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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铸魂 情感入心
——李志天人物画的美学创意与艺术价值
评论员:陈东林
在中国人物画绵延两千余年的漫长画卷中,每一位真正有所建树的画家,都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如何在传统与时代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李志天,这位从山西静乐走到天山脚下的军旅画家,用近四十年的创作实践给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力的回答。他将军人的硬朗、西域的苍茫与中国人物画“传神写意”的千年传统熔铸为一炉,在当代人物画的版图上开辟出一片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精神疆域。本文拟从笔墨语言的独特性、情感表达的真挚性与美学创意的开拓性三个维度,系统论述李志天人物画的艺术价值。
一、笔墨铸魂:从“传神”到“铸魂”的守正出新
中国人物画自战国帛画发轫,至魏晋时期确立了“以形写神”的美学纲领。谢赫“六法”将“气韵生动”置于首位,标志着人物画从对物象的摹写转向对精神气质的追寻。隋唐时代,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等大家构筑了完整的体系。宋元以降,山水画虽渐成主流,但人物画始终承担着“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
真正令人物画发生历史性转向的,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徐悲鸿引入西方写实造型,蒋兆和以《流民图》将现实主义推向高峰,黄胄则以泼墨写意与工笔重彩结合的方式开创了新疆风情人物画的新风。百年中国人物画经历了从“红尘悲欢”到“走向工农”、再到“多元共存”的激荡历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李志天找到了自己的坐标——他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也不是盲目地移植西方,而是在军旅生涯与西域生活的双重滋养中,锻造出一种既承接“传神”传统又回应时代精神的独特语汇。
李志天人物画的精髓是“铸魂”,之所以能够如此,首先在于其不可复制的身份底色——军人与西域画家的双重身份。1978年入伍进疆,此后近四十年间上百次深入天山南北、帕米尔高原采风。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而是一个军人对自己守卫的土地的深度凝视,是一个画家与笔下土地之间长达四十年的生命对语。
这种身份的双重性,深刻地塑造了李志天人物画的审美品格。军旅生涯赋予他的笔墨一种罕见的刚毅与力量——线条有力度,墨色有张力,构图简练并且格局大,内涵深刻。另外一方面:他笔下那些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少女,“面容柔美,身体挺拔,似乎与大山融为一体,又似乎是从山中冲出的精灵”(引自《文润天山》编者按)。这种柔与刚的结合、人与山的相随,折射出的正是帕米尔高原的精神气韵。这不是对异域风情的猎奇式描摹,而是一个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创作者对生命形态的深度理解。
在技法层面,李志天走的是一条“守正出新”的道路。他将西方素描中的光影和中国画中的虚实相结合,通过传统的水墨和线条刻画人物形象。这一路径与徐悲鸿、蒋兆和等前辈开启的中西融合传统一脉相承,但又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简单地用素描改造水墨,而是让光影为笔墨服务,让结构为神韵让路。
以《新红娇艳》为例,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李志天对西域女性形象的精湛刻画。画中人物姿态优雅,面容娇美,线条圆润流畅中透着一种内在的力量感。李志天以浓淡相宜的墨色勾勒出人物丰腴而挺拔的体态,面部设色明丽而不艳俗,服饰纹样繁简得当,既保留了传统工笔人物画“细笔勾勒、层层渲染”的技法精髓,又通过光影关系的微妙处理赋予人物以立体感和生命质感。人物的眼神尤为传神——那不是一般仕女画中常见的温婉含蓄,而是一种带着西域阳光的明亮与坦荡,仿佛能穿透纸背,与观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片影迷秋月》则展现出另一种韵味。这件作品以秋月为背景,人物置身于朦胧的月色之中,笔墨格调转向宁静冷凝。李志天在此作中极为讲究“不着墨处即虚景”的留白观——月色不是靠渲染得来的,而是靠周围的墨色“逼”出来的。人物衣纹的处理采用了典型的“吴带当风”式线条,却在疏密节奏中注入了现代的构成意识,使整个画面既古意盎然,又具有强烈的现代视觉张力。人物的面容在月光下温柔显现,那份朦胧之美恰好契合了“迷秋月”的诗意主题,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笔下的边塞秋思。
