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汇东平原一处十分贫困的小村庄，全村不足八百口人。解放前，村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贫雇农。此地人多地少，土地承包到户以前，农村生产一味“以粮为纲”，种植结构单一。每年分到手里的口粮，仅够维持七八个月，其余时日只能靠野菜、树叶充饥。

我家更是贫困户里数一数二的困难户。从我记事起，母亲日日盘算，只为让一家人填饱肚皮。一家四口挤在两间土坯到顶的平房里。1969年，为给哥哥娶媳妇，我们在原有两间土屋旁接盖了一间偏房，搭屋顶的檩条，还是向同学家借来的。打我懂事起，心底便暗暗发誓，一定要逃离这片贫瘠的土地。可在那个被穷困牢牢羁绊的年代，乡邻们思想普遍守旧。高中毕业后，我回村做了小队会计。虽说农活劳作不算繁重，可缺吃少烧的困境，始终难以解决。

胸中那颗不甘平庸的心，总在悄悄寻觅出路。到了参军适龄年龄，我立刻报名入伍。村里不少青年参军后彻底改换了人生，参军在我眼中，是通往光明的大道。可命运屡屡给我打击，连续两年，体检到县里环节，都因身体指标不合格，最终杳无音信。参军这条路，彻底走不通了。

那个年代上大学无需统考，流程为个人报名、大队推荐、公社评议、上级审批。我自认条件充足：身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常年带领团员学习《毛泽东选集》，参与整治“资本主义尾巴”；在战山河指挥部，撰写了大量鼓舞生产干劲的宣传稿件；小麦种植会战期间，走访各个工地挖掘先进事迹，多篇表扬稿通过村里大喇叭广播，多次得到公社分管领导的夸奖，获评公社模范共青团员，还被推荐参加全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由县委副书记亲手颁发奖状。

大队全力推荐我升学，可材料递交到上级某一环节后，便泥牛入海，再无音讯。那段日子我满心灰冷，反复思索到底要怎样才能符合升学条件，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前路一片迷茫。

大队老书记专程来到我家，掀开盖在我身上的被子，轻声宽慰我：“推荐升学这条路，你虽有实力，可当下条件不合适，别再执着了。村里公办女教师休产假待产，大队打算推荐你去当代课教师，咱们班子商量好了，就由你顶上。代课教师日后还有机会转为公办。”

听完老书记的话，积攒许久的委屈化作泪水奔涌而出，我含泪点头，应下这份差事。1976年3月，我到村小学报到，担任三年级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对待这份工作，我倾尽全部心力，不懂的地方主动向资深教师请教，日夜勤勉钻研，从门外汉慢慢做到得心应手。仅一个学期，我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便位列全公社同年级前茅，年底获评优秀教师，还与公社领导一同合影留念。校领导多次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肯定我的教学成果，经校委会研究，将我调至初中部任教语文。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人生的一丝光亮。

寒假，我和父母商议，开春加盖两间东屋。寒冬腊月，我和嫂子用地排车拉回一百多车生土，又和卖石料的农户定下两丈建房基石。那时候本地建房，都要先砌一尺高的石质地基，再夯土筑墙。

命运总爱捉弄人，正当生活步入顺境，便陡然横生波折，拦阻前行的脚步。转眼到1977年春节后，正月初八，哥哥动身前往淄博务工，我还未开学。我独自骑自行车前往如今肥城桃园镇北边的石灰窑，定下一千斤白灰，交付定金。办完事后准备推车返程，刚跨上自行车，瞬间头晕目眩，险些栽倒在路上。我强撑着蹬车，双手却已经握不稳车把，只能推着车缓慢前行，好在意识尚且清醒。我想起桃园公社卫生院有本村医术有名的董医生，便踉跄着推车赶往卫生院。

董医生正好在岗，听完我的症状描述，立刻测量体温，高达40.5℃。他神色凝重，叮嘱我绝不能独自步行十五华里回家，途中极易出现危险，扶我进观察室输液，托付护士照护，自己先返回院外家中。恰逢董医生的侄子用地排车拉着母亲、大娘来医院探望病人，他们匆匆吃过饭后，将我的自行车安置在地排车车尾，扶我躺上车板，大娘一路步行跟在车后，连夜匆忙把我送回家中。到家时天色完全黑透，我已经陷入深度昏迷。

起初董医生初步诊断为重感冒，嫂子急忙请来村里乡村医生，给我注射退烧药、喂下发汗散，又灌下满满一碗温水，静静等候我苏醒。等到半夜，母亲进屋连声呼唤，我全无回应，伸手一摸，浑身滚烫灼人。凭家中长辈过往的经验，绝非普通风寒，家人连夜用地排车把我送往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医师依旧按重感冒施治，高烧始终不退，我持续昏迷，这些情形，都是我清醒后家人告知我的。

