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长虹》

第二卷•烽烟

第二章 · 政训处

作者：心如大海

主播：大爱

一

政训处设在石窝村，一个不起眼的院子。三间北房，两间西厢房，院墙是土夯的，墙角长着几棵半枯的枣树。张廷瑞搬进去的时候，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桌子上落了一层灰，墙角有蜘蛛网。他花了一整天打扫——把屋里擦了一遍，把窗纸重新糊了，又把院子里的杂草拔干净，堆在墙角晒干了当柴烧。

吴学纯、吴吉太、孟庆长、赵福龙等十几个人陆续到了。他们没有穿军装，穿着老百姓的衣裳，像一群进城赶集的老乡。但这十几个人里，至少有五六个是脱了党又恢复关系的，有两三个是被开除过又回来的人。每个人都有一段灰暗的过往，没有人主动提起。张廷瑞不问。他只是坐在院子里那个新削的木凳上，等着一个个进来报到。

吴学纯是第一个到的。他个子不高，不到四十岁，圆脸，不善言辞，坐下之后只问了一句：“伙食在哪儿吃？”张廷瑞说：“跟我搭伙。”吴学纯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吴吉太跟着进来，卷着袖子，像是刚从地里上来；孟庆长和赵福龙进院子时互相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各自蹲在墙根底下等着。

张廷瑞站在院子里，看着这几个人的脸，没有一个像“政训干部”。种地的、打铁的、教书的、卖布的——什么出身都有。但张廷瑞清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他们都见过最底下的人是怎么活着的，也都想过要改变那种活法。这比任何履历都重要。他转身进了屋，在桌上摊开一张白纸，拿起笔，写下第一行字：“政训处第一期工作计划。”

他不需要太多人，只需要十几个能点燃火种的人。石窝村的院子很小，但足够让他们站在一起。

二

政训处的工作很快展开了。白天，他们下到连队，给战士们上政治课，教他们识字、唱歌、讲抗日道理。晚上，他们在油灯下开会、学习、研究工作。张廷瑞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台讲课。

第一堂课是在十一连的营房上的——一间破庙，几十个战士盘腿坐在泥地上。张廷瑞站在佛台前，手里没有拿枪。他看了大家一眼，站了一会儿，等最后一个咳嗽的人停下来，才开口。他手里有一本书，书皮已经磨得发白，边角卷了。他没有翻开它，只是把它放在佛台上。

“弟兄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国会挨打吗？”

“因为鬼子枪好！”一个战士喊。

“因为国民党不抵抗！”另一个战士喊。

张廷瑞摇了摇头。“都不是。是因为咱们穷。为什么穷？因为地主占了地，资本家占了工厂。共产党要做的，就是把地和工厂从地主资本家手里拿回来，分给老百姓。老百姓有了地，有了饭吃，有了衣穿，谁还愿意当亡国奴？”

战士们的眼睛亮了。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低声说“原来是这样”，有人交头接耳，互相看着，像是在确认自己听懂了什么。一个老兵坐在靠墙的位置，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课后他走到张廷瑞面前，站了一会儿，问了一句：“张先生，你说的这些，是真的？”

“是真的。”

“那我信。”老兵说完，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庙门口的光里。张廷瑞没有追上去问他的名字。但他记住了他的脸。

三

张廷瑞讲课不绕弯子，不扯理论，只讲庄稼人、扛活人、当兵人自己看得见的事。他把“阶级”两个字换成了“穷人和富人”。他把“剥削”两个字换成了“地主不种地，粮食却是他的”。他把“革命”两个字换成了“这世道得换一换了”。他不写讲义，不带书本，只在佛台上放一碗水。讲到口干时端起来喝一口，然后把碗放下，继续往下讲。

“弟兄们，咱们扛枪打仗，是为谁打的？”

“为打鬼子！”有人回答。

“鬼子打跑了以后呢？”

没有人回答。十几张脸上有一瞬间的茫然——打跑了以后，日子该怎么过，他们没想过。

张廷瑞停了一下。他把佛台上那本书拿起来，翻开封皮，看了一眼扉页上自己写的那行字。那是他在保定监狱里写的，墨迹已经淡了，但还能辨认：“守住了根，人就站得住。”他把书合上，放回佛台。“鬼子打跑了以后，咱们要分地，要建学校，要让穷人的孩子也能读书。你们打仗，不只是为了打跑鬼子。是为了打跑鬼子以后，你们能过上人的日子。”

