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五了。回望这一生，竟始终与三根杆子紧紧系在一起——锄头杆、秤杆、笔杆。手一伸，仿佛还能攥住它们各自的轮廓；眼一闭，杆子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掌心里焐出的余温、肩膀上压过的沉坠感，桩桩件件都排着队涌上心头，清清楚楚，一个不落。

1968年下半年，我们66至68届高初中毕业生被“一刀切”，回乡接受再教育。当年“知青”这名号响当当，如今回头看，不过是顶褪了色、撂在墙角旮旯的旧帽子，偶尔被人翻出来，才扑簌簌落下些陈灰旧尘。

回乡后的头一天，我把捆好的书本塞进箱子压在床下，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什么。可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到底没舍得放进去，偷偷别在了贴身衣兜里，时不时摸出来看看。笔帽上还沾着点蓝黑墨水的印子，像只忘了眨的眼睛，怔怔地望着我。夜里躺在床上，手伸进兜摸一摸那笔杆，心里才踏实些。我晓得，往后自己就是一介农夫，地要种、日子要过，可读了十年书，不能就这么撂下，要不然就白读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递给我一把锄头：“拿稳咯，往后这就是你的饭碗。”锄头杆是桑木的，被父亲的手掌磨得油光水滑，中间微微洼下去，刚好合着虎口的弯弧，像早就认得我的手。头一遭下地，手心里就打起三个血泡，亮晶晶的，像含着一包水，一碰就生疼。后来泡破了结痂，再后来痂成了厚茧，那锄头杆就跟长在手上似的，成了骨头外头裹着的另一层骨头。

春天翻地，泥腥气直往鼻子里钻，蚯蚓翻出来，粉红的身子扭在日头底下，叫人想起土地底下那条看不见的命脉。夏天锄草，太阳毒辣辣地晒，汗水浸透衣衫，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在背上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粒。秋天刨花生、扒红苕，一锄下去，听见土块裂开的闷响，新鲜的果实带着泥土的气息滚出来，心里就莫名地踏实。冬天薅冬麦草，手冻得通红发僵，可锄头一落地，地气顺着杆往上蹿，手心竟慢慢暖过来。

我的家乡是新洲李集八屋村，这儿全是丘陵岗地，土质硬邦邦的，一锄头挖下去，不握紧锄柄根本挖不动，震得胳膊发麻。那锄头杆教会我：土地不哄人。你糊弄它一天，它就荒你一年；你拿真心待它，它便还你沉甸甸的收成。地是犟脾气，你得比它更犟，又得比它更柔，像哄一头认死理的老牛。

白天在地里刨食，汗珠子摔八瓣，夜里便拿起那支笔。点一盏煤油灯，就着昏黄的光在纸上码字。写什么呢？写生活里的所见所闻，写老农讲的农事谚语和乡野故事。笔杆握在手里，跟锄头比，锄头杆沉实，笔杆轻巧，可落笔的时候，那分量一点不比锄头轻。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磨，就像在田里栽秧，一棵一棵摁进泥里，指望它生长抽穗。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些年，稿子登上了党报和县里的文艺刊物，还评上了县模范创作员，参加了好多回文艺创作培训班。那时候年轻，心里揣着一团火，觉得笔杆子能伴我一辈子。可日子不饶人，火也有被柴米油盐的风吹灭的时候。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一大家子张嘴等着吃饭。光靠地里刨食和夜里码字，实在撑不住。不得不把笔杆子暂时搁下，种了庄稼又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

记得头一回做买卖，是卖自家地里的菜。傍晚摘回洗得水灵灵的，拿稻草扎成小把，第二天一大早挑着担子走十多里土路去新洲城关。到了集市，瞅着那些买卖人手攥一杆秤、嘴皮子利索得跟爆豆子似的，我心里直打鼓，手心全是汗。头一秤就闹了笑话：有个大嫂买我的小白菜，过完秤我掰着指头算半天，人家等不及，撂下菜就走，嘴里还甩一句：“个板板的，算个账这样慢。”我杵在那儿，脸上火辣辣的，比日头晒的还烫。后来隔壁卖豆腐的老周给了我个旧计算器，这才把斤两和元角分对付过去。

那杆秤的秤杆是枣木的，紫红紫红，秤星子一粒粒嵌进去，黄灿灿的。老周是老买卖人，一回跟我说：“秤上的星子，每一粒都顶着一颗星宿，短斤少两是要折福的。原先街上有个贩子，秤上做手脚，后来铺子倒了，人也没落个好下场。”这话我记了一辈子。慢慢儿的，那杆秤也长在我手上了。手指一捻秤杆，价钱在心里就落了户，几斤几两几元几毛几分，比珠算还快当。

有一回，一个年轻人买我的桃子，过完秤非要再搭两个，嬉皮笑脸的。我指着秤杆说：“你看这杆子，两头已经平了。人心也是一杆秤，谁想着占便宜，秤砣不是打了鼻子就是砸了脚。”他愣了一下，脸一红，搁下钱低着头走了。

靠着锄头和这杆秤，我供几个孩子上了大学，还在阳逻街置了房子。那些年握了锄头又握秤杆，夜里累得沾着枕头就睡着。可也怪，越是身子乏，梦反倒多起来。时常梦见自己还坐在桌前写字，方格纸铺得整整齐齐，钢笔吸饱了墨水，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纸上的字清清楚楚，像地里刚冒头的苗汲满露水。醒来时，枕头上湿了一小片。

