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讲台

 

母亲是五四年生人，属马。一辈子站在讲台上，我不知道这跟属相有没有关系——她确实站了一辈子。

 

她有个习惯，粉笔头总要攥到捏不住才肯扔。短到指甲盖那么长的一截，她也能竖着捏稳，在黑板角落补完最后一个标点。指尖常年沾着白粉，像是永远洗不掉的霜。

 

童年塞满了票证的气味。外婆生了五个，她排老二。书包里除了课本，永远塞着弟妹的尿布。放学挖荠菜，回家挑水、生火、熬粥，可她的作业本永远是全班最干净的，铅笔字一笔一划，像拿尺子比着写的。多年后我问她，那样的日子怎么还能把字写成那样。她低头理了理衣角，说："写字的时候，觉得自己干净。"

 

十六岁，学校关了门，她被一列车拉到乡下。那地方离城三十里，土路，一下雨就翻浆，脚陷进去，拔出来时鞋还留在泥里。白天割稻，蚂蟥叮在腿上，一巴掌拍下去，血顺着泥水淌。夜里别人打牌、骂街、哭，她就着煤油灯翻一本语文书，书皮卷得像烫过的头发，一页一页，翻得比时钟的摆针还慢。

 

后来村里缺老师，让她去小学代课。教室是土坯垒的，窗户没有玻璃，糊着报纸。北风灌进来，报纸哗啦啦地响。她站上去，拿起粉笔的那一下，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该站在这儿。她说，那是插队那些年最暖的一个冬天。

 

七七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顺着电线杆子传到村里。她白天上课，晚上复习。煤油灯熏得鼻孔发黑，手指冻得握不住笔，就揣进棉袄袖子里焐一会儿，再拿出来写一行。发榜那天，她借了辆二八大杠骑到公社看名单，来回三十里土路，骑到村口天已经黑透了。

 

外婆站在路边等，手里攥着七个煮鸡蛋。也不知道站了多久，蛋壳凉透了，上面的裂纹像干涸的河床。昏黄的灯下，外婆只说了一句："你替你妈走出去。"

 

她考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城，在中学教语文，一教三十八年。

 

我小时候放学就去她办公室，趴在对面空桌上写作业，抬头就能看见她批改作文。红笔在本子上画着圈，一个，一个，像极小极小的花。那些作文她每篇都写批语，批语常常比作文还长。有一回我偷看一本，末尾写着："你会走得比我远。"

 

趁她去开会，我曾偷偷站上她的讲台。黑板很高，课桌很矮，底下空荡荡的，我忽然慌了——不知道一个人要站在那里，说多少话，写多少字，才能把三十八年站完。

 

退休是后来的事了。最后一节课下课，学生们在教室后面站成一排，她站在讲台前，什么也没说，就看着下面，看了很久，然后拿起包走了。回家在阳台上坐了一下午，没说话。天黑我喊她吃饭，她应一声，起身去厨房拿碗筷，步子很慢，但很稳。

 

如今她七十多，背有些驼，眼睛花了，看报纸要举到一臂远。可偶尔翻到我儿子的语文课本，她会不自觉地挺直腰，手指按着书页，念出声来。声音不大，字字清晰，像还站在那方讲台上。

 

前阵子看电视里的诗词大会，主持人念上句，她接下句，一字不差。我侧过头看她，灯光打在银白的发梢上。她顿了顿，轻声说："教了三十八年，忘不掉。"

 

母亲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她从饥荒的年月里走来，从泥泞的田埂上走来，从一张张票证和一页页作文纸之间走来，走了七十年，走到这方小小的讲台前，再也没有下来。

 

她站在那里。把会的字，一个一个交出去；把不会的，也一个一个，活成了答案。

 

那些被她攥到尽头的粉笔头，最后都变成了别人的路。

陈冬梅，笔名墨涵，北疆鹤岗人，年逾古稀。半生扎根黑土，暮年归心笔墨。退休后以文字为舟，载故土情怀与人生感悟，慢行于散文与诗词之间。系鹤岗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其文质朴真诚，其诗清浅动人，于寻常烟火中，打捞细碎美好，自成一片温暖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