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文学的“对位”与“和声”
——读刘龙、赵命可《明月照高楼》：当代作家对话录之二
张兴源
一
延河水静静地淌着，两岸的杨柳早已绿得浓郁，日光从树叶的缝隙间筛落下来，在书案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光影。便是这样的一个午后，我打开了刘龙先生惠寄的这部《明月照高楼——当代作家对话录》。
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5年7月出版发行的，封面素雅，装帧大方，捧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质感。三百余页的篇幅，收录了二十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访谈。翻开来，李佩甫、苏童、乔叶、杨志军、陈彦、刘醒龙、柳建伟、何立伟、吕新、田耳、鬼子、葛水平、白描、沈念、海男、王十月、马金莲、陈仓、庞余亮、王春林——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扑面而来。这些名字，哪一个不是当代中国文坛上响当当的存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他们的作品几乎包揽了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荣誉。
然而，真正打动我的，不是这些光环，而是书中那二十篇访谈所呈现出来的、关于文学本身的那份赤诚与深邃。
我这一生，与书为伴的日子算来已近六十多年。年轻时读《诗经》《楚辞》，后来读唐宋八大家，再后来读鲁迅、老舍、沈从文、王蒙、路遥、陈忠实、高建群、杨争光，也读古希腊悲喜剧、卡夫卡、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和特朗斯特罗姆。读书于我，早已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古今中外无数灵魂对话的生存状态。正因如此，当我阅读这部访谈录时，我不只是在读二十位作家的言论，我是在见证二十场关于文学本质的灵魂对话。
二
书名《明月照高楼》，取意高远。明月者，文学之永恒精神也；高楼者，作家之精神高地也。古人有诗云“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那月光不只是照在楼阁之上，更是照在每一个仰望者的心上。刘龙、赵命可二位先生以此为题，其寄寓不可谓不深。
说起“作家访谈”这一文体，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巴黎评论·诗人访谈》《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这个书系。《巴黎评论》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推出E.M.福斯特访谈以来，这个栏目几乎访谈了二十世纪以来所有最重要的作家和诗人，包括米兰·昆德拉、阿兰·罗伯·格里耶、君特·格拉斯、村上春树、奥尔罕·帕墓克、斯蒂芬·金、翁贝托·埃科、约翰·斯坦贝克……。业界的评价说，刘龙、赵命可的这部访谈录“颇具《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韵味”，我以为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却还不够。因为刘龙、赵命可的这部访谈录，有着一种别样的质地。
这种质地，我姑且称之为“文学的对位法”。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时，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概念——对话性。在巴赫金看来，真正的对话不是一方发问、一方回答的单向传递，而是多种独立意识之间平等而充分的交流。刘龙、赵命可的访谈，恰恰达到了这种对话的高度。他们不是在“采访”作家，而是在与作家“对话”。问题不是预设的模板，而是从作家的创作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回答不是敷衍的应付，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精神坦露。
读李佩甫那篇《平原是我的写作领地》，我仿佛看到了中原大地上那一望无际的麦田。佩甫先生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平原三部曲”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访谈中，他谈到自己为何始终将笔触扎根于豫中平原，谈到那片土地上的人与事如何构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说平原是他的“写作领地”——这个“领地”二字用得好，那不是一种霸占，而是一种认领，一种宿命般的归属。
苏童的《小说是灵魂的逆光》同样令人动容。“逆光”这个意象，实在是太精彩了。摄影中逆光拍摄，主体的轮廓会被光勾勒出来，细节却隐入暗处，产生一种既清晰又朦胧的美感。苏童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意思是小说不直接呈现灵魂，而是通过某种折射、某种反转，让灵魂在光影交错中显现。这让我想起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无论是《妻妾成群》中的颂莲，还是《黄雀记》中的保润——都是在某种“逆光”中被照亮的。他们的命运在阴影与光亮之间摇摆，恰恰因此而获得了惊人的真实感。
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标题本身就耐人寻味。在这个以“快”为美、以“效率”为最高准则的时代，乔叶却说“最慢的是活着”。她的长篇小说《宝水》获得茅盾文学奖，写的是一个村庄的缓慢变迁。在她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速度，而是深度；不是到达了多少地方，而是在一个地方扎了多深的根。这种对“慢”的肯定，对“活着”本身的珍视，在浮躁的当代语境中，堪称一剂清醒的良药。
