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坤部长给我讲长征故事     

                    

           作者: 缪莘和(80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脑海里呈现出老红军孙部长给我讲述的长征故事。时隔多年，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再次在我心中激荡！ 
       那是1999年2月，我因病住进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真是机缘巧合，与原昆明军区后勤部老副部长孙大坤同住一个楼层。我早闻孙部长资历长，是位老红军。听干休所老干部说，他在13军任副军长时，看似威风凛凛，高不可攀的外表，实则是正直善良，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易近人。
      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27年，才14岁的他就跟随舅父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并参加北伐。1931年，参加著名的“宁都暴动”加入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是赫赫有名的支队司令员。有一次突遭日军袭击，他骑着枣红马，手握双枪，把鬼子引开，解救了父老乡亲。他还会在水里边踩水边打枪……
        我心怀崇敬，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拜访这位长征的亲历者。    
        一天下午，我走过静静的走道，忐忑不安地敲开了孙部长的病房门。这位87岁的老军人挺着笔直的腰杆，亲切地说：“是小缪呀，快进来。”我胆怯地走了进去说：“孙部长，打扰了，我想听您讲讲长征的故事，行吗？”老首长爽朗地笑了，他说，你来得正巧，刚才警卫员从家里带来一盘烤好的烧豆腐，还热着呢，你赶快吃，吃了再说。他起身给我拿了一个小碗，一双筷子及辣椒面儿。我实在不好意思，一位高龄的正军职首长，如此平易近人，瞬间我心里热乎乎的，拘谨感全没了，他就像一位我熟悉的邻家大爷！
        很快我们就转入了话题。孙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看你这个认真劲儿，我就给你讲讲吧！1934年，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我们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我当时在江西瑞金，出发前，组织上为了保密，没有公开传达，只是动员轻装前行，把一时用不着的东西留下寄存。我想可能是换一个地方去开辟根据地，以后还要回来，就毫不犹豫地把一双舍不得穿的新胶鞋寄存了。谁知队伍越走越远，回不去了。打到湘江时，正值10月，江水又深，寒冷入骨。泅渡湘江时，我个子高，有1米8，江水到我胸部。个子矮的战友泅渡时，江水都到了脖子上下。敌机在天上疯狂扫射轰炸，只见战友们的尸体在江面上漂浮，鲜血染红了湘江。那一仗打下来，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太惨烈、太悲壮了！孙部长沉默在回忆中，我的泪水也不由自主的流下来。    
       稍后，孙老接着说，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至今还记得遵义会议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总路线奋斗到底。接着孙部长说，过了金沙江后，我被调到中央军委干部团任卫生队长。最难忘的是过草地，不少同志光着脚行军，腿脚都溃烂了，靠野菜充饥，全身浮肿。我身上的一根皮带也取下来加上野菜煮了，管了两三天的伙食。最心疼的是过草地时，身边的战友，前几秒还在说话，突然听到喊声，只见不小心陷进沼泽地的战友已被沼泽淹过头顶，只有两只手在露出的地面上乱抓，旁边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相救……孙部长嘴唇不停地颤抖，说不下去了。我急忙起身将桌上的水杯递给他，低头擦去我脸上的泪花。   过了片刻，孙老继续说，在过草地的路上，有一次为照顾伤员，上级给我们分了一块只有半截围墙的地方宿营。我正忙着安排，一个伤员跑过来对我说，有个老头过来占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我过去一看，老头儿原来是董必武。董老对我说，孙队长，天太冷，风又大，我想借这个土墙靠一靠。董老边说边把背包放在围墙的最外边。我当即说，大家都挤一挤吧，挤在一起暖和。刚才告状的那个伤员看到董老在围墙的最边上，靠墙挡着风，反倒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过草地时，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有个伤员打摆子，他就找了几根枯树枝烤烤火。我两步冲过去给他一巴掌，两脚就把火踩灭了。我说你要给敌机报信吗？这里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他吓得直哭。当时我也年轻，处理问题简单，现在想想有些自责。
        我们过了草地，一路走一路打，北上到了甘南腊子口，在哈达铺住进了一个地主家。我在糊墙的报纸上，看见一行黑色大标题：“悍匪徐向前、土著刘志丹……”，我知道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领导，但不知道刘志丹是谁。我把报纸小心的揭下来送给宋任穷政委，宋政委立即把报纸交给了毛主席。后来宋政委告诉我，毛主席非常重视报纸，中央军委也从当地图书馆里找到不少国民党报纸，从中了解当时国民党以及陕北红军的情况和具体位置。我听后也很高兴。    
        这时，孙部长端起水杯喝水，我趁机拿水壶将水杯加满。我说，这些长征中的小故事，太精彩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孙部长风趣幽默地说，我再给你讲个笑话：我们到了瓦窑堡，当时我任中央军委卫生所的所长，负责中央首长和军委机关的医疗保障工作。有一次巡诊，贺子珍同志用土纸包了一小包白糖给我，白白的，亮晶晶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玩意儿，贺子珍说，这叫白糖，甜的，你尝尝吧。我高兴的拿着回驻地，把大伙召集过来，把白糖倒在课堂条桌上。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用手指蘸着口水点一点，往嘴里送，大伙儿也学我用手指蘸着吃。不一会儿桌上的白糖就吃完了。这时一位小卫生员走进来，听大伙说白糖好吃，又一看已经没有了，便有些气恼地拍了一下桌子，谁知道掉在桌子缝里的白糖粒蹦了出来，他连忙低头用舌头去舔，把大伙儿全逗乐了。那开心的一刻，我终生难忘。
        经过艰苦的长征跋涉，红军到达陕北。天公不作美，正赶上延安连绵不断的阴雨，窑洞潮湿，没有条件洗澡换衣，多数同志水土不服，身上长了疥疮，痒痛难忍。加上国民党封锁，药品奇缺，我心中又难过又着急。毛主席知道情况后给我支招：用硫磺、花椒、艾叶煮水洗，可以收到止痒消毒的作用。主席怕我听不懂湖南话“艾”字，便伸出五指比划着说：就是5月端午用的“艾叶”，我们过去在农民讲习所，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治疥疮的。主席还说，“让大家多晒晒太阳”。毛主席的这一招真管用，我按着他的话去做，没过多久，疥疮病人慢慢痊愈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毛主席日理万机，统领全局，还牵挂着伤病员的病痛。    
        我正听得津津有味，突然病房的走道上传来了“开饭了”的喊声。低头看表已是下午五点三十分。我犹豫着起身，又不想走。孙部长示意我坐下，严肃地说，我讲述长征路上这些事，是想告诉你：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必胜的信念，没有钢铁般的意志，要完成这样的壮举是不可能的！小缪，不能忘了长征，不能忘了信念啊！
        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不能忘了长征，不能忘了信念！”这两句话牢牢地镌刻在我的心里。这时，一抹晚霞从窗外照射进来，金辉洒在这位戎马一生，豪气永存的老红军身上，我起身告辞，举起右手给孙部长敬了崇高的军礼。            
        一年后，老红军老首长孙大坤部长逝世。他对我讲述的长征故事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写于2026年八一前夕          
        （文中照片由其女儿孙蔚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