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藏清奇，烟火蕴文心           

——浅谈汪曾祺早期小说艺术魅力        

葛国顺

盛夏高邮，荷风漫过运河堤岸。7月19日下午，高邮汪迷部落文学社在汪曾祺纪念馆报告厅举行汪学公开课第11课，邀请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王彬彬，解读“汪曾祺早期小说的魅力”。让我们循着王彬彬教授的讲解，拨开岁月烟尘，读懂汪曾祺上世纪四十年代早期小说独有的艺术风骨。

世人多熟稔他晚年冲淡平和、满是烟火温情的文字，偏爱《受戒》《大淖记事》里水乡柔婉的风物人情，却常常忽略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八年间，汪曾祺于1939年辗转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1940年便开始了小说创作。尚处青年的汪曾祺写下的《钓》《翠子》《复仇》《灯下》《和尚》《异秉》等早期篇章。《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小说卷第一卷，收入作者1940年至1948年间创作的小说共44篇，这是汪曾祺早期的小说。王彬彬教授一语道破其间独特魅力：青年汪曾祺的笔，一面挣脱传统小说叙事桎梏，一面扎根人间日常肌理，于平淡文字里生出别样清奇。

汪曾祺四十年代的文字，最先动人之处，便是对传统小说叙事有意识的偏离与反叛。古往今来传统小说，多偏爱大开大合的情节，或是跌宕起伏的恩怨冲突，靠强烈的戏剧冲突牵引读者心绪。可初登文坛的汪曾祺，偏不循此道。他的处女作《钓》便是最好的佐证，全文没有激烈矛盾，没有曲折故事，只静静描摹一人临水垂钓的细碎心绪，没有起伏的戏剧桥段，不刻意制造悬念，不追求高潮结局，打破了彼时大众对小说的固有认知。汪曾祺一开始就是把小说当作散文诗来写。《钓》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但语言尖新、清奇而诗意浓郁。同系列的《翠子》《复仇》亦是如此，名为“复仇”，却不见酣畅淋漓的厮杀纠葛，仇恨被揉碎在细碎日常里，浓烈情绪化作含蓄内敛的描摹。王彬彬教授说，这是青年汪曾祺独有的文学自觉，他不愿被旧小说的叙事框架束缚，抛弃刻意的情节雕琢，另辟蹊径，以松弛、疏离、清淡的笔法书写人事，看似疏离传统，实则跳出窠臼，寻到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是独属于他的文字巧思，这种平中见奇的美学风格表现得愈发明显，彰显“奇崛美”。

若说反叛叙事是汪曾祺文字的骨，那依循日常生活逻辑叙事，便是其血肉温情。《灯下》《翠子》《和尚》《异秉》几篇，完全摒弃刻意编排的戏剧化情节，全然顺着普通人的一日三餐、一思一念铺陈开来。没有天降奇遇，没有狗血离合，写的是灯下普通人闲散的闲谈，是寺庙僧人平淡琐碎的日常，是市井小店各色小人物谋生的点滴。世间众生本就少有轰轰烈烈，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消磨在烟火细碎的寻常光景里，汪曾祺精准捕捉这份真实。他不美化生活，也不刻意制造苦难，只是忠实遵循日常本身的节奏，把市井小人物细微的欢喜、落寞、期许与无奈娓娓道来。《翠子》是一篇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控诉了让翠子这样的姑娘悲惨一生的旧礼教的罪恶。这样的意旨，在1940年代当然已经不能算新颖。但《翠子》的叙述方式、批判和控诉的手法，却十分别致。汪曾祺善于运用暗示的手法让小说更加富有妙趣，更加意味深长。奇中藏秀，便藏在这些不加修饰的烟火之中，寻常巷陌、灯下闲谈、僧院晨昏，看似平淡无奇的片段，经他落笔，自有温润动人的灵气。

从前读汪曾祺，总以为冲淡闲适是中年沉淀后的心境，听完王彬彬教授的讲解才恍然，这份扎根日常、挣脱俗套的文学底色，早在青年时期便已扎根心底。四十年代战火纷乱，时代裹挟着无数人的命运，很多作家落笔皆是沉重呐喊、激烈控诉，青年汪曾祺却独守一方安静笔墨，不随大流。他一边挣脱传统叙事的固化套路，拒绝用刻意冲突博取眼球；一边俯身凝视最朴素的人间日常，以生活本身为叙事标尺。两种特质相融，造就了早期小说独一无二的美感，看似平淡如水，细细品读方知内里藏着精巧构思与细腻共情。

故土高邮滋养了汪曾祺一生的文字，再次聆听学者拆解他年少时的篇章，更觉亲切动人。晚年的《大淖记事》《受戒》是他历经世事之后的从容回望，而四十年代的早期小说，则是一颗纯粹文心最初的试探与求索。反叛叙事是他文学上的少年锐气，书写日常是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温柔悲悯。平中见奇，奇中藏秀，短短八字，道尽汪曾祺早期小说不朽的艺术魅力。

窗外的伏雨潺潺沥沥地下着，盂城水乡蝉鸣阵阵，恰如汪曾祺笔下不曾消散的人间烟火。读懂他早年的文字，才真正明白：最好的小说，不必波澜壮阔，挣脱俗套的桎梏，守住日常的本真，平淡里自有万千风景。

（2026.7写于草页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