杨志军的《作家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永远的攀登者》，让我想起了他那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雪山大地》。高原上的攀登者，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次呼吸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杨志军说作家的另一个名字是“攀登者”，这话说得壮怀激烈。写作何尝不是如此？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座山峰，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攀登。没有终点，只有过程；没有抵达，只有永远在路上。
陈彦的《将过往生活的储存，传递给更大的世界》，道出了文学最朴素也最伟大的功能。陈彦是陕西乡党，他的《装台》《主角》都是写三秦大地上的凡人小事。但他把这些“过往生活的储存”转化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传达，让秦腔演员、装台工人这些边缘人物的命运，成为了整个时代的隐喻。这就是文学的魔力——从一隅出发，抵达了整个世界。
三
二十位作家，二十种声音，二十条不同的文学路径。然而，在这多样性之中，我分明看到了一种共通的东西——那就是对文学本身的敬畏。
刘醒龙说：“写作，不是看你跳得多高，而是看你能走多远。”这话说得朴素，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在这个人人追求“爆款”、渴望“出圈”的时代，刘醒龙提醒我们，文学不是短暂的爆发，而是漫长的跋涉。跳得高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走得远才能留下足迹。他的《天行者》《凤凰琴》等作品，无一不是“走”出来的，而非“跳”出来的。
柳建伟是我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学。他说：“阅读是心灵和精神的曙光。”作为一个军旅作家，柳建伟的作品向来以大气磅礴著称。但他在这里谈的却是阅读——这个看似安静的行为。他说阅读是“曙光”，是照亮心灵的第一缕光。没有这束光，写作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这话让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在煤油灯下读书的情景——那跳跃的灯火，何尝不是我生命中的第一缕“曙光”？
何立伟的《我在大地上看到了行走的蘑菇》。两位访谈者所拟的这个标题充满了诗意的荒诞。“行走的蘑菇”——那是什么？是人群？是思想？还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存在？何立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文字向来以奇崛著称。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篇微型小说，它打开了一扇通往想象世界的门，邀请读者自己走进去寻找答案。
吕新说：“让语言依据内容的形迹自然地流动。”这话触及了文学创作最核心的奥秘——语言与内容的关系。吕新是当代文坛最具文体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语言向来以精微、细腻著称。但他这里强调的是“自然”——语言不能强制内容，不能扭曲内容，而应该像水依据河床的形迹流淌一样，自然而然地找到自己的路径。不用说，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也是一种极难达到的境界。
田耳的《在平淡叙述中直抵人心》，说的是叙述的力量。田耳是“7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往往以平淡的语调展开，却在不知不觉中击中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种“平淡中的锋利”，比表面的激烈更加强大。就像一把薄刃，不声不响地切入，等你感到疼痛时，它已经抵达了最深处。
鬼子的《小说的创作格局又回到了故事的轨道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鬼子是广西作家，他的小说向来以独特的叙事策略著称。他认为小说的“创作格局”正在回归故事本身——这不只是一种趋势的描述，更是一种价值的重申。在经历了各种叙事实验之后，小说终究要回到“讲故事”这个最古老、也最本质的功能上来。
葛水平说：“我的文字里有农业落地的声音。”葛水平是山西作家，她的文字确实有一种泥土的气息。“农业落地的声音”——那是种子入土的声音，是庄稼生长的声音，是收获时节谷粒归仓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城市里听不到，只有在乡村、在田野、在与土地保持着亲密关系的人们那里才能听到。葛水平那如水的文字之所以感动人、温暖人，正在于她始终保持着这种“倾听”的能力。
四
读这部访谈录，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刘龙、赵命可二位先生所做的，不只是一项新闻工作，更是一项文学工程。
何以言之？且看这二十位作家的构成——既有李佩甫、苏童这样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也有乔叶、杨志军、陈彦、刘醒龙等近年来的茅奖新贵；既有柳建伟这样的军旅文学重镇，也有何立伟这样的“寻根文学”老将；既有吕新、田耳这样的先锋探索者，也有葛水平、马金莲这样扎根乡土的实力派。他们的年龄跨度、地域分布、创作风格、文学观念，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坛各主要版图。换言之，这部访谈录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部浓缩了的当代中国文学史。