在《新红娇艳》与《片影迷秋月》之间,我们看到的是李志天人物画笔墨语言的丰富性——他既能用浓烈厚实的色彩与夸张造型画出西域女性的明媚娇艳,又能以宁静冷凝的笔调写出秋月之下人物的幽思情致。这种两极之间的自由游走,正是其笔墨功力的明证。
《鲁迅》是李志天历史人物画中的一件力作。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被塑造次数最多的文化名人之一,从赵延年的木刻到众多画家的水墨肖像,要在这一题材上画出新意难度极高。李志天的《鲁迅》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他摒弃了一般肖像画对鲁迅“横眉冷对”的刻板呈现,转而捕捉了这位文学巨匠沉思瞬间的内在状态。画面上,鲁迅的面容以凝练的线条勾勒,眉头微蹙,目光深邃而冷峻,仿佛正沉浸在某种深刻的精神求索之中。背景处以大面积的留白处理,不着一笔,却让人感受到无边的沉默与思想的重压——这正是李志天“不着墨处即虚景”美学观的极致运用。整幅作品在极简中蕴含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将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沉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刚毅熔铸在了同一张面孔之上。
《左权》则将视线投向那位在太行山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八路军将领。画中的左权,英气逼人,目光坚毅而深沉,带着知识分子的儒雅与军人的果决。李志天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尤其注重通过眉眼之间的神情传递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颂歌,而是一个鲜活生命在特定历史瞬间的真实定格。画面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处墨色,都在为“铸魂”这一美学目标服务。
二、情感入心:时代镜像中的人性温度
李志天人物画的第二个核心维度,在于其真挚深切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从人物形象的内在生命中生发出来的,最终抵达观者内心深处。
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方面,《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145×360cm,2010)无疑是一座里程碑。这件作品历时半年完成,于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之际问世。作品“整体采用暖色调”,将毛泽东接见库尔班、邓小平指导新疆改革、江泽民与各族群众、胡锦涛接见卡德尔等历史场景汇于一图,13只白鸽象征新疆13个主体民族。这幅作品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百余家媒体集中报道,不仅因其主题的重大,更因其在艺术处理上打破了时空界限,以一种史诗性的构图将历史、政治与审美融为了一体。画面上,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形象和谐共存,不同民族的服饰、神态、姿态各具特色却又统一在整体的暖色基调之中,传达出“各族人民大团结”这一深沉而真挚的情感主题。
《好兄弟》(2012)则走向了另一种叙事维度——作品以2011年“烤羊肉串的慈善家”阿里木返乡时,与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亲切会面、拉钩结为兄弟的真实暖心事迹为核心创作题材。李志天在创作时刻意避开了常规正式会面的握手、拥抱等表达形式,精准抓住“拉钩”这个极具民间生活感的质朴细节,画面里张春贤神态亲和自然,完全没有距离感,阿里木则保留着一贯的憨厚朴实气质,两人指尖相触的瞬间满是真挚情谊。同时他在背景中融入了天山、初春抽芽的葡萄架这些新疆标志性地域元素,还特意在画面下半部分晕染出浅嫩绿调,暗合“春日生机”的意象,既呼应了故事发生的时节,也象征着新疆大地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把新疆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团结相依的主题藏进了细节里。
《魏德友一生坚守为国》则将镜头对准了另一位时代的守望者——这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在边境线上坚守了近六十年的老民兵。李志天以人物画的形式,将魏德友那张被风沙雕刻的面孔、那双守望边境的眼睛定格在宣纸之上。画中没有戏剧性的情节,只有一个老人与一片土地的相守——这正是李志天主旋律人物画最可贵的品质:他从不回避主题的“重大”,但他始终坚持从“人”出发,让历史感落脚在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生命之上。魏德友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在讲述着半个世纪的坚守,破旧的棉帽、褪色的军大衣、粗糙的双手,每一个细节都是“情感入心”的通道。
