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皓知青小说集《那年我们十八岁》代序

■ 丁帆

无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动机，而就其客观效果来看，它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城乡大交流，是包括生活观念、思想观念、生存观念、人生观念等在内的两种思想和世界观的对撞、交锋、融合、排斥的历史过程。

案头放着《上海文学》今年第1期，上面有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另一本是王明皓的中短篇小说集《快刀》。

在《大树还小》这部作品中，刘醒龙是以一个现代农村少年的视角来窥探那一段历史,并作出人生的价值判断的。显然，这篇小说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以往知青小说的各种主题模式:知青作为受苦受难者的形象的瓦解;知青作为英雄形象的化身的溃灭;知青作为田园诗人的形象的崩坍，在《大树还小》中得以淋漓地体现。卢新华、孔捷生们“在小河那边”的“伤痕”,变成了痞子们的自作自受;梁晓声们在“暴风雪”中的英雄气概化作一团鱼肉乡里的匪气;就连史铁生、朱晓平们与农民的和谐田园牧笛也变成了毒蛇的诱惑。

但是，刘醒龙却没有把这种尖锐的历史矛盾向更深的“历史必然”去质询，而这样的“停顿”，只能造成更深的历史创伤。

反思近二十年来的知青题材小说，像阿城那样较为冷峻乐观，保持中性的作家作品不多。可是，阿城的作品却很少介入农民内部，也就是说，阿城的小说基本不去描写知青与农民之间的感情纠葛，尤其是那种生生死死的爱情关系。因此，作者的那份热情就可很潇洒地隐匿于不悲不喜、不温不火的情节之中，缺少冲突正是阿城知青小说的特色。阿城的知青小说在人性思考和生存思考方面突破了以往知青小说的模式，然而，它们在历史思考的层面似乎还欠深邃。

当我读完了王明皓的知青小说集《快刀》后，就非常惊异作者的另一种写法和他所获得的另一种视角。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大陆的杂志不吃王明皓这一类的知青小说，除了少数篇什在《雨花》上发表外，有的是在台湾“联台文学”等杂志上发表后，出了集子，才转而由大陆一些杂志所发表认可。除了小说本身写法上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外，除了许多篇什弥漫着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怪诞和鲍照诗中的鬼气外，我以为，王明皓作品中所透露出的那种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的人性审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作为一个曾经是知识青年的作家，王明皓摈弃了自我角色的情感介入，他试图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性视角来解剖那一段历史和一段历史中的人，尤其是“知青”这个上山下乡的主体。

我以为王明皓的知青小说写得太“酷”，所谓“酷”并非悲剧美学中那种惨烈之美，而是一种鲁迅笔端之下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阴冷之中透出的那份洞悉无常人生的喟叹。如作者在《快刀》集序言中所说:“我的知青小说，在大陆被稀称为‘后知青文学’，所谓后，是为了和以前相区分。前十年写知青的作家很多。而今早已寥若晨星了，当年我没赶上‘潮头’如今却获得了一个视野，一个冷静，一个特定的视角，倒也平心静气的了。”这一份冷静视角的获得，固然是因了许多“前知青小说”的铺陈，否则是很难来重新打量这段历史的。

和刘醒龙不同，作为一个曾经沧海的知青，王明皓不带任何激情(起码是不着任何情感痕迹)地去剥离那一段疹人的历史，以及在这疹人的历史中活动着的人，乃至他们的“死魂灵”。

这些固然不能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手笔，但“大音稀声”“大智若愚”的道理，作者还是了彻的。因此，在那近似于自然主义的中性客观的描写中，我们仍能谛听到遥远的历史深处所发出的悲悯的人性呼喊，以及对历史的叩问与凝思。

“寺背村”是王明皓小说的一个不可逃离的历史性境遇，像“我”这一群知青在这块土地上演绎出的一幕幕悲喜剧却是令人深思的。木讷中透着灵动，呆板中露出睿智，这在王明皓的小说知青人物中成为一个惯常。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知青这个“自我的严肃解剖”，“解剖自我”一旦成为王明皓知青小说的一个固定视角，它的历史意义就不同了。整个小说的意象构成既然推翻了原有知青小说的意义范畴，那么，作者笔下的人物当然就赋有了另一种鲜活的意义。由此，我们才读出了王明皓知青小说的全新意义。