更难得的是，刘龙、赵命可二位先生本人就是深谙文学之道的行家里手。刘龙先生现任陕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文化艺术报》社社长，本身就是一位诗人，出版有诗集《走在回家的路上》。赵命可先生则是资深媒体人兼小说家。正因为二位本身就是创作者，他们与受访作家之间的对话才能如此深入、如此平等、如此充满“文学的对位法”。
这让我想起了陕西文学的一段往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曾经创办过影响全国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大选》和大型《翻译文学选刊》。这几份刊物视野之开阔、站位之高远、所发和所选作品之精当，在当时都是领先全国的存在。然而，或是因为经费，或是因为人事——总之是因为非文学的因素——这几份刊物都没能很好地生存下去。作为一个在陕西文坛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人，我每每想起这段往事，都不免扼腕叹息。
如今，刘龙、赵命可二位先生做的这个当代作家对话访谈，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了当年那份未竟的事业。它同样具有某种“领先”性——不只是在陕西的范围内领先，即使放在全国的同类作品中，也毫不逊色。我相信，他们的对话访谈系列和这部著作，一定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五
白描的《根脉 非虚构写作 文学陕军新生代》，是一篇颇具分量的访谈。白描先生是陕西文学的资深观察者和参与者，不单他自己的作品，例如《天下第一渠》是“一部可以留给后人的大书，其大眼光、大情怀、大气概，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李敬泽语），而且他对“文学陕军”的理解也深入肌理。访谈中谈到陕西文学的根脉、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以及新一代陕西作家的成长，每一个话题都切中肯綮。作为一个在延安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陕西作家，我深知陕西这片土地对文学的滋养有多么深厚。从柳青到路遥，从陈忠实到贾平凹，从高建群、杨争光到陈彦以及新一代的年轻作家，陕西文学的血脉从未中断。白描的这篇访谈，正是对这条血脉的一次深入探查。
沈念是湖南华容人。他著有中篇小说集《八分之一冰山》《灯火夜驰》《夜鸭停止呼叫》和散文集《大湖消息》《世界以深为海》《时间里的事物》等。关于他的那篇访谈，标题是《写出信任的希望与灵魂》，关注的是文学与信任的关系。在信任普遍缺失的当代社会，文学如何重建信任？沈念的回答是：写出希望，写出灵魂。希望让人看到可能，灵魂让人触摸真实。当二者在文字中相遇，信任便有了生长的土壤。
海男被称为“文学界的妖娆异类”。这个称呼准确地捕捉到了她在当代文坛的独特位置。海男的诗与小说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风格，那种妖娆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内在生命力的自然流露。她的访谈想必也如其作品一样，充满了不可复制的个人魅力。
王十月是湖北一位七零后作家。2000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活物》《无碑》《米岛》和中短篇小说与散文作品。他说“我要做打工者的灵魂摆渡人。”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王十月本身就是从打工者中走出来的作家，他的《国家订单》《收脚印的人》等作品，写的都是底层劳动者的命运。他说要做“灵魂摆渡人”——不是拯救者，不是代言人，而是摆渡人。摆渡人只负责把人从此岸送到彼岸，至于彼岸是什么，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发现。这是一种谦卑的姿态，也是一种深刻的自觉。
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让我内心激动》，充满了对普通人的深情。马金莲是回族作家，她的作品多写西海固地区的乡村生活。那些“亲爱的人们”——她的乡亲、她的邻居、她笔下那些平凡而不平庸的生命——是她写作的源泉，也是她内心激动的根源。这种源自生活的激动，远比任何技巧都更加珍贵。
陈仓的《“浮生”，不再是短暂而虚幻的生活》，重新诠释了“浮生”这个古老的词汇。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中，“浮生”往往意味着人生的短暂与虚幻——所谓“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但陈仓却说，“浮生”不再是短暂而虚幻的。这显然是基于他的“进城”系列小说所展开的思考——那些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却真实而有力，绝不是“虚幻”二字可以概括的。
庞余亮的《生活奖赏的都是有心人》，说的是一种朴素的真理。庞余亮的散文以细腻著称，他总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别人忽略的诗意。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有心”的结果。生活确实奖赏有心人——它把最美的细节留给那些愿意停下来、俯下身、认真看、仔细听的人。
