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爷爷相比,我更熟悉我的姥爷,因为小时候两次回老家都住在姥爷家里。姥爷家的人多热闹,两个舅舅和三个姨妈,除了大舅已结婚成家,剩下的人仍在一起生活。村子里有很多与我年纪相仿的玩伴,可以一起抓鱼捕虾和在水塘里游泳嬉戏。
姥爷是木匠,相比种地的村民,可谓见多识广,他的手艺虽然算不上特别精巧,却十分结实耐用,因此倍受称赞。50年代末的三年灾荒期间,他带着工具逃离家乡,到东北黑龙江靠给人打家具养家糊口。1964年我第一次回老家时,姥爷也刚从东北回来不久。一天,我偷偷地问他,姥爷,旧社会也像前几年那样饿死过人吗?姥爷说:旧社会年景不好的时候,人们也会挨饿,但很少饿死人。因为年景不好大都是一季收成不好,勒勒裤带就过去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去要饭,不像前几年,没有吃的也不准外出要饭。
1967年我又一次回老家,问他们村里的地主是怎么靠剥削农民生活的?他想了良久才说:咱们村的地主跟普通农民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家里人丁不旺,土地多了一些,忙时种不过来,只能雇几个帮工应付一下,很少能雇得起长工的。他的回答完全颠覆了我对教科书上的认知,后来,一有机会我仍然向他追问一些我对农村和解放前不太明白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态度与以前却大不相同,开始不耐烦的抱怨说,你哪来的那么多的话呀!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帮助朋友推销手表途经我们老家时,突然想起了姥爷,于是购买了一箱方便面和一箱饼干前去探望。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瞬间,心中竟浮起一阵伤感,只见姥姥姥爷分别坐在门的两边,操着双手,头垂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形象。我轻声地把他们唤醒,然后拿出饼干塞到他们的手里,他们贪婪地吃着,虽然已经认出了我,但仍显得木然。
事后母亲告诉我,因为舅妈和姥姥的关系不好,年老体衰后被要求搬出老宅单独生活,因为没有生活来源,每天一日三餐全靠孙子端饭给他们吃。我的几个姨妈看不顺眼,希望把他们接走赡养,二舅怕别人说他不孝顺,坚决反对,为此二舅与姨妈们断绝关系,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母亲几次调停也没有结果。姥爷去世后,母亲告诉我,姥爷是感到生命已经没了意义绝食而死的。这使我更加真切的体会到,中国农民因为得不到应有的基本养老保障,只能靠儿女养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独自面对最后的岁月,晚景好坏,只有靠他们自己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