次日，我校校长到公社教育组开会，特意绕路到卫生院探望。他摸过我的额头、连声呼唤，察觉情况危急，嘱咐嫂子立刻转往孝直中心卫生院，否则恐有性命之忧。来不及办理转院手续，众人用地排车一路快步奔走，奔赴十五里外的孝直卫生院。该院葛大夫医术远近闻名，家人直奔他的诊室。葛大夫细致询问完整发病经过，当即确诊为脑膜炎，立刻安排我住院抢救。

彼时药品物资极度紧缺，治疗脑膜炎所需的青霉素、链霉素、氢化可的松更是稀缺，卫生院库存仅剩十余支，还要留作应急备用。哥哥四处奔走，发动亲友多方筹措药品：托平阴铝厂的侄子寻来几支，拜托肥城矿务局二院的表弟调配几支，哥哥在淄博务工的工友送来几支，同学也在平阴辗转淘换出药剂，多方凑齐，才保障了全程治疗用药。

大概住院第三日上午，我终于苏醒。葛大夫闻讯走到病床前，轻轻拍着我的头感慨：“孩子，你算是从阎王殿走了一遭。你要是再不醒，全家人都要急垮了。万幸送医及时，不仅保住性命，也没落下终身残疾，实在是命大。”

我在医院休养十余天才康复回家，上半学期的课程彻底耽搁。校长专程上门探望，宽慰我安心养病，落下的教学任务，会分给其他教师分担，等新学期返校再接手授课。握着校长的手，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成为教师，是我苦盼已久的希望，哪怕只是一名代课教师。

暑假过后，我重返讲台，担任初一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站上讲台的那一刻，心中满是重获新生的感慨。望着台下一张张天真烂漫的孩童脸庞，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孩子们的期盼。

10月21日，一则重磅新闻传遍全国，引发巨大震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同步刊登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意见》。那个年代信息传播渠道单一，县城有线广播循环往复播报这条消息，喜讯迅速在全县知识青年间传开。我校五名符合报考条件的青年教师个个喜出望外，课余时分互相试探，纠结要不要报名。十年苦等，求学的大门终于重新敞开。

可众人心里都有顾虑：统考择优录取，规则虽公平公正，可荒废多年，我们真正掌握的知识寥寥无几。拿我自身来说，初中就读农中，日常课业以撰写批判文稿、学习毛选心得为主，数理化几乎一片空白；高中阶段常年学工学农、参与校舍建设，数理课程听得云里雾里，授课老师也无可奈何，两年高中，几乎没学到扎实文化课。距离考试仅剩两个月，日常教学工作也不能耽误。到报名截止时，全校仅有我和一名女教师递交报名表，她填报大专院校，当年并未录取。

我不愿放弃这次难得的机遇，哪怕交白卷，也不想留下终生遗憾。我心里盘算：文化课差距太大，冲击本科难度极高，不如报考中专。当年中专仅考四门科目：语文、政治、数学、理化，语文与数学是我的优势，只需全力补齐数学、理化短板。学校领导与老教师全都鼓励我大胆报考，几位住校公办老教师主动提出，任何薄弱学科都可随时找他们补习。前辈们的鼓励，给了我莫大信心与力量。

那段备考时光，我每天只回家一次，带煎饼、咸菜在办公室食宿。白天完成教学、批改作业；夜里办公室生起煤炉，暖意融融。我买一斤两元的茉莉花茶、九角钱一条的香烟，通宵复习。数学老师从头带我梳理初中全部课程，化学老师把元素周期表贴在墙面，从元素符号、基础分子式逐句讲解；物理老师细致拆解力学、光学、电学基础知识点。如今回想，那些夜晚只能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却无比珍贵。更让我动容的是，几位老教师陪我补课至深夜，往往是我再三劝说，他们才肯收拾东西离校。

报名前夕，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劝我：“你的数理化基础薄弱，报考中等师范把握更大，当年招考简章明确写明，中等师范优先录取民办教师。”我听从校长的建议，确定报考中师。

12月13日，我裹一件粗布大棉袄，独自走进考场。1978年元旦次日，录取喜讯通过电话传到村里，当时我正在课堂授课，同事匆匆告知我被录取的消息。中午回家吃饭，嫂子早已赶到公社取回录取通知书，全家欣喜万分，街坊邻里纷纷登门道贺。一纸通知书，让我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从此告别农业粮，吃上国库粮，这是无数乡村青年梦寐以求的结果。

春节过后，我办理户口迁移、粮食关系转出手续，怀揣全家人的期许，踏入长清师范学校。两年师范毕业，我正式成为公办初中教师，此后整整四十年，我扎根讲台，为教育事业奉献全部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