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漫谈）

      提起作家协会，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从不是传世文人的笔墨风骨，反倒尽是一派喧嚣浮世景象：轮番开会、推杯换盏、集体合影、颁发证书，热闹落幕之后，众人便四散离去，各归生活。

      我第一次亲眼见识作协的场面，是早年在市里。彼时我尚且年轻，跟着一位在文化局任职的长辈前去凑热闹、长见识。会场设在市委招待所，门口高悬鲜红横幅，上书“××市文学创作座谈会”。签到台后坐着两位工作人员，桌上整齐摆着签到簿、文件袋、就餐票据，还有一摞印着作协标识的专用稿纸。到场之人个个打扮得体，有人手拎公文包，有人架着金丝眼镜，彼此握手寒暄，张口皆是客套虚言：“久仰您的大作，早已拜读”“期待您早日推出新作”。年少的我彼时暗自感慨，这便是世人眼中文化人的模样。

    年岁渐长，我才看清，这般光鲜热闹，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假象。

     改革开放初期，作协着实是众人艳羡的好去处。有财政专项拨款，省、市级协会均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有编制、有职级，是实打实的体制内岗位。县级虽仅设分支机构，挂靠在文化馆名下，却也算得上正经文艺岗位。当年能跻身作协，绝非易事，一纸会员证是独一份的身份铭牌，足以将普通人区分开来。

      协会里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本就是文化馆、文化局的公职人员，深耕文艺行业，入会本就是分内之事；另一类是身兼机关职务，闲暇时提笔写写诗文散文的干部，加入作协，更像是为自身履历锦上添花。寻常普通人，哪怕文笔不输圈内众人，若无门路，终究难以踏进门。

     看似森严的门槛，却并非毫无捷径。人情往来、私下打点早已成潜规则。当年入会流程，与评定职称别无二致，走完规定流程，再略作周旋打点，总能寻得一席之地。

     只是这般壁垒没能维持太久。市场经济浪潮袭来，不少经商致富之人兴起附庸风雅的心思。提笔写几句行文拖沓的散文、韵律不通的粗浅诗作，再奉上赞助资金，便能顺利跻身作协。从这时起，协会评判标准日渐宽松。当地政府虽仍保留小额扶持资金，几万拨款层层流转，落到协会手中往往只剩半数，余下经费便依靠会员会费、四处筹措赞助维系，勉强撑过数年表面红火的光景。

所谓红火，核心便是无休止的各类会议。

    市级座谈会总要专程邀约省级作家到场撑场面，有省级名家坐镇，会议格调便瞬间抬高。台上人讲着空洞乏味的创作心得，台下众人低头记录，掌声此起彼伏。散会后，主办方私下备好红包当作劳务酬劳。也有不少省级作家自视清高，不愿奔波到场，仅寄一封贺信以示到场，协会领导还要当众高声诵读，当作莫大荣光。

     昔日协会领导层的日子格外舒坦。外出采风入住高档酒店，食宿开销全部公费；赴各地交流座谈，互赠个人文集，嘴上谦逊说着“拙作还请指正”，对方客套回应“大作早已拜读”，可这些赠书大多带回家搁置书架蒙尘。少数人闲来随手翻上几页当作消遣，绝大多数文集自送出那日起，便再无人翻阅。

时代推移，各县区也陆续成立本土文学协会。

      县城圈子狭小，往来参会的永远是熟面孔：中小学教师、机关里无实权的普通职员、文化馆闲散工作人员，几类人凑在一起便搭起协会框架。向文旅、教育部门申请少量经费，组织一场聚餐座谈，便是协会全年主要活动。开会流程看似规范完整，选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实则人选早在午间饭局上敲定，现场投票不过是走个形式。普通文学爱好者缴纳数百元会费，便能参与一晚住宿、两顿宴席，领取一本会员证书，正式成为会员。

     入会之后，再无后续交流。协会常年沉寂，唯有年终再度组织集会，重复一遍选举、聚餐、合影的流程。身居协会管理层的始终是固定几人，背后或是文旅系统、报社资源加持，或是真金白银出资赞助。其余普通会员，不过是陪衬布景，全程跟着众人附和捧场。

名为农民作家协会，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名为农民作协，真正扎根土地讨生活的会员寥寥无几，大多依旧拥有稳定工作。少数务农、务工、经营小餐馆的底层劳动者，拿到会员身份便视作无上荣耀。除去固定会费，不少人还要自掏腰包额外贴补开支，只为留住协会头衔。开会时领到装有会刊的文件袋，拍几张集体照片，便觉得此行不虚。散会后回归日常，种地的继续耕耘，务工的照常劳作。