《肝胆相照民族情》以“当代雷锋”庄仕华为描绘对象,这位扎根新疆数十年的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是民族团结的杰出代表。李志天在这幅作品中,以庄仕华为各族人民看病送药的场景为主体,通过人物之间真挚的眼神交流和肢体互动,将“肝胆相照”这一抽象的主题化为可感可触的画面语言。画中少数民族群众望向庄仕华的目光中,那份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感激,被李志天的笔墨捕捉得真切而动人。
《库尔班大叔去北京看望毛主席》,以1958年维吾尔族农民库尔班·吐鲁木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主席亲切握手的真实历史瞬间为创作蓝本,通过细腻的笔墨语言与深沉的情感表达,将这一象征民族团结与人民感恩的经典场景升华为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视觉史诗。画面中,毛主席慈祥温和的笑容与库尔班大叔真挚热切的目光形成强烈的情感共振,双手紧握的瞬间不仅是历史的定格,更是“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这一政治伦理与人性温度的完美融合。李志天在创作中并未简单复刻历史照片,而是以写意传神的笔法强化了人物的精神气质——毛主席的从容与亲和、库尔班的质朴与激动,皆被赋予超越时空的生命力;背景处理则采用虚实相生的水墨渲染,既烘托出庄重而温馨的氛围,又使主体人物更加突出,增强了画面的叙事张力与诗意空间。作为一位长期扎根边疆、曾戍守西北二十余年的军人画家,李志天对“人民”二字有着切肤之痛与刻骨之爱,他笔下的库尔班大叔,不仅是新疆翻身农奴的代表,更是千千万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尊严与幸福的普通劳动者的缩影。这幅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录,成为一曲歌颂民族团结、家国情怀与信仰力量的视觉赞歌,其艺术价值不仅在于技法的精湛,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与人文温度——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永远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并在人民的记忆中永生。
在革命历史人物画领域,画作《方志敏》以《可爱的中国》作者方志敏为描绘对象,画中的方志敏面容清癯而目光如炬,戴着镣铐却依然昂首挺立。李志天在处理这一形象时,没有刻意渲染狱中的阴暗与残酷,而是以简洁有力的笔墨刻画了这位共产党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精神高度。那双眼睛中没有恐惧,没有犹疑,只有穿透黑暗的坚定。
《刘胡兰》以那位面对铡刀慷慨就义的十五岁少女为题材,李志天在此作中展现了极为敏锐的人物塑造能力——他捕捉的刘胡兰不是人们惯常想象中那个“高大上”的英雄符号,而是一个稚气未脱却异常勇敢的少女。稚嫩的面庞与坚毅的表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本身便是最有力的精神表达。正如画作所传递的——“怕死不当共产党”,一句朴素的话,一个朴素的人,却承载着最深沉的情感重量。
水墨人物画《雷锋》以极具张力的笔墨语言重构了这位时代楷模的精神肖像,画面中雷锋身着军装、佩戴勋章,面容温和而坚定,目光清澈如炬,仿佛穿透纸背直视观者心灵。画家并未拘泥于写实复刻,而是以大写意的水墨晕染塑造衣纹与背景,浓淡干湿间形成强烈的视觉节奏,既保留了人物的庄严感,又赋予其诗意的流动性;头顶一轮朦胧圆月,非为写实之景,而是精神象征——它既是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崇高理想之光,也是画家对英雄灵魂永恒不灭的礼赞。李志天以军人画家的赤诚与文人画家的哲思,将雷锋从历史符号还原为有血有肉、有光有影的生命个体,其笔下水墨的氤氲与人物神态的凝练形成奇妙张力,使整幅作品超越政治宣传画的范畴,升华为一种关于信仰、奉献与人性光辉的东方美学表达,使雷锋形象在当代语境下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力与文化共鸣。
人物画《白求恩》以极具张力的水墨语言,重构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精神肖像。画作突破传统人物画的程式化表达,将西方写实技法与东方笔墨精神熔铸为独特的视觉叙事——左侧贯穿画面的苍劲立柱,以斧劈皴般的笔触刻画出树皮纹理,既象征着白求恩扎根中国大地的坚定信念,又暗喻其如栋梁般支撑起战地医疗的重任。人物形象的处理尤为精妙,面部以淡色勾勒出深陷的眼窝与紧抿的嘴唇,胡茬的墨色晕染带着速写般的生动质感,而军大衣的褶皱则通过浓淡干湿的墨色层次,形成如雕塑般的体积感,衣摆处飞白的笔触仿佛战地寒风掠过,赋予静态画面以动态的时空韵律。画里的白求恩身姿挺拔,带着疲惫却又炯炯有神的双眼,既有对伤员的关切,更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凝视。整幅作品在笔墨的涩重与灵动之间,完成了对“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的精神诠释。
