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胜与白求恩
作者：沈巩利
他的一生，像一条从南洋流向北国的河，波澜壮阔，却归于沉寂。林可胜，这个名字在历史的涛声中一度被淹没，可一旦听闻，便再难忘却。
他生在新加坡，长在英伦。父亲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曾为孙中山看过病。八岁远渡重洋求学，在爱丁堡大学拿下医学和科学双料博士，三十岁不到便成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在消化生理与痛觉领域，他的研究令国际学界侧目，“肠抑胃素”的发现，让中国生理学第一次站在了世界前沿。他是那个时代极少数的、能用最精妙的实验设计直抵科学本质的人。
可就是这样一位本该在象牙塔里皓首穷经的学者，在民族危亡之际，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遍布硝烟与鲜血的路。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他毅然脱下白大褂，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一路西迁，在贵阳图云关的密林深处，搭建起战时中国最大的医疗救护中枢。
那是怎样的一副景象啊！简陋的竹篱茅舍里，汇聚了三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者，一百五十个医疗队从这里出发，像血脉一样延伸到全国各个战区，甚至敌后根据地。他认准了一条朴素的真理：只要是抗日，不论属于哪一方，他都送药、派人。据档案记载，那些年里，救护总队救治的军民总数，超过六百万人次。
也正因此，他与白求恩有了交集。那是一九三八年初，白求恩一行辗转抵达香港，又到汉口。正是林可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负责人的身份，与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取得了联络，并安排他前往延安。某种意义上，是林可胜搭建了那座桥，让白求恩的医术得以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他还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派出了多支医疗队，药品和器械一箱箱从图云关发出。
可代价是沉重的。日寇威逼利诱不成，竟在新加坡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妻女。他把巨大的悲恸咽进心里，依然坚守在枪林弹雨中，甚至亲赴缅甸前线指挥救护。他的“左倾”自然引起了当权者的猜忌与排挤。一九四二年，他被指责“阴助延安”，被迫辞去了亲手创建的救护总队队长一职。
晚年的林可胜移居美国，重新回到他热爱的实验室。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依然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用一项堪称经典的狗脾脏交叉灌流实验，证明了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在外周，那是阿司匹林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一九六九年，他因食道癌在异国辞世，骨灰至今仍未安葬。
他救了六百多万人，却没能救回自己的妻女；他建立了中国战地救护的体系，却被自己人排挤；他享誉国际学界，最终的归宿却是一盒漂泊的骨灰。这巨大的反差，令人心痛，也令人深思。
林可胜的故事，早已超越了医学本身。它关乎一个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抉择，关乎一种超越党派与个人恩怨的大爱，更关乎一种被后人长久遗忘的、纯粹的担当。他的人生就像一剂良药，苦口，却足以疗愈一个民族的健忘。他的骨灰何时入土，或许已不重要，因为他早已用一生，把名字刻进了这片土地最深的肌理里。
沈巩利，【乐天头条】文学社核心作家。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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