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妹六人

 

我们家兄妹六人，我最小。上面五个兄姊都是四零后，生在建国头几年，跟共和国一起长起来的。小时候过年拍全家福，我总站在最前面，身后坐着五座山。

 

大哥在机床厂当车工，是家里第一个穿上工装的人。我记事起他就有只墨绿色的工具箱，铜锁，钥匙挂在腰带上，走路时叮叮地响。趁他不在我偷摸翻过，里面卡尺、扳手、螺丝刀各归各位，每把都擦得锃亮，躺在绒布衬底上，像一件件被好好对待的日子。家里桌椅板凳坏了都是他修，连母亲的缝纫机都能拆成满地零件，再一样一样装回去。装好了，从没多出一颗螺丝。

 

前几年走的，走得安详，像下班回家。出殡那天我把那只工具箱擦了一遍，放在他身边——锁孔里还插着那把钥匙，铜的，磨得发亮。那是他一辈子的家当，一辈子，一件也没丢。

 

二哥下煤矿，黑脸白牙是他的记号。休班回家，人还没进门，煤矸石先哗啦啦响——他总顺路捡一筐带回来烧。脸是黑的，手是黑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煤，唯独从怀里掏出来的水果糖，糖纸平平整整，一点褶皱都没有。我小时候最盼他回家，盼的就是那几颗裹着玻璃纸的糖。

 

有一回他两个月没回来，托人捎回一包糖，报纸包着，麻绳扎着。糖还是那糖，只是糖纸被压皱了一个角。后来才知道，那两个月他在井下伤了腰，躺在宿舍养着，一个字没往家里说。如今七十多了，腰弯得像一张用旧了的弓。说话还是慢腾腾的，一句是一句，像煤从传送带上落下来，一颗，一颗。

 

三哥是石油工人，天南海北地跑。大庆、胜利、克拉玛依，他的地址一直在变，信倒是写得勤。每个月一封，牛皮纸信封，开头永远是"母亲大人膝下"，末尾总说"儿一切安好，勿念"。有一回信封里倒出来一小撮沙子，干燥、粗粝，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土腥味。他在信里说，这是塔克拉玛干边上捡的，"这里的沙子比面粉还细，风一吹，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把那撮沙子装进玻璃瓶，放在窗台上。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满瓶子都是金黄色。后来他调回城里，随身行李只有一只帆布箱子。箱底压着一摞信，都是那些年家里写给他的回信，按日期排好，一张不少。信封上的邮戳一个叠一个，盖满了大半个中国。退休后终于安定下来，还是每天六点准时醒。问他怎么不睡个懒觉，他说半辈子听惯了钻机响，太静了，反而睡不着。

 

大姐是小学老师，也是家里最暖和的那个人。说话轻声细语，跟谁都没红过脸。我小时候跟她住过一阵，每天早上她在厨房熬玉米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看她批改作业。红笔在本子上画着圈，一个一个，像极小极小的花。学生家长来道谢，她总说"应该的"，把人送到大门口，站在那里目送很久，直到人影拐过巷口，才转身回来。

 

她教了四十年书。走在街上，隔三差五就有人停下来，恭恭敬敬喊一声"老师"。有一回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过来，站得笔直，说："周老师，我是您六三届的学生。"大姐看了他一会儿，叫出了他的名字。那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如今大姐七十多，背不驼眼不花，还能戴着老花镜给重孙子缝书包。她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只要大姐在，天塌不下来。

 

二姐在玻璃厂吹玻璃，是家里性子最烈的。高温炉旁站了一辈子，夏天工作服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一层白花花的盐霜。我去过一次她的车间，炉火通红。她举着铁管吹，腮帮子鼓鼓的，玻璃在火里软得像蜜，在她手里转着转着就成了瓶子，匀称、透亮，像变魔术。她手脚麻利，车间里没人比得过。

 

退休后去学了广场舞，腰鼓打得震天响，领队的，站在最前面，比年轻时还精神。她说，前半辈子憋在炉子边，后半辈子要热闹回来。逢年过节她一进门，整个屋子都跟着亮堂起来。

 

我们兄妹六人，四个工人一个先生，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兄姊们从新中国的晨光里走来，在机床、矿井、井架、讲台和熔炉边站了一辈子，没享过大福，也没遭过大难。大哥先走了一步，剩下的五个身子骨都还硬朗，儿孙绕膝，日子安稳。

 

如今逢年过节，一大家子二三十口人聚在一起，吵吵嚷嚷的。兄姊们坐在沙发上，头发都白了，说着从前的事，说着说着就笑，笑着笑着又沉默。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们花白的头，忽然想起小时候那张全家福——我站在最前面，身后坐着五座山。

 

山还在。

 

只是被岁月磨矮了些，磨白了些。大哥的那一座，空出了一块。他的工具箱还放在老屋的柜子里，铜锁扣着，钥匙不知在谁手里转着。

 

年夜饭开席前，母亲总要多摆一副碗筷，放在大哥的位置上。

 

筷子摆得齐齐的，碗是热的。

 

人到齐了，就过年。

陈冬梅，笔名墨涵，北疆鹤岗人，年逾古稀。半生扎根黑土，暮年归心笔墨。退休后以文字为舟，载故土情怀与人生感悟，慢行于散文与诗词之间。系鹤岗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其文质朴真诚，其诗清浅动人，于寻常烟火中，打捞细碎美好，自成一片温暖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