笔杆子搁在抽屉里，偶尔拉开找东西瞅见它，心里就发酸，像欠了谁一笔债，可这亏欠的，自己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

六十岁过后，我闹了场病。儿女们轮着守在跟前，怕我闷，给我带了几本书，印象最深的是路遥的《人生》。看到高加林在土地上挣扎，眼泪就下来了——我仿佛在他身上看见了另一个自己，只是他比我年轻，我比他更早认了命。出院以后，我把秤杆擦了又擦，用油纸裹好，搁进柜子深处。儿子问我：“爸，想干点什么？”我说：“想学写文章。”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农民说要学写文章，传到外头成了笑话。有人嘲讽我：“你这盏又聋又瞎的枯灯，还真当自己是秀才哩？年轻时没弄出名堂，老了还想翻浪花？”我不搭理他们，买了本《新华字典》、一支新钢笔、几叠方格纸，就干上了。抽屉里那支旧钢笔也拿了出来，笔帽上蓝黑墨水的印子还在，我用温水把笔头泡了泡，居然还能写。搁了三十年的笔，手生了。过去学的那点东西基本都还给老师了，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跟刚学走路的娃儿似的。头一篇文章写了八百多字，改了七八遍，寄出去石沉大海。我不服气，接着写。稿子一封一封投出去，一封一封没回音。

有那么一阵子，我坐在桌前，笔杆攥出汗来，纸撕了一页又一页。心里头的句子拧成了疙瘩，怎么捋都捋不顺。实在熬不住，便提了锄头往地里走，对着一垄冬小麦发呆——麦苗绿油油的，风一来就伏倒，风一停又立起来，不言不语的，长得倒挺欢实。我蹲在那儿半天，忽然明白了：庄稼讲究节气，节气到了自然长。写文章也是一个理，功到自然成。

有时候老伴儿在屋里头嘟囔：“费那么多电，糟蹋那么多纸，写出来哪个看呀？个老糊涂。”我不吭声，手上可没停。她不懂，笔杆子搁了三十年，再拾起来的时候，那已经不是写字了，是还债。

转机在六十六岁那年。我试写了两篇小说，竟登在了区里的文艺刊物《问津文艺》上，紧接着还被国家级刊物转载。我拿着寄来的书样，打开反复看了又看，每个字都认得，每个字又都陌生。那天晚上，我兴奋地把锄头杆、秤杆、笔杆并排摆在一起，对着它们说：“三位老伙计，我们总算没白交一场。”

打那以后，笔杆在指间磨出了新茧，跟锄头杆、秤杆留下的老茧摞在一起，厚厚一层，像老树皮似的，一摸就知道这些年走过的路。邻居们不再笑话了，改口叫我“作家”。我连连摆手：“莫叫作家，叫文字搬运工就中。我这字，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糙得很。”可我心里明白，种田、做买卖、写字，说到底是一回事。锄头杆是跟土地对话，秤杆是跟公平对话，笔杆是跟心灵对话。

去年国庆节，儿女们带着孙子来，要我给娃娃们讲作文。瞅着他们亮晶晶的眼睛，忽然想起我头一回握锄头的光景。我跟他们说：“写文章跟种地一个理。先要翻土——把眼睛瞅见的记在心里；再播种——找到想写的那点意思，种下去；然后锄草浇水——不停地改，把多余的剔掉，把干巴巴的地方润湿；最后才收获，一篇文章就长出来了。就跟我们庄稼人种棉花一样，除草、施肥、打顶、整枝、防虫，哪一步都马虎不得。”

孩子们听得入了神。外孙女举起小手问：“家爹，您的三杆子，哪杆子最重要？”我笑着反问道：“你们说说人长着嘴巴，吃饭、喝水、说话，哪个最重要？”孩子们听得哈哈地笑了。我知道他们懂了——有些东西，分不出轻重，也分不开。

如今眼有些花，手有些抖。可每天早上照例要在桌前坐一坐，写几行字。有时候写着写着，恍恍惚惚觉得笔杆化成了锄头杆，在纸上翻耕；又变作秤杆，把每个字的轻重都称量一遍。最近又有人问这句话：“老喻，锄头杆子、秤杆子、笔杆子，这三杆子你最喜欢哪杆子？”我笑而未答。有什么好答的呢？锄头杆管我的肚子，秤杆管我的脸面，笔杆管我的心，哪一样都不能缺。

昨儿晚上下雨，半夜醒了，听见雨打树叶的声音，淅淅沥沥的，像无数细小的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我摸黑坐起来，也不开灯，就那么干坐着。手上空空的，可三杆子的感觉还在——右手虎口有锄头杆的粗粝感，食指和中指间有秤杆的光滑，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有笔杆磨出的茧。它们在我手上刻下的纹路，比掌纹还深，比岁月还久。

天亮时推开窗，树叶绿得发亮，水珠子从叶尖上滚下来，亮晶晶的，一滴正好落在窗台上，溅开来，像个小星星。我转身坐到桌前，拿起那支旧钢笔。笔帽上还沾着一点干了的泥巴——大约是上回在地里手上沾了泥没擦净，写了几句话沾上的。我把笔帽摘下，在纸上缓缓写了四个字：三杆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