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人》到《西安女娃》
郑曼的“华丽转身”释放了陕西文学新信号
文/雷涛
《西安女娃》是郑曼的新作。
如果将这部作品同几年前她创作的长篇小说《乐人》比较——当然还有她的几本诗集——你会发现，无论思想内容、描写对象还是语言风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她的创作触角，由农村题材转向了城市题材。读过《乐人》和她的诗歌的人都清楚，郑曼对关中农村生活很熟悉，写来得心应手。她对乡村“乐人”的描写，逼真而传神，充分彰显了她对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熟练驾驭。我甚至吃惊，她一上手写长篇，就有这种不凡的思想高度与艺术高度。没料到，时隔不足两年，内容和风格迥异的《西安女娃》又面世了。除了赞叹她的创作速度，最让我惊诧的是她的“华丽转身”——由农村题材向城市题材的挺进。这一转变，无论对自身还是对文学圈的昭示，都不可低估。
《西安女娃》是否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或中篇小说？是变异的人物传记或报告文学？读者自有看法。我着重想说的是：我从郑曼的写作变化中，看到了——或者说嗅到了——陕西作家创作转型的某种预期。
由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转变，是鲜明的国策与时代特征。文学作为生活的“回音壁”，不可能游离这种变迁。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农村题材见长，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农耕文化决定的。然而，这个传统是否一成不变？要打个问号。郑曼作为一个文学新锐，一个曾经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城乡交叉地带的女性作家，忽然对现代都市生活产生浓厚兴趣，写出了反映城市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又一部力作。我觉得，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顺应了作家的历史使命，也可能是陕西作家整体转型的一个信号。郑曼对这个信号的捕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她对城市弱势小人物的描写，又一次验证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人性价值，也揭示了文学的本真内涵。长期以来，文学创作有为“精英文化”背书之嫌，而将底层人物的描写往往被认作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改革开放后，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的洗礼，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但直到今天，暴露与歌颂的关系仍在争论。然而在人性层面，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定律基本被否定。可是，有人仍然认为“素人写作把文学掏空了”，忠实的记录和真实的描写降低了文学高于生活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一个偏见。
郑曼的《西安女娃》，写的是生活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读这个文本，不由得使人想起《红与黑》中的德·瑞纳夫人和玛特尔小姐，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当然，也会想到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他是男娃，但他的成长经历，包括当过小偷、受过欺凌以及种种磨难，却给《西安女娃》做了某种脚注。
我甚至认为，郑曼企图树立一个文学的新形象。至于这个城市女孩的文学形象有无典型性、树立起来没有，可以再讨论。
她在《西安女娃》的描写中，力图寻找属于自己的新语境，很难得，也比较成功。我读这本新作，常常会将它的语言与《乐人》比较，发现变化不小。简单说，就是从传统叙事语境迈向了现代语境，更适合当下的年轻人和城里人阅读。前几天，我参加了青年作家王奕鑫的新作研讨会。他今年27岁，已经正式出版了19本畅销书，多数都是出版社约稿或看中了他的作品。我读他的东西，明显感觉他的语言有两大特点：一是时代语言，二是世界语境。郑曼在《西安女娃》中追求语言个性，不仅仅是与现代人语言的契合，更是时代赋予作家的新使命。
小说语言的悄然变化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读上世纪钱钟书、茅盾、鲁迅等老作家的小说，读柳青、王汶石、李若冰、杜鹏程的作品，再读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高建群、叶广芩等人的代表作，感觉都有不同的语境和语言个性特点。郑曼在新作中试图在语言表述上自我突破，难能可贵。不光郑曼，所有新生代写作者都应当依据自己作品的内在要求，根据社会变化和读者的阅读习惯，确定自己的语境特点。
读《西安女娃》，也觉得有遗憾之处。最大的遗憾是：作者创作时心有点急。急于完成，急于下笔，而忽略了沉淀。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尽管描述了主人公所经历的种种不幸与苦难，但仍嫌不够切肤、不够深刻，所折射的社会意义还有待提升，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女娃”这一文学形象的丰满、厚重与典型性。
对郑曼而言，现在是需要沉下来总结自己的时候了。坐标不仅要将自己置放在全省，更要放在全国的棋盘上。不但讲数量，更要追求质量。不断有新的目标，自然就有新的突破。
2026年7月16日
作者简介
雷涛，陕西武功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他深耕陕西文坛十余年，创立陕西文学院，提议设立“柳青文学奖”，为文学新人的成长与创作繁荣做出重要推动。本人也是作家、文化学者，出版多部散文、纪实文学及文论集，2010年获俄罗斯“契诃夫文学奖”及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勋章。现任陕西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等职，持续活跃于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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