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十堰的暑气正盛,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摊着襄渝铁路的线路图和沿线重点工业遗产、红色教育基地等资料,旁边的几瓶矿泉水瓶身上已经凝满了水珠。
“这次重走襄渝线,并不只是带你们出去转一圈”,马克思主义学院黄永昌院长的开场白不长,但每个字都砸在桌面上,“襄渝铁路是三线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二汽是三线建设中规模最大的汽车工业项目。我们学校本身就是从二汽工人业余大学发展来的,重走这条路,就是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国家决定将国防、科技、工业等重要资源向中西部转移,在十堰布局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在秦岭深处修建了襄渝铁路,在大山之间建起了一座座工厂。那是一代人的青春,也是一代人的心血。
“我们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黄永昌说,“当我们走到老营烈士陵园的时候,站到那些墓碑前面,想想那两百多个名字背后的故事。他们曾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今天你们站在他们面前时,就是两代人的对话”。
“到了老营革命烈士陵园,要把烈士信息一条一条整理好”黄永昌讲到,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们到了现场才能真正理解这八个字的分量——隧道里的石头有多硬,桥梁下面的水有多急,我们何以取得成功”。
座谈活动中,参加活动的何家坤老师线上邀请了远在成都曾作为铁道兵参与修建成昆线和襄渝线的蔡方鹿教授。 蔡教授头发花白,腰板挺直。镜头那边是他的书房,身后是一面墙的书,隐约能看到几本关于铁道兵史料的厚册子。他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原铁道兵第十师四十六团一营二连爆破兵。
“蔡教授,我们今天启动重走襄渝线,学生们想听听您当年的故事。”何家坤说到,屏幕里的蔡方鹿点了点头,笑了笑,他带着一点家乡口音和大家交流起来,尽管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1968年3月,16岁的蔡方鹿入伍。那一年,成昆铁路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大凉山那一带被外国专家断言为“不能修铁路的天险禁区”,但蔡方鹿和战友们就在那样的地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他担任爆破兵,负责隧道爆破和开山放炮——一个非常危险的工种。
1969年春天,金沙隧道发生了大塌方。山体从中间塌下去,塌出一个通天洞,漏斗形的塌方口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山上的树从洞口掉进隧道里面——那是从一百多米高的山顶摔下来的。那天幸好不是施工高峰期。
蔡方鹿还讲了一件事。他们连队有个北方来的新战士,家里被火烧了,什么都没有了。连队知道了这件事,自发组织捐款。当时他们班长姓赵,赵班长第一个掏钱,捐了10块。那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全连加起来,一共捐了200块钱。那个北方战士接过钱的时候,蹲在地上哭了。 “那时候大家都没钱”蔡方鹿说,“但谁家有事,全连一起扛”。 他说,当时施工津贴分三等: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的时候一天四毛八,普通出工施工五毛八,进隧道干爆破六毛八。每人每月4-5斤口粮,进隧道加5斤。在凉山那边没菜吃,海带就盐巴下米饭。到了陕西才有馒头、土豆、白菜。最长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有人腿都肿了。讲这些的时候,蔡方鹿始终是平静的。直到他说起一件事。
1969年,毛主席派人给铁道兵部队送来了猪肉。有一天,一名干部站在敞篷军用吉普车上,手托一个盘子,里面用透明塑料袋装着一块冻猪肉,大约五斤重,从北向南一路走,全营官兵早早列队在公路两旁,“那时候真苦,但毛主席关心我们……大家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屏幕那头,他眼眶有点红。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一个多小时的线上视频通话过程中,学生们还详细询问了蔡方鹿老师在担任铁道兵时的工作状态和人生选择。
与蔡方鹿老师视频交流结束后,“铁二代”何家坤老师跟学生们又聊了很久。他的父亲何正福1960年入伍,参与了贵昆线、成昆线、襄渝线、兖石线的铁路建设,兵改工后,又参与了宝中线、大秦线、南昆线、内昆线、京九线等国家干线铁路的建设。何家坤的童年时代是在军营度过的,对铁道兵的感情刻在骨子里。何家坤老师是汽院的校外指导老师,也承担着铁道兵战友网的工作。他受铁道兵战友网委托,给团队带来了十九套“英雄铁道兵”系列丛书,每套三本,分为历史卷、精神卷和情怀卷——历史卷记录35年铁军征程,情怀卷书写战友生死相依的深情,精神卷承载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不朽军魂。十九套书摞在一起,厚厚一沓,封面的红色在会议室的灯光下格外醒目。
何家坤老师讲到了一组数据——83万人修了四年,1500多位铁道兵将士及数量更多的民兵、学兵把生命留在了那里。 “我父亲那一辈人,把一辈子都铺在铁轨上了。”何家坤说,“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他们铺过的路,再走一遍,再讲一遍。”
正说着,三个东风五一小学的小学生走到前台,站得笔直。孩子们朗诵的是何家坤老师自己写的一首词——《忆秦娥·访武当山老营革命烈士陵园》。 “蝉声咽,武当山下怀英烈。怀英烈,铁兵将士,滴汗流血。襄渝铁路披星月,架桥穿隧秦巴越。秦巴越,笛声长起,军魂不灭。” 童声清脆,在会议室里回荡。实践团队成员们安安静静地听着。词不长,念完了,孩子鞠了一躬,坐回座位上。那一刻,铁兵精神似乎从泛黄的纸页中站了起来,从一个孩子的口中重新焕发。
有学生问何家坤,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弘扬铁道兵精神。何家坤说:“那些老兵一个个都在老去,有的已经不在了。他们心里的话,再不记下来就没了”。 会议结束的时候,天已渐晚。窗外的蝉鸣渐渐低了下去。黄永昌最后说了一段话,声音不大,但很响亮:“你们这次去,不是完成一个任务,而是去完成一次对话,与那些正在老去和已经离去的建设者对话。把他们的故事带回来,把那些名字记下来,把精神传承下去”。
历史就是这样,一代人铺路,一代人寻路。路还是那条路,走的人不一样了,但有些东西依然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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