那些人听懂了。一个战士低着头想了好久，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抬起头来，看了张廷瑞一眼，没有问什么。但他脸上的表情变了——那是一种被点燃了的、还在慢慢烧起来的光。张廷瑞记得那天下午，太阳从破庙的窗洞里斜射进来，正好照在那个战士的脸上。

从那之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多。有战士，有班长，有排长，还有几个连长也悄悄地来了，站在门口听着，不走进去，也不离开。

四

张廷瑞还在石窝村成立了童子军，教那些十来岁的孩子学习文化、练习军事技能。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没有课本，就用粉笔在地上写。他教他们写“共产党”三个字，写“抗日”两个字。孩子们跟着他一笔一划地写，写歪了就擦掉重写，地上留下一道道白印子。有时他也会教他们打绑腿——蹲在孩子们面前，一圈一圈地卷好了，再拆开让他们自己试。孩子们围着他，叫他“张先生”。

有一天，一个叫小栓子的孩子问他：“张先生，你教我们写字，长大了我能干什么？”

“长大了，你想干什么？”

“我想打鬼子。”

张廷瑞看着他，摸了摸他的头。“那就好好学。学好了，长大了才能打鬼子。”

五

政训处的工作很快见了成效。周文龙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战士们开始主动询问“什么时候打鬼子”，逃兵少了，偷东西的少了，愿意跟老百姓说话的人多了。一个排长找到张廷瑞，说他以前当兵是为了混口饭吃，现在他知道了“为了谁打仗”。一个班长在课堂上站起来，问：“张先生，你说共产党要为穷人办事——那我现在能入党吗？”

张廷瑞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那个班长的脸，那张脸很年轻，额头上有一道伤疤，像是被弹片划过的。“你得先想清楚，入党不是一句话，是一辈子的事。”

“我想清楚了。”班长说。

那天晚上，张廷瑞把这个人记在了笔记本上。他没有立即发展他——还不到时候。但种子已经埋下去了。

周文龙的队伍里，开始有人在夜里悄悄推开政训处的门。他们来了不说多话，只坐一会儿，问几个问题，然后站起来走了。张廷瑞从不留他们，也不记他们的名字。但每次有人推门进来时，他都会把桌上的灯芯拨亮一些。

六

一个月后的深夜，张廷瑞坐在石窝村的院子里，面前摊着一封刚写完的信。

他看了很久，又拿起笔，在信纸的背面加了一行字：“火种已带进队伍。你在外面，守住涿县。”没有抬头，没有落款。他对着油灯吹干了墨迹，把它叠好，塞进信封，封口处压了一块干蜡，没有用印。

他把信交给通讯员：“送到上胡良村，交给于振坛。”

通讯员接过信，装入贴身的衣袋里，没有说话，转身消失在夜色中。张廷瑞坐在门槛上，看着那颗星。他还活着，于振坛也还活着。火种没有灭。它会继续烧下去。从石窝村，从涞涿平原，从拒马河边，往更远的地方烧过去。

政训处成立后的第三个月，张廷瑞做了一件事。他把周文龙部所有连级以上干部的名单抄了一份，在那些“可争取”的名字后面画了圈。周文龙手下的一个营长，是土匪出身，杀人放火的事没少干，但有一次他路过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听见张廷瑞在讲“穷人为什么穷”。他没有进去，只在窗外听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第二天，他让人给政训处送来了一袋白面。“给那些孩子们吃。”传话的人说。

张廷瑞收下了那袋面，当晚让炊事班蒸了一锅馒头，分给了童子军的孩子们。

政训处成立后的第四个月，张廷瑞接到了保属特委的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工作有成效，继续保持。另，组织上已派王巍同志赴涞涿地区开展工作，近期将与你联系。”

张廷瑞看完信，把信纸凑近油灯。他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夜色。石窝村的夜很静，只有风从拒马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水的气味。他在心里过了一遍：王巍，朝鲜人，在涿县教过书，后来去了五台山，找过八路军，现在又要回来了。一个朝鲜人，穿过半个中国，走到涿县来打鬼子。他想起那袋白面，想起窗外那些听课的干部，想起小栓子蹲在地上写“共产党”三个字时的模样。他站起来，把灯吹灭了。

火种，已经带进队伍了。

七

1938年夏，张廷瑞接到新的调令——调往涿县路东地区，为开辟敌后根据地做准备。他将政训处的工作交给吴学纯同志接任，化名张之达，秘密离开石窝村，沿着拒马河向东走去。这一次，他不再是在别人的队伍里做政训工作了。他要去的地方，是敌人的心脏地带。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像每一次出发一样。

拒马河的水，还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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