王春林的《人生边上的批评者》，让我想了很久。王春林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他说自己是“人生边上的批评者”。这个定位很有意思——不是站在中心，不是站在高处，而是站在“边上”。边上意味着一种距离，一种审视的可能，一种不被裹挟的自由。一个好的批评者，确实应该站在边上，既投入又超脱，既理解又怀疑。
六
掩卷沉思，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作家访谈？
好的作家访谈，不是信息的堆砌，不是名人的炫耀，更不是八卦的挖掘。好的作家访谈，应该是一次思想的交锋，一场灵魂的对话，一扇通往文学本质的窗户。
《明月照高楼》做到了。
它让我们看到了李佩甫笔下那片广阔的平原是如何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理解了苏童所说的“灵魂的逆光”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感受到了乔叶笔下那种“最慢的活着”所蕴含的生命哲学；让我们体会到了杨志军作为一个“攀登者”的不屈与执着；让我们领悟了陈彦所说的“将过往生活的储存传递给更大的世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使命。
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文学——不是作为谋生的手段，不是作为博取名利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生活与存在的方式，一种理解世界和自我的途径，一种在有限生命中追求无限可能的精神实践。
“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曾为我的诗集《土地·风景和人》题词为序——准确地说，是我把他写给我的回信，作了《土地·风景和人》一书的“序言”。他在“序”中谈到文学与土地的关系，谈到一个写作者应该如何扎根于脚下的土地而又不被土地所束缚。今天读这部访谈录，我再次感受到了文学与土地这种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二十位作家，每一个人都扎根于某一片具体的土地——李佩甫的平原，苏童的江南，陈彦的陕西，葛水平的山西，马金莲的西海固——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被土地所困。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对这片具体土地的深入开掘，他们抵达了普遍的人性，接通了全人类共通的悲欢。
这或许就是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它总是从最具体、最个别的地方出发，却总能抵达最普遍、最共通的境界。
七
二〇二六年的夏天，延河水依旧在静静地流淌。窗外的鸟鸣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大地深处涌出的叹息。我合上这部《明月照高楼》，心中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动。
感动于刘龙、赵命可二位先生的执着、深情与才华。在这个纸媒日渐式微、深度阅读日趋边缘化的时代，他们却以如此大的心力，完成了这样一部有分量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联系作家、设计问题、深入访谈、整理文稿、编辑出版，我知道，这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艰辛。但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如此出色。
感动于二十位作家的真诚与坦率。在访谈中，他们谈创作甘苦，谈人生感悟，谈文学理想，谈现实困惑。他们不端着，不藏着，不故作高深，也不刻意低调。他们就像坐在你对面的朋友，捧着一杯茶，慢慢地说着那些关于文学、关于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话。
更感动于文学本身那永不熄灭的光芒。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媒介如何更替，无论人们的阅读习惯如何改变，文学——那种用文字捕捉生命、用故事传递情感、用思想照亮世界的事业——永远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明月照高楼》这个书名，或许正是对文学之光的一种隐喻。那月光，是太阳（生活）投射过来的光，它照在高楼上，也照在每一个仰望者的心里。只要还有人仰望，那光就不会熄灭。
古人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宋之问《灵隐寺》）刘龙、赵命可二位先生以“明月照高楼”名其书，其视野之开阔、胸襟之坦荡，于此可见一斑。我相信，这部访谈录不仅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也会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的精神食粮。它所记录的二十场对话，所呈现的二十种文学人生，所传递的关于文学的真知灼见，都将如明月一般，长久地照耀着后来者的道路。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远处宝塔山的轮廓在暮色中变得柔和，延河水的声音在静谧中愈发清晰。我起身走到窗前，看见一轮月牙儿正从东山的背后缓缓升起。那月光清亮亮的，照在延河上，照在宝塔山上，也照在我书案上那部《明月照高楼》的封面上。
月光与书页之间的那种呼应，让我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刘龙、赵命可二位先生做了一件“千古事”，他们在同一部书中让多位作家各说各话，各剖各心，却又高低错落，众调归一，浑然天成。这种天籁般的“对位”与“和声”，不正是当代中国文坛最真实自然的样貌吗？
2026年7月20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