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的老师

杨善兴

我小学未念完，只念到了四年级。

我们那时小学是六年制，一、二、三年级是初小，四、五、六年级是高小。我的一、二、三年级是在本村小学上的，那时我们村小学三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内上课，前面是低年级，后面是高年级。给其中一个年级上课时，老师就安排其他年级的同学做作业。

我同年级学生是十四名，高我一年级的学生只有三名，低我一年级的学生大约也有十几名。教室是三间土房，前面是土台子，后面有几张木桌子，凳子多是自带的。

这在当时的农村，应该是普遍现象，有歌谣为证：“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一群泥孩子。”

上课的老师只有一位，是金训清老师。金老师不但教我们语文，也教算术。还曾破天荒的教过我们一个表扬唱，内容是要我们讲卫生的，歌词共四句：

我是一个大苹果，

各个小孩都爱我。

请你回家洗洗手，

要是手脏别碰我。

1964年清明节，他带我们在郭庄小学表演（郭庄有烈士墓地，文革前每年清明节，中心校都会组织学生去扫墓），中心校还给我们这个节目发了一张奖状。

金训清老师是临清市金郝庄村人，那时也就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他身材魁梧，额宽面阔，仪表堂堂。他对我们要求很严，也很负责任。那时雨水多，无论马颊河还是村周围湾坑都是满满的水，夏天时常有小孩不小心淹死的消息传播。他中午不睡觉，每天都去河边、湾坑边转，发现有下水的学生就拉上来打屁股五鞋底。

星期六上午放学时他给我们男生每人腿上印一个红印，星期一上学就逐个检查，发现有红印被水湿过的学生就打三鞋底。

金老师在我村执教的几年里，没有一个学生被淹的事件发生。许多年后，我们村的村民都还念他的好。

另外，他对我们学生还关心备至、爱护有加，重情重意。有一天，我父亲去县里开会去了，我母亲有急事去了我姥娘家，中午放学后我找不到地方吃饭了，金老师知道后就把我叫到他家吃饭，还让师母给我做了一个小油饼。

1978年，我在《山东建筑工程学院》上学放假回家，金老师听说后骑自行车十六里土路来我家看我，我和全家人都感动不已。

真想不到十三年了，金老师还记得他这个小学生。

1966年，我们升入了高唐县卅铺区高级小学，上小学四年级。真有一步跨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学校的教室，是一排排整齐的红砖瓦房，室内宽大明亮，还有玻璃窗。每两个学生有一张上翻盖带书箱的书桌，每两个学生有一条黄色的木板凳。

课程除了有语文、算术外，还有文娱、体育、劳动。每门课都有不同的老师授课。

班主任是田庆兰老师，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女老师。田老师白白的，壮壮的，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其实田老师是很泼辣的人，在篮球场上跟男老师一样抢球上篮，毫不畏惧。

田老师不打学生，还很关心爱护学生。有一次课间，我忽然肚子疼，田老师就让我躺她寝室的床上，给我倒温开水喝，还安慰我说：“不要紧，躺一会就好了。”

学校的操场很大，有篮球场，也有排球场。操场东侧有两排高高的杨树，微风吹过哗啦啦响。

学校还有一片杏树林，杏熟了每个学生都能分几个甜杏吃。

学校有菜地，每个星期都能吃一次免费的水煮菜，这对一年到头盐水泡萝卜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次享受。

学校最热闹的时候是课间十分钟。下课铃一响，几个班的同学一窝蜂地涌出教室，校园瞬间被欢声笑语占领。

最让人难忘的是去集市上宣传“抗美援越”。高年级的同学走在前面，打着彩旗，敲着军鼓，吹着军号。真是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军号齐鸣。低年级的同学走在后面，都戴着红领巾，排着队，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好不威风。

在集市赶集的村民都会自动闪开路，有的还指指点点，这个是xx村的谁家的孩子，那个是xx村谁家的外甥，等等。我们站在队伍中间倍感自豪和骄傲。

那时的学校，处处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散发着活力和朝气。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和希望，立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为祖国、为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先是批“三家村”、“四条汉子”，接着是批“彭罗陆杨”、批“杨余傅”、批“六十二个叛徒”，再就是批“王关戚”，最后就是批“刘邓陶”了。这些对我们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就是个热闹，根本不知道咋回事。重要的是要学生给老师和校长写大字报，提意见。高唐县一中的个别中学生也来我校讲演、发传单，“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还教过我们唱一首“红卫兵战歌”，歌词大概如下：

