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
作者：沈巩利
1926年7月17日，七十三岁的张謇在南通病逝。消息传出，南通万人空巷，百姓沿街而泣。一个状元之死，竟让一座城如丧考妣，这在大清三百年间，是从未有过的事。
张謇生于1853年，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张家几度兴衰，曾祖“故有资业”，祖父少年败落，到父亲张彭年手上，靠种田兼做瓷器生意，渐渐又有了起色。张謇五岁入塾，十一岁那年，塾师出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他应声对曰“我踏金鳌海上来”。父亲大喜，祖母却说：“但勿过誉之，成败未定也。”这话像一句谶语，预示了张謇此后数十年的坎坷。
十六岁考秀才，因祖上三代无人应试，属“冷籍”，不得不冒认如皋张氏为同族，化名应试。中了秀才后，冒籍之事败露，被如皋张氏反复敲诈，家道因此中落。三十三岁中举人，此后四次赴京会试，四次落第。期间他做过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随军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展露过军事外交才干；也曾在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芦稷制糖，读徐光启《农政全书》，写下《棉谱》。科举之路，磨掉了他半生光阴。
1894年，甲午之年，张謇四十一岁，终于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这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顶点。然而这一年，中日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华设厂。张謇在日记中痛书：“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正是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弃官回乡，办实业。
当时中国士人视工商为“四民之末”，状元而经商，无异于自堕身份。张謇后来坦言，他曾“踌躇累日”，最终下了决心——“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他称这是“舍身喂虎”。舍的是状元的尊荣，喂的是国家存亡之虎。
1899年，大生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开车出纱。此前五年，他奔走上海、武昌，筹集股金屡屡碰壁，连旅费都靠卖字筹措；地方士绅挑唆闹事，要揪他去孔庙“论理”；机器安装后因缺钱买棉，他忍痛将购进自用的棉花运到上海出卖。千磨百折，幸未终溃。开工当年，纱价正涨，大生获利丰厚。此后二十余年，他以纱厂为轴心，创办了数十家企业——垦牧公司、轮船公司、银行、纸厂、火柴厂，形成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资本总额一度达三千多万元，是中国民族资本之最。
但张謇办实业，志不在商。他的逻辑是：实业为父，教育为母。1903年，他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此后二十年间，他在南通办了三百七十多所小学、六所中等学校、三所高等学校，还创办了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苑——南通博物苑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此外，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场、栖流所等慈善公益设施，遍布通城。他要把南通建成一个“村落主义”的样板——用他的话说，“自治其地方”。胡适后来评价：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于全国。
然而开路者，注定走得艰难。欧战结束后，外资卷土重来，大生集团债务越滚越大。1925年，债权人团接办大生各厂，张謇数十年的实业帝国宣告破产。次年，他在南通病逝。
张謇为何不当官？表面答案很简单：国势危迫，当官救不了国，唯有实业可以富民强国。但细想下去，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他四十一岁中状元，此前二十六年在科场磋跌，见够了官场的颟顸与苟且。甲午之败，李鸿章经营数十年的海防不堪一击；庚子之乱，京城的文武百官竟在暴雨中跪迎慈禧，卑躬屈膝。这样的官，做了何用？他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从“四民之首”走入“四民之末”，以一人之力，在一县之地，做一省、一国乃至放眼世界的事。
张謇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大生纱厂、通州师范、南通博物苑。他留下了一种精神：在国家最暗的时候，有人没有抱怨，没有等待，而是挽起裤脚下田，卷起袖子上机，用三十年时间，在一片荒滩上种出棉花，在棉花上纺出纱线，在纱线上织出一个近代城市的雏形。
他的路没有走完，大生最终破产了。但路开出来了，后人可以接着走。张謇生前说过一句话，值得刻在每一个时代的碑上：“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即与草木同生，不与草木同腐。”
沈巩利，【乐天头条】文学社核心作家。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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