《快刀》真是一把解剖知青灵魂的“快刀”!那种在逆境生存环境下用尽了心机的冷酷体现在一个愚钝的知青身上，而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兽类中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法则。同时，也使我们想到工于心机的人类格斗中，取胜的一方却往往是用最简单的思维和手段而获得的真谛，掩卷细想，又觉得脑后冷飕飕的生风。那声“快刀,好快刀！”的呐喊，与其说是在赞扬刀，倒不如说这位绰号叫“快刀”的知青所发出的绝死的讯号。听不出其中奥妙的农民邻居们自然是欢天喜地，而意会到个中隐情的大队书记当在这一幕严酷的斗争中取了退守之道。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说了刀的快，也描摹出了被刀者对于死的那么一种精神境界。头二百个字，读了叫人毛发悚然，却又淋漓尽致，很觉着有一番余味的。我的《快刀》绝没有类比先贤的意思，只不过描摹了一种往事。通篇小说如同刀砍下去，却连一滴血也没流得出来，冤哉!”不管有无类比先贤，我反正读出了《药》的韵味，读到了《阿Q正传》的余绪，这种对知青生活的勾勒和解剖，也体现出作者的气度。

《那年我们十八岁》最使我感动，作为一个好小说，作品能在不露声色中把十八岁的“我们”写得灵魂出窍、血肉淋漓可谓不同凡响，确是上乘之作。小说也是写“我们”在饥饿中的失节，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偷吃了邻村农民赖以生存的鸡，致使一位大嫂喝了农药自尽。作者并没有把笔触停留在是非的价值判断上，而是更加深入人性的内部，延展了小说更为广阔的描写疆域。农民大嫂死后，两位知青已然是迈不过这道德心灵的门槛，于是他们自动跑去吊孝、投案，引来了一顿绝死的老拳痛击，其中，寥寥几笔，又描写了那位深明大义的驼子一一死者的家属一一穿透历史的义举。

从驼子保护两位知青的义举来看，作家要表达的无非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的意蕴。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和农民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知青落入苦境，农民被瓜分口粮。而在这历史的阵痛中，作家不能沉酒于相互的怪罪而分清谁是谁非，而是要从中发掘出人性的内涵，以抨击那一切不合人性和人道的罪恶机制。

在《荒年》《地灯》《如梦令》《大寺墩情话》《夏天的轶闻》等篇什中，王明皓的知青小说充分描写了知青灵魂的锈蚀和堕落，当然，也描写了农民们的愚昧和自私，但其主要笔触还能停滞在他所亲历过的那场震撼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人的灵魂的剖析上。

作为小说的两种写法，我似乎更欣赏后者，我佩服王明皓的自我解剖气度，这种忏悔绝无丝毫矫揉造作。

（编者注：据百度，作者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明皓数十年后在网上读到，原稿5300余字，于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逐字整理出来。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三期

恍若隔世

——短篇小说集《那年我们十八岁》自序

■ 王明皓

《那年我们十八岁》是我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

我十八岁时，那是二十世纪的一九六九年。一年前的一九六八年十七岁时，我就下乡插队去了。这本小说集里大多写的，就是我在农村插队时所经历的人和事。

中国的传统习惯以三十年为一世，那么我所写的时代。现在差不多已隔了两世。这些短篇小说是我开始踏上文坛时的作品，大多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离现在，至少也有一世还多了。

一世两世，这还只是时间的概念，出版前我重读了这些小说，没想到那个感觉简直恍若隔世。重读时我甚至暗暗问自己，这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吗？把眼光从电脑前移开，喝上一口浓茶望着窗外，窗外的紫金山青黛如墨，一脉东西横亘出了十几里，便又觉眼前与过去的一切，是那么的历历在目，真实如初了。

应该说，这些小说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浓郁的气息，它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不易遗忘的记忆。现在我重读它感到恍如隔世，大约是我早已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接受了这个时代给予我的馈赠，便觉得身处的现实与过去所写的，格格不入了。

这本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大多篇目，在大陆发表过后，二十世纪的一九九三年又以《快刀》为名，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过。现在又增加了一些篇目出版，我是有些担心它能不能被现在的年轻读者接受。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为一代人，我与现在的年轻人，差不多隔着了两到三代。

冯主编读后给我写出了她的看法。

她认为《快刀》以细腻的笔触，将知青快刀在寺背村的命运沉浮，刻画成一部关于成长、尊严与时代洪流的壮丽诗篇。那种“刀锋渐起，人声渐息”的描写，和在大队书记家门口那场惊心动魄的磨刀戏码，快刀以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将磨刀转化为维护尊严的武器。这种“以柔克刚”的抗争，既令人拍案叫绝，又饱含辛酸。如同历史的回响，让快刀的故事超越了个人命运，成为一代人集体的记忆。