伟大的统帅，

发出了战斗号召，

文化革命战鼓敲。

文化革命战鼓声

滚滚激荡。

毛泽东思想凯歌

传遍四方。

英雄的红卫兵，

革命的小闯将，

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口号） 打倒走资派！

（口号）打倒走资派！

誓教那个旧世界彻底见阎王。

（口号）革命无罪！

（口号）造反有理！

（口号）革命……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些年龄大点的学生真的被煽动了起来，他们与“农中”的学生一起，分别成立了几个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冲击区政府，批斗区领导人（走资派），要钱，要经费。

在学校里面就是斗老师、斗校长。甚至发展到打老师，侮辱老师。

王老师（名字记不清了），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生，被揪了出来，说他是右派。有次开他的批斗会，几个男学生上台打他的头、踢他的屁股。王老师个头不高、但挺结实，脸黑乎乎的，有点前凸；衣服总是板板正正、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整齐；工作积极肯干，劳动课和我们学生一齐干活，不像别的老师只在一旁指指点点。

真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有一位杨姓女老师，被几个学生在后背上刷满浆糊，贴了大字报。

被批斗的还有一位教算术的刘老师。

没有印象有人打邓校长，那时邓校长好像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大字报是少不了的，她寝室的墙上、门上、窗户上贴得都是。

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打、砸、抢”在学校内也开始抬了头。有人砸开了学校图书室的门，里面的书籍被哄抢一空。待我和杨善义同学赶到时已所剩无几，杨善义从地上捡了一本小册子，《打开济南府》。我从地上捡了两本带有脚印的小册子，一本是《大战孟良崮》，一本是《莱芜之战》。都是革命老前辈的回忆录。

学校乱起来了，当地附近村民也不甘心落后于形势，不肯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便来学校偷教室的桌椅板凳和木门木窗（据说XX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学生桌凳）。

好端端的学校顿时狼藉一片，破败不堪。

书是念不成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只好“回家闹革命”去了。

1967年下半年，我给生产队饲养的牛拔草，那时别说庄稼长得不好，草也不长，一天拔两篮子草并非易事。这天，我忽然想起学校公共厕所的后面有草，便背起篮子，拿着镰刀去那儿碰运气。当我正拔着起劲的时候，王老师在厕所里走了出来。一看见我便招呼我去他寝室坐坐。我忙把篮子和镰刀放在一边，去了他的寝室。室内还有一位女老师，个头不高，短发，三十岁上下。王老师说：“我结婚了，这是你婶子。”并拿出几个糖块塞在我手里。王老师的爱人对我微微一笑就出去了。

大概王老师有太多委屈无处倾诉的缘故吧，竟对我这个还不怎么懂事的学生说起了他的人生遭遇和不幸。他说他也曾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大学考得物理专业就是想学成后当科学家报效国家。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教期间，有一名女学生说他撒尿对着她了。王老师当时年轻，不太冷静，说了些难听的话。谁知，那个女学生的舅舅在当地公安局工作，就把他逮了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关了几天就放了。1957年反右，有名额、没对象。有人揭发他进过“局子”、有瑕疵，可以定为右派。领导开始还觉得理由不很充分，这时又有人揭发他上大学时喊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万岁”的口号。不容分说，右派的帽子硬是这样被戴上了。并被发配到乡镇小学教书。

自那次见面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老师，也没听说他又分配到什么地方去了。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也该平反了吧？在那荒唐的年代里，受伤的何止他一人呢！

注：我们那时学生之间年龄相差很大。我们班小学四年级，年龄小的学生十一、二岁，年龄大的学生有的二十多岁了。

作者简介：杨善兴，字工，号老善，舐墨轩主，山东省高唐县人。七旬老叟，头秃眼花。一生岁月，唏哩哗啦。年少务农，不精耕耘锄耙。自学中医，仅记陈皮山楂。入伍军营，功章从未胸挂。建筑事业，只能糊口养家。闲意文字，无非延缓呆傻。情系书画，犹似孩童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