可在他们心中，一本证书足以改变自我认知，认定自己已是名副其实的作家。

     此后便埋头创作，散文、诗歌、长篇小说提笔就写，有人累积数十万文字，倾尽积蓄自费印刷书籍，印上三五百本，四处馈赠各界熟人、协会同好，恳请他人指点斧正。百本赠书里，若有一人完整读完，便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我家中也留存不少这般自费文集，或是友人赠送，或是旁人转手相赠。平心而论，部分作品饱含生活阅历，文字质朴动人，藏着底层生活的辛酸烟火；可短板同样突出，作者眼界局限、格局狭小，文字不上不下，难登大雅。这类书稿既无法通过正规出版社出版，投放市场也无人购买，只能在协会狭小圈子内流转，至多在年度会议上获评优秀奖，领一份做工粗糙的荣誉证书。

     可这本薄薄的证书，被所有人视作珍宝，带回家向家人、亲友四处炫耀：“这是市作协颁发的证书。”周遭几句客套夸赞，便能让人心满意足。这份虚名终究无法改变现实生活，欠下的外债不会凭空消失，日常开销、子女学费依旧压在肩头，可他们只顾沉浸在作家的身份里，全然不顾现实拮据。

    走出作协的小圈子，邻里街坊大多不懂这份头衔的分量，只觉得整日埋头写字不事生计，实在不切实际。久而久之，甚至有人私下议论其心思偏执。他们心中纵然委屈，却无力辩驳，只能故作淡然。

近年间，各地农民作协早已风光不再。

     组织一场会议都难以凑齐参会人员，政府扶持资金大幅缩减，也再无商家愿意出资赞助。普通工薪会员收入微薄，数百元会费都要同家人争执，久而久之便不再缴纳；底层务农、务工的会员境遇更为窘迫，自费出书欠下外债，成堆书籍积压家中无人问津，就连新农合、孩子生活费都难以筹措。慢慢众人终于醒悟，作协的虚名空洞无物，无法改善半分现实生活。

      如今走遍各个县城，作协、书协、美协、摄协的牌匾依旧挂在文化馆墙面，常年无人打理。协会早已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全部挂靠文化馆，而文化馆自身经费紧张，自顾不暇，根本无力组织文艺活动。资金、人脉、社会影响力尽数消散，一场简单的交流会都难以筹办，往日觥筹交错、闲谈吹捧的场面不复存在。

     省市作协虽不复往日盛况，却因背靠文旅机关，尚能勉强维持运转。座谈会上，几位自诩文坛前辈围坐圆桌合影聚餐，互相吹捧一番，会议便草草落幕。散会后各自提笔创作，文字依旧少有人品读。

我时常暗自思索，作协设立的初衷究竟是什么？

     冠冕堂皇的说辞，是搭建文学爱好者交流平台，扶持新人、交流创作。可真实光景里，它更像一处贩卖虚名的集市：缴纳费用便能换取头衔，设宴款待便能换来站台吹捧，略备薄礼便能换来一纸盖章证书，纯粹的文学反倒被抛诸脑后。

      真正沉下心创作的写作者，几乎不会依靠作协谋生。他们独守书桌，日复一日敲击文字，无人赏识也笔耕不辍。书稿无人出版便自费印刷，赠不出去便堆在角落，他们从不依附协会，协会也从未真正关照过他们。

     反观那些在协会里左右逢源之人，大多无心深耕文字，一门心思经营人脉、划分圈子。圈内派系纷争、换届人选、期刊发表，各类人情世故了然于心；若同他探讨文字创作，转头便扯饭局应酬；若聊写作感悟，又转而谈论职称待遇。

每每看清这般乱象，我总觉得作协早已偏离文学本心，徒留一副空壳。

      可转念一想，那些倾尽积蓄自费出书、背负外债也要追逐作家身份的普通人，所求究竟是什么？虚名走出协会便一文不值，名利更是无从谈起，反倒年年倒贴钱财。或许，他们所求不过是一份内心慰藉。

      翻阅他们馈赠的文集，字里行间能真切感受到滚烫的热爱。无关名利、无关头衔，只是发自心底地热爱书写。热爱本就无法用得失衡量，务农耕耘能换来温饱，务工劳作能换取酬劳，伏案写字却难有实质回报，可心中倾诉的欲望难以压制，不写便满心郁结。

      这大概便是文学留存下来最纯粹的内核：无关作协牌匾，无关荣誉证书，无关宴席合影。只是无数深夜，一人独坐案前，对着空白稿纸斟酌良久，落下第一行文字的瞬间。此刻没有圈层应酬，没有外界评判，唯有写作者本人，与心底亟待诉说的故事。

至于作协，便顺其自然吧。牌匾静静悬挂无人过问，即便哪天脱落，想来也无人弯腰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