《那年我们十八岁》则是一部以知青岁月为背景的厚重叙事，字里行间喷涌着泥土与汗水的腥咸气息。主人公“用牙膏染白脸进城”的窘迫、“油条比命贵”的荒诞，直击当代青年的生存焦虑，易引发社交平台热议；偷鸡事件的多重反转、驼背老汉的悲壮放人、油条店暴力冲突等场景，具备强烈的戏剧张力。

而《地灯》是一篇思想深邃、艺术精湛的短篇小说佳作。作者一反以往，用了荒诞现实主义的手法，初读开来就有惊喜。作品没有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一个闭塞山村因通电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这种“以小见大”的视角极具力量。通电本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美好愿景的象征，但在寺背村却成了权力游戏、人性弱点、文化隔阂的催化剂，极具讽刺意味和寓言性。小说通篇弥漫着一种荒诞感，这种荒诞感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的村民、被边缘化的知青、基层小官僚碰撞下的必然产物。作者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了这种荒诞，使其成为作品最核心的艺术特色和思想深度所在。

《地灯》中鲜活的人物塑造、生动的方言运用、精巧的结构布局、深刻的象征寓意和浓郁的黑色幽默风格，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以上这些，应该就是我把此书托付给他们出版的原因了。因为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理解。如果这份理解也是现在年轻人的，那么我当然会从心里感到高兴。

受新媒体的冲击，现在的出版环境并不好，但愿我的这本书能尽量与更多的读者见面。这本书曾以《快刀》之名出版过，现今的读者读过，便能知道《快刀》其实不快......

这里面透出的味道，应是作者对生活，对过去，对人生的那一份真诚了......

2025年9月11日

钝刀子也割肉

——短篇小说集《快刀》自序

■ 王明皓

小说集中有一篇取名《快刀》，颇有些吸引人眼球的意思了。

其实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早就有一篇《快刀》了，讲一个人的头被一刀砍了下来，骨碌碌在地上直滚，口中犹在大呼:“快刀，好快刀!”说了刀的快，也描摹出了被刀者对于死的那么一种精神境界。头二百个字，读了叫人毛骨悚然，却又淋漓尽致，很有一番余昧了。我的《快刀》绝没有类比先贤的意思，只不过描摹了一件件往事，小说集共收入我所写的十几篇短篇小说，其中这篇叫《快刀》的，快刀，就是篇中主人公的外号。其实这人为人处事刀子一点都不快，反倒有些傻，地地道道是把钝刀子了。

这本小说集中，多是写了那个已逝去了的时代，又多是以现代年轻人不甚熟悉的知青生活为题材。我的知青小说，在过去曾一度被称为“后知青文学”，所谓后，是为了和以前相区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十年，写知青题材的作家很多，后来就逐渐地少了，当年我没赶上“潮头”，后来却获得了一个视野，一个冷静、一个特定的视角，倒也平心静气，觉得“后’了也没什么不好。

对于短篇小说创作，我大体是按照现实主义的路子进行操作的。大学里我也曾读过弗洛伊德、尼采的东西，似懂一点，却又很难归化进去，为赶不赶时髦的事，着实苦恼过一阵子。后来想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想到为时髦而时髦，那就不见得是真时髦，我其实是个直面人生、认认真真地看世界的人。

其实，就短篇小说而言，我自感写得还算好的《地灯》《荒年》《快刀》《那年我们十八岁》等等。我的这些短篇小说在大陆发表后，才在台湾发表。台湾那边我人地生疏，他们却接纳了我的稿子，我只当这也是一种公平竞争了。我的这些短篇小说现以《快刀》为名，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书发行。有编辑以为我的作品能在台湾发表，一是所写环境之新鲜，一是意境的新奇，再一个就是语言的味道。对短篇小说的语言，我的确有自己追求，那就是想怎么说便怎么写，绝不娘娘腔，绝不捏着嗓子学鸡叫……

《快刀》其实不快，读者一读，若能体会到一种钝刀子割肉的味道也好......

不信你就看看，这里面透出更多的，应是作者对生活、对过去、对人生的那一份真诚了......

1993年初

王明皓 男，汉族，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生。六八年初中生，在农村插过八年队，回城做过八年车钳工。毕业于南师夜大中文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文学创作一级。现退休。

出版有长篇小说《北洋水师》、《1895大清帝国大变局》、《台湾巡抚刘铭传》、《我是风，我是花，我是大太阳——个武则天自述的故事》、《辛亥年》，短篇小说集《快刀》（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东篱下》、《漫步话西塘》等。其中《沧海. 苍天——北洋水师覆灭记》获江苏省第一届“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与第四届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台湾巡抚刘铭传》获江苏省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鸳鸯错》，2007年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播出。

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那年我们十八岁》，2026年已由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收有王明皓短篇小说十九篇，十八万字。

长篇历史小说《先河》，2026年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