2011年创作的百米长卷《红心翰墨颂英烈》,以中央确定的解放前100位革命英烈为素材,“开创了‘中国水墨绘百英’的先例”。这绝非简单的“图解政治”,而是以水墨这一最为中国的艺术语言,去承载一段最为沉重的民族记忆。百米长卷之中,一百位英烈的面容次第展开,每一位都有着独特的容貌、神情与生命故事,但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群像。
《任重致远》《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的祖国》等作品,则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李志天人物画的广度与深度。《任重致远》以骆驼和行路人为题材,取“任重道远”之意,人物形象虽不占画面主体,却通过人与骆驼的呼应关系,传达出坚韧前行的精神气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志天的国画作品《我的祖国》。这是一幅主题鲜明、情感饱满、技法成熟的军旅题材人物画,充分体现了画家对戍边战士的深情礼赞和对祖国山河的崇高敬意。该作品以“界碑”为核心意象,通过三位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军人形象,构建出一幅跨越时空、传承使命的守边图景。画面左侧是一位年长的边防老兵,手持望远镜,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象征着经验与坚守;中间一位年轻战士正在为界碑描红,动作专注而庄重,体现着责任的传递;右侧则是一名全副武装的现代士兵,身姿挺拔,代表新时代国防力量的威严与担当。三人围绕刻有“中国”二字的界碑展开行动,形成视觉与精神的双重中心,强化了“国土神圣、寸土不让”的主题。李志天的国画作品《我的祖国》是一幅主题鲜明、情感饱满、技法成熟的军旅题材人物画,充分体现了画家对戍边战士的深情礼赞和对祖国山河的崇高敬意。该作品以“界碑”为核心意象,通过三位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军人形象,构建出一幅跨越时空、传承使命的守边图景。
画面左侧是一位年长的边防老兵,手持望远镜,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象征着经验与坚守;中间一位年轻战士正在为界碑描红,动作专注而庄重,体现着责任的传递;右侧则是一名全副武装的现代士兵,身姿挺拔,代表新时代国防力量的威严与担当。三人围绕刻有“中国”二字的界碑展开行动,形成视觉与精神的双重中心,强化了“国土神圣、寸土不让”的主题。
从艺术表现来看,李志天运用了传统水墨与现代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人物造型准确、神态生动,衣纹与装备细节刻画入微,同时保留了水墨晕染的韵味,使画面既有纪实感又不失艺术性。背景中飞翔的白鸽象征和平,与前景中庄严肃穆的守边场景形成对比,寓意“以武止戈、守护安宁”的深层内涵。从艺术表现来看,李志天运用了传统水墨与现代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人物造型准确、神态生动,衣纹与装备细节刻画入微,同时保留了水墨晕染的韵味,使画面既有纪实感又不失艺术性。背景中飞翔的白鸽象征和平,与前景中庄严肃穆的守边场景形成对比,寓意“以武止戈、守护安宁”的深层内涵。
三、美学的创意:在世界视野中重构西域人物画
将李志天的人物画置于世界人物画的坐标系中审视,其美学创意更加清晰可辨。
西方人物画自文艺复兴以来,走的是以科学透视、解剖学为基础的光影写实之路——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到伦勃朗的自画像,西方艺术家追求的是对客观物象的精确再现与对人性深度的心理挖掘。中国人物画则走的是另一条路——创作者在忠实客观物象本来面貌的前提下,主动融入自我的审美情志、思想体悟与个人意趣,最终实现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的相融相通、浑然合一。因此,如果说西方人物画的核心是“看见”,那么中国人物画的核心便是“感悟”。
李志天的人物画恰恰处在这两种传统的交汇点上。他吸收了西方造型的严谨——那些新疆少女的面部结构、肢体比例,无疑经过了精确的观察与塑造;但他的终极追求仍然是东方的——是“传神”,是“写意”,是透过形貌抵达精神。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上的探索。桑皮纸的独特肌理为笔墨提供了不同于宣纸的表现空间,既可充分用水,表现淋漓尽致的墨韵,又可大胆设色,画出五彩缤纷的重彩。他与新疆国画院的同道一起,以“放歌天山南北,画说大美新疆”为宗旨,在桑皮纸上创作了反映新疆重大历史题材与自然风光的精品佳作。例如:由王钧兵、李志天、崔逢春三位新疆知名画家共同创作的国画长卷《大美新疆》,是一幅融合山水、人物与物产题材的综合性艺术巨作,其创作载体为具有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赋予作品独特的文化厚度与地域标识。该长卷于2013年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首次公开展出,以其宏大的叙事结构、精湛的笔墨技艺和浓郁的新疆风情,引发国内外观众强烈共鸣,被誉为“重新赋予桑皮纸艺术生命”的代表作。
