
余 论
以上笔者把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中原夏商都城出土的文物做了对比，对文初提出的命题已经扼要回应。但按常规还要在文章结尾再把话郑重申一下：
三星堆遗址文物跟中原遗址实系同源一体文化。三星堆文化丰富了以二里头、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殷墟为代表的夏商都城叙事并与之毫无冲突。相反与埃及、西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却判然有别。
过去一种说法，以为文献对三星堆的载述太少。然而，通过撰写此文，才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一部《华阳国志》就足以证明巴蜀之地早在“三代”以上就是华夏共同体之成员。
《华阳国志》为晋代蜀郡江源人常璩所著。常璩生在巴蜀，初事成汉，后曾入晋朝供职，著有《汉义书》和《华阳国志》。由《华阳国志》看，常璩也史家之卓越者。
《华阳国志·洛书》说，“人皇”之世，分天下为“九囿”（即“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辅”。
《华阳国志·巴志》说，昔在尧王之世，洪水滔天，鲧治水失败，“圣禹”继之治水，导江疏河，以置“九州”，华阳所处在“九州”之一。
巴蜀不仅仅是传统上属于华夏一员，而且非常活跃，对华夏文明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禹治水时，将巴、蜀划归梁州。禹娶于涂山，生子启，三过其门而不入室，今江州涂山是也，禹王庙的碑铭犹存。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明言巴蜀参与了大禹治水。所以，三星堆文物——玉璋、青銅网状玉龟，应与大禹治水成功于会稽论行赏有渊源关系。
“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後舞’也。”说周武王伐纣，巴、蜀之师，起到了关键作用。
还说武王既克殷商，曾以“子”爵封于巴；仅仅因为古时候因地处偏远，所以国虽大，爵位也不能超过“子”，所以吴、楚、巴皆曰“子”。
秦惠王占据蜀地的事件、蜀王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的事。这为我们研究三星堆墓塚有所提示。
关于巴蜀的文字短板，则曰：“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只因地处偏远，故而无法享用“书同文”资源。
然而，尽管巴蜀地处偏远，但是，华阳的文化、文明依然无愧中原王朝之璀璨。
其在人物志中云：“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多士克生……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束帛戋戋于梁、益之乡。”俊才辈出，玺书交驰，梁、益之乡毫不逊色。
历史名人中，彭祖冠于其首。再是严遵，成都人也，专精《大易》，潜心研究《老》《庄》。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名士严君平的弟子，庐江太守扬季五世孙。不但自己是文学家、辞赋家、文字学大家，其祖上就是汉朝大官。司马相如、陈寿、王褒，都是成都人；他们或为经学大家，或为史学家、或为文赋家，即说于不太出名的张宽，也曾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乡以教授，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于是蜀学盖与齐、鲁之学比肩。
上述只是文坛人才，武林人才也不逊色。《华阳国志》盖有10多万字，载述了巴蜀与中原王朝的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史实。这足以坐实三星堆文化是华夏文明共同体之一员。
《华阳国志》的可信度颇高，比如其“纵目”“建木”的载述由青銅人像、青铜神树证实所言不诬。
还是开头那句话，本研究涉及三星堆、二里头、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殷墟等遗址，牵涉面极广，远非一篇几千字的文字可以说详尽。未尽之意还需读者举一反三心领神会；此亦抛砖引玉之作，不当之处，望通家批评！
（正文完）
附注：
一、本文引用出自《尚书》《左传》文字，在天津古籍书店1988年影印本《四书五经》中。
二、《史记》系由商务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
三、《华阳国志》系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附文章标题、作者姓名、关键词、文章摘要的英译，以备编辑参考用，不需要则删去】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Sanxingdui Site and the Xia-Sh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Hu Shuqing
uthor Biography
Hu Shuqing (1947– ), male, native of Luoyang, Henan Province. Former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and concurrently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Yanshi Ancient Capital Socie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Heluo culture, the history of establishing capitals in the Heluo region, classical texts, as well as Chinese philology and exegesis.
Keywords: Sanxingdui; archaeological site; artifacts; Of the same origin and ess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