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屋
文/王俊奇
我家的老屋位于我们村中间，老屋门前有座庙，庙门对着北城门的门楼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拆了城门楼，村口成了敞口子。
从庙门走到村子口，要经过一条六十余米长的村巷道，上辈人把它叫马道，可能是过去走马车的缘由。
我家的老屋有多老，连我老爸在世时也说不上来。从我记事起，老屋就住四家人，这四家人原本就是一家子，是一家的四兄弟。我爸是四兄弟中最小的，其他都是他的三个亲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二伯和三伯。
老话说的好：“树大分杈，儿大分家。”父亲弟兄四个分家后，老屋分为四大块。按照右为上左为下的老规矩，大伯二伯两家住在屋右侧，三伯和我们家住在屋左侧。左右两侧又按一前一后来划分，以二门楼为界，兄长住前院，兄弟住后院。由此，我的大伯和三伯两家人就住在前院子，二伯和我们家就住在后院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的老屋共有20多口人。因为是血缘关系，看似平时不怎么热乎的一屋人，可从来都没有闹过别扭和矛盾。弟兄们、妯娌们甚至连红脸的时候都没有过，小辈们也都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和谐地相处着。
我生在老屋，长在老屋，没有见过爷爷和奶奶，因为他们在我出生前就离开了人世。我爸说：“他对他的父亲记忆也很浅，在他不到五岁的时候，爷爷就离开了人间。”
民国十八年，老家连续五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人们纷纷去外地逃荒。那时候，成了家的大伯大妈们，领着他们的妻儿，远去甘肃平凉等地去谋生，老屋只剩年老体弱的奶奶和未成年的父亲。为了保住母子二人的性命，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进县城投靠当差的姑父和姑姑。
姑父是个上过学的人，在当时算得上知识分子。因为有文化，会处理事务，解放前他在县政府谋到了一份差事，有着固定地收入。
在姑父和姑姑接济下，奶奶和父亲躲过了饥荒，还让父亲上了几年学。等到年龄稍大时，姑父把父亲送进了贫民工厂当童工。大年谨过去后，我的三个伯伯和父亲都回到了老屋。大伯继续着他的种庄稼生涯；二伯学到了做饭手艺，时不时的被人邀请去做厨；三伯学会了打铁，成了远近闻名的铁匠；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识文纂字，解放后长期在生产队当出纳员兼保管员。
我家的老屋很破旧，四周都是土围墙。西邻是自家户族的十二爷，东邻是解放前的大户人家窑底家。窑底家庄基是个铁锨型，里头大外头小，里头是院子，外头是过道。院子原先是地坑院，解放前在地坑院里办私熟。兄弟们长大分家后，陆续在地面上盖起了瓦房。他家老大的瓦房在我家后院的正南面。三伯和我家的廈子房后面就是他们的过道，由于厦子房属土木建筑，房背没靠守，每到阴雨天，父亲都会不间断地去查看房基和房背，查看房背墙跟前有没有积水？数年如一日，每年他都要和些麦草泥修补墙背皮。
我家祖上比较穷，老屋通前到后只有十三间土坯厦子房，没有一间人字梁的拱脊房。十三间厦子房的分配是：大伯家4间，二伯家2间，三伯家4间，我们家3间。我们家与几个大伯不同的是，除了这3间厦子房，还有一个二门楼。二门楼是用来保护木门的，不应该算做是房子，可在那困苦的年代，有时候它还起到了房子的作用。
我家的二门楼是用两根木柱子、两根木拉梁、一根木檐檩和十来根小松木椽组合而成的。房架搭好后，上面铺薄子摸泥，泥上摆放瓦，两根拉梁和十来根椽子插在房背上的土墙里，土墙下面安装两扇门。二门楼的两根木柱下各有一块青石头，两侧没有墙。门内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门，那是我家和大伯二儿子的房子门。
我一直很好奇？这么一个简单的建筑，它能几十年如一日，牢牢地屹立在我家老屋的正中央。二门楼的产权归我家，春夏秋，我们家把饭桌往二门楼底下一放，它就是我家的餐厅；天气炎热时，父亲晚上卸掉二门楼的大门，往门楼下一支，就是他的床。我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后，二门楼就是我的自习室。十三岁以后，我和父母分开住，因为房子缺，父亲把二门楼左侧的一间厦子房隔成了两半，在靠二门楼的一处给我盘了块小炕，供我休息和学习。那时候，我有几个好同学，他们都爱和我挤着睡，有时夜深我都睡着了，他们抽开二门楼下的木门坎，从门扇下钻进来就挤进了我的被窝。回想起我的童年，还真是天真又烂漫。不幸的是，有位好同学20年以前就离开了人世，与我们永远分别了。
还记得我在读初中时，因为家里饭食差，加上学习任务重费脑子，一度患上了夜盲症。那些日，我几次夜间出门时，头都碰在二门楼外的椿树上。姐夫知道后，千里迢迢从新疆寄回了鱼甘油，帮我治好了眼疾。
我家老屋庄子深，从前到后30多米长，宽度却不足10米。狭长的老屋一到下雨天很麻烦，因为都是泥土地，天晴地不平，下雨满院都是泥，排水较困难。祖辈都是智慧人，他们在前后院都打了渗井，解决了排水问题。
在老屋，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高中毕业后，我当兵离开了老屋。在老屋，我全程体会了父母的关爱和成长。小时候我体弱又多病，父母亲砸锅卖铁给我治好病。当时上课不正常，生产队凭工分分粮，父亲多病又干不了重活，在那种艱难困苦的情况下，父母亲咬着牙没让我辍学，给我创造了之后工作的机会。
在老屋，我感受过大家庭的温暖。二伯没儿子，二伯二妈把我当亲儿子看待，有好吃好喝的就塞给我。三伯脾气不太好，但他从来没冲过我发脾气，还时不时地给我讲做人的道理。每年春节过大年，几个大妈都给我们发压岁钱。老屋的孩子们，领到压岁钱以后，蹦蹦跳跳地跑到大伯大妈的房间，大年初一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祖谱磕头。
十九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参了军，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老屋。在外打拼几十年，我无数次地做梦都梦见老屋，梦见老屋的二门楼，还梦见和父亲一起在老屋打的那孔红薯窖。其实，我们家在父亲生前的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搬离了老屋，可奇怪的是，我的梦几乎全都在老屋。
老屋早就没人了，七十年代初，三伯家最早搬出了老屋，在村西头的刘三爷家旧屋建起了新房。后来，三伯家的两个堂弟又申请了新庄基，盖起了更好的新房。1985年，父亲在世时，我们家也申请到了新庄基。再后来，大伯的两个儿子甚至孙子辈，也都陆续申请新庄基，盖起了新房。二伯二妈去世后，他家的那四分之一空地一直在闲置。
我家的老屋空了！
今天我从老屋经过时，站在老屋大门前，久久地向屋内望去，房子倒塌了，围墙落平了，杂草和小树长满了院子……于是，我的心，一阵阵酸楚，一阵阵凄凉……
我家的老屋，满目疮痍，破败不堪，是再也回不去的老屋了。我怀念老屋，怀念我在老屋成长、生活的美好岁月！
写于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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