再从构图来看,李志天的人物画构图极具叙事张力与情感深度,其特色可概括为“以境托人、以势聚神、以情贯形”,既承袭传统文人画的意境营造,又融入现代视觉构成与军旅题材的庄重感,形成独树一帜的“边疆人物画构图范式”。他常将人物置于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理或文化空间中,如界碑、胡杨林、雪山、葡萄架下等,使人物与环境形成“互文”关系。例如李志天代表作《天山韵》,整幅画作以连绵雄浑的天山雪域为大背景,将载歌载舞的西域少数民族人物安置在山川环境之中,苍茫辽阔的天山地貌烘托出边疆人民爽朗质朴的精神气质,群像排布收拢视觉气势,欢快的民俗情感贯穿人物形体塑造,环境与人物彼此注解、深度互文,生动诠释了其边疆人物画的构图特色。在桑皮纸联合长卷《大美新疆》的风情人物篇章里,李志天把维吾尔族百姓劳作、欢聚的人物形象安置在天山绵延雪峰、成片葡萄果园的背景之间,瓜果繁茂的田园环境烘托边疆百姓安居乐业的温润气质,人物动态错落排布形成画面流动态势,乡土温情串联起每一组人物造型,环境底色与人物气质深度互文共生。再如《铁马帕米尔》他巧妙地运用笔墨艺术,将巡边军人置于冰峰雪岭与高原险途之中,以冷峻山川托举人物孤勇,以风雪动势凝聚军人神采,又把戍边者的坚定情感渗透到每一处山石肌理与衣纹用笔里,衬托出巡关边防军人风雨无阻、坚守边关的坚强与伟大,以此讴歌戍边军人,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
从《南疆八月》入选全国第十六届新人新作展,到《秋月》入选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从《任重道远》入选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画展,到《古陶》在2007年在中国美术馆参展——这些国家级展事的遴选本身,便是对其艺术高度的专业确认。他的作品多次在韩国、日本、俄罗斯、泰国及美国纽约等地展出,绝非偶然。在世界艺术的版图上,李志天的中国人物画以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凝聚了中国人民睿智的艺术创造精神,是中国传统人物画在当代艺术领域的生动延续。
四、一种值得凝视的精神样本
李志天的人物画,最终的价值在于他为当代人物画提供了一种值得凝视的精神样本——一个画家如何用一生的时间,将自己的生命经验、文化身份与艺术追求融为一体,在传统与时代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总体来看:李志天的人物画作品,从《南疆八月》到《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从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少女到百米长卷中的百位英烈,从《新红娇艳》中西域女性的明媚风姿到《片影迷秋月》中秋月之下的幽思情致,从《好兄弟》中拉钩瞬间的人性温度到《魏德友一生坚守为国》中那张被风沙雕刻的守望面孔,从《鲁迅》《左权》的深沉刚毅到《库尔班大叔去北京看望毛主席》的质朴热忱——李志天用近四十年的创作告诉我们:真正有力的人物画,从来不只是画“人”,而是画“人的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孔,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表情,是一个画家用自己的生命去触摸、去理解、去呈现的那个“不可见”的世界。
“笔墨铸魂,情感入心”——这八个字,是笔者对李志天人物画美学创意与艺术价值的概括与总结。他以笔墨铸造了西域儿女与时代英烈的精神之魂,又以真挚的情感让这些形象直抵人心。在这个意义上,李志天的人物画不仅属于新疆,属于中国人物画的当代谱系,也属于那个更广阔的世界艺术图景中——那些试图以画笔抵达人性深处的所有园地。
【评论员简介】

陈东林:学者、诗人、教授、文学评论家,大雷霆诗歌流派创始人,中国工信部高级职称原资深评委,红学批评家,唐宋诗词学者,丝绸之路国际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丝路文化院副院长,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大型综合文学期刊《远方》常务总编。获得首届国际王维诗歌节金奖、国际华文诗歌大赛金奖、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金驼奖”、哀牢山全国诗歌竞赛“紫金奖”、“诗意秦岭”征文大赛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