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五）

题记： 苦难是生活的底色，但童年的快乐从不挑地方。在那些用糠头换饭票的日子里，一个铝饭盒也能蒸出满汉全席的感觉，一堂不唱歌的音乐课也能成为一周最快乐的时光。

经历了“蒙冤事件”后，我在陈老师宿舍暂住一阵，最终停学。秋季留级重读四年级。或许是劫后余生，或许是心智早熟，原本成绩就不差的我，在这一年迎来了学业上的“高峰”。

但在学校里，比考试更让人牵挂的，是每天的生活问题——吃饭。

那时学校实行蒸饭制。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铝制饭盒，为了防止拿错，学校统一在饭盒盖上凿上了“钢印”：几年级、几班、几号。去饭堂蒸饭时，一排排饭盒码在巨大的蒸笼里，水汽氤氲中，只要看一眼盖子的编号，就知道是谁的了。

每天清晨，天才蒙蒙亮，我就得爬起来淘米。虽然那时生活条件不好，米是家里拿过来，饭可以说是管饱的，至于菜，也是从家里带过来的，各有各的口味。

周日傍晚返校时，母亲会用一个小玻璃瓶装上一瓶炒好的切薄片萝卜干，那是我的“主菜”。除此之外，那时的我们还会有一个“炖盅”——那个年代特有的保温水壶，口上盖着的，约七八公分高、圆圆的铝盖子。

我会在里面放上洗干净带壳的鸡蛋，或用水壶盖子装着眉豆或黄豆，里面加点水，连盖子带豆一起放进饭盒，和米饭一同蒸。等到饭熟了，豆子也烂了。吃饭时，再从书包里摸出一小瓶油和盐，淋在豆子上，那就是人间美味。

最怕的是意外。有一次，做饭的师傅在叉饭出来时，不小心把我的饭盒盖弄翻了，米饭还在，那盅黄豆自然也洒地上了。那天中午，我只能自己默默地从书包里掏出那瓶剩下的萝卜干，像往常一样干咽着下肚。

那时候，学校还是用“糠头”烧饭——也就是稻谷碾米剩下的壳子，饭盒送到厨房要贴一张糠头票。母亲为了给我换票，经常用扁担担着百多斤重的“糠头”去学校饭堂换饭票。那沉重的担子压在她瘦弱的肩上，换来的每一张票，都贴在我的饭盒面。

重读四年级，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老师，数学老师是余老师。两位都是女老师，大概是因为我留级、懂事听话，她们对我都格外关照。

特别是数学老师，她总是温柔地看着我做习题。有一次，我解出了一道很难的应用题，她在课堂上特意表扬了我，那一刻，虽然我是留级生并没有感到自卑，反而充满了动力。

那时候的师生关系，简单而纯粹。老师不仅教课，有好菜也会叫上我。那时的饭菜自然不能和如今相比，我觉得很幸福了，至少不用啃萝卜干。

提起音乐课，大家想到的都是“哆来咪发梭拉西”，但在我们的那个班，音乐课是个例外。

我们的音乐老师姓陈，是个风趣幽默的中年男人。但他有个特点：他不是来教唱歌的。

每一节音乐课，他都会搬个小马扎坐在讲台上，先说两句笑话，比如：心不在“马”——故意把焉说成马，滥“芋”充数——把竽说成芋等。然后问：“同学们，今天想听什么故事？”

“讲薛仁贵！”

“讲武松打虎！”

“讲陈鉴智斗㓥狗六爹！”

我们欢呼雀跃。于是，整整一节课，陈老师都在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讲到他手持长戟，腰挎双弓，大吼着驱马冲入敌阵时，他会手舞足蹈；讲到武松打虎时，他会模仿老虎的吼声。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完全忘记了这是在上课。

那时候我们觉得，陈老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其实是一种朴素的文学启蒙——他用故事，在那个闭塞的小镇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窗。

放学后的时光，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和同村的小伙伴们经常相约去“出圩”，也就是逛街。那时的圩日很热闹，但我们兜里没钱，只能看不买。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跑到圩外的江河里游泳。

那时候的河水清澈见底，我们在浅滩上打水仗，或者比赛看谁游得远。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也把我们湿漉漉的头发照得发亮。

最奢侈的娱乐，是下午下课吃完饭后，去附近的砖厂看电视。

砖厂有一间职工休息室，里面摆着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候傍晚正在热播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每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我们爱你”，一句“一休哥”，便是一整天最欢喜的时刻，看完再匆匆赶回学校上晚自修。

砖厂四处堆着泥土与砖坯，环境简陋昏暗，可电视机小小的荧屏，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我们挤挤挨挨站满小屋，看着一休转动光头、巧解难题，满心都是羡慕。

当年我们以为播到的便是全剧收尾，如今才知晓那只是国内引进的片段，并非原版真正结局。为追这一集，我和几个伙伴晚自修迟到，回校后被老师严厉训斥，可那时心里只觉，哪怕挨一顿批评也值得。

岁月流转，铝饭盒早已被一次性快餐盘替代，音乐课有了规范教材，《聪明的一休》也成了再难复制的经典。

可我始终忘不了那些午后，用保温壶盖子蒸黄豆的香气；余老师温柔注视习题的目光；陈老师讲起故事神采飞扬的模样；还有砖厂昏暗小屋中，一群少年挤在一起追动画的身影。

那时的快乐很简单，一瓶萝卜干、一段民间故事、一集动画片，便足以高兴一整天。四季更迭，往事沉淀，那曾经清苦的岁月，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