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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儿——大大的问号

第五章：市侩的“精明”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九儿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他把家里的面食摊扩大了，雇了个村里的寡妇帮忙，自己则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走村串户收粮食，倒腾到镇上卖，赚点差价。

 

他的“精明”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收粮食时，秤杆总是压得低低的，人家说“你这秤不对”，他就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小石子，假装不经意地放在秤盘上：“哎呀，风吹的，多给你一两。”转头却在算账时，把零头全抹了，只进不舍。

 

卖粮食给粮站，他会往粮袋里掺点沙土，看着过磅员皱着眉挑拣，他心里偷着乐——一斤沙土也是钱啊。有人劝他：“九儿，做生意得讲良心。”

 

“良心能值几个钱？”九儿嗤笑，“我爹娘就是太有良心，才落得那样的下场。我可不上那个当。”

 

他对钱的执念越来越深。家里的钱都锁在一个铁皮匣子里，钥匙从不离身，连青都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有一次青想拿五块钱给儿子买本字典，他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找出一本旧的：“凑合用，新的太贵。”

 

儿子渐渐长大，眉眼像他，却比他机灵。九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却不是盼他有出息，而是盼他能早点挣钱，帮自己还债，帮自己攒更多的钱。

 

儿子上小学时，九儿让他带同学回家吃饭，不是为了让孩子交朋友，而是看着同学带的白面馒头，让儿子偷偷换过来——家里的玉米饼子太糙，白面馒头能省点粮食。儿子不愿意，他就骂：“你个傻小子！现在占点小便宜，将来才能挣大钱！”

 

青看不下去，跟他吵：“你咋能教孩子这个？”

 

“我这是为他好！”九儿瞪着眼，“你以为我愿意？还不是穷怕了！等咱有钱了，别说白面馒头，就是肉包子，顿顿吃都成！”

 

他嘴里的“有钱”，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疏远了所有“没用”的亲戚朋友。姐姐们回娘家，他总盯着她们手里的东西，要是带的少了，就耷拉着脸，话里话外都是嫌弃；哥哥们遇到难处想借钱，他头摇得像拨浪鼓：“我哪有钱？我还欠着债呢。”

 

只有两个人，他还偶尔来往——本村的乐乐和后来在县里当干部的明光。乐乐家里开着小卖部，九儿去买东西能蹭点便宜；明光在县里有权，九儿觉得说不定将来能用得上，逢年过节总会拎着点不值钱的东西去走动。

 

乐乐是个实在人，知道九儿家底子薄，有时候会多给点东西，嘴上不说，心里却清楚九儿的德性。明光则是念着小时候的情分，九儿上门，他总是客客气气的，却也暗暗提防着——这九儿，眼里的算计藏不住。

 

九儿的“精明”在儿子结婚时达到了顶峰。儿子跑农资销售挣了点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楼。九儿一听就急了：“买楼？那得多少钱？家里这五间大瓦房不够住？”

 

他找到女方家，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家里盖房比买楼划算”，见人家不松口，又偷偷塞给媒人一个红包，让媒人帮忙撺掇：“就说我儿子能挣钱，将来肯定买楼，先把婚结了再说。”

 

婚是结了，楼却没买。九儿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又借了一圈债，办了场风风光光的婚礼，收了不少份子钱。看着记账本上的数字，他夜里都能笑醒——除去酒席钱，还赚了不少呢。

 

他特意让乐乐通知了所有能联系上的同学，连多年没来往的都没落下。有人没来，他就念叨：“肯定是混得不好，怕随礼。”有人随的礼少了，他就撇嘴：“真抠，这么多年的同学情分，就值这点钱？”

 

明光随了一百块，九儿心里有点不乐意——好歹是县里的干部，就随这么点？但脸上还是堆着笑：“光哥能来，就是给我面子。”

 

他不知道，明光看着他在酒桌上眉飞色舞地炫耀儿子多能挣钱，心里早已把他看透了——这九儿，真是穷怕了，也被钱迷了心窍，活得只剩下那点可怜的算计了。

 

婚礼结束后，九儿对着账本算来算去，突然想起什么，拉着乐乐说：“哎，乐乐，跟你说个事。我结婚时，还有我爹娘走时，这些同学都没随礼，以后他们家有啥红白事，白事就别通知我了，随礼不划算。红事嘛，看情况，要是能回本，就去。”

 

乐乐愣住了，看着九儿那张被钱熏得发亮的脸，突然觉得无话可说。他这哪是过日子，分明是把人情往来当成了生意，一分一厘都要算计清楚。

 

九儿却没觉得有啥不对。在他看来，这世界上最可靠的就是钱，人情都是虚的，只有攥在手里的钞票才是真的。他爹娘的惨死，他吃过的苦，都在告诉他一个道理：没钱，就活该被欺负，活该受穷，活该活不成人样。

 

所以他要挣钱，要攒钱，要成为别人眼里“有钱”的人，哪怕为此变成一个斤斤计较、寡情薄义的市侩小人，他也在所不惜。

 

只是他没意识到，当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追逐金钱上时，他早已弄丢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善良、情义、还有那颗曾经柔软的心。他就像一棵在贫瘠土壤里长成的歪脖子树，为了争夺阳光和水分，拼命地扭曲自己，最终长成了一副既可怜又可恨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