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生:
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人要有人性，更要有底线，不能鬼七王八，做人，贵在干净 ！ 待人，贵在善良
人生在世，干干净净做事
人在做，天在看
缘起缘散，因果轮回
坑蒙拐骗，让人心寒
偷奸耍滑，无人敢伴
人这一生，实属不易。
做人贵在干净，待人贵在善良。
做干净的人，心里敞亮，
以善良待人，举止感人。
干净的人，最安心
善良的人，最幸福
简单善良不吃亏，阴险狡诈遭人厌
干净和善良，终会得到好报
不管以前受过什么伤害，
遇到什么挫折，
做人贵在善良，
做事重在坚持，
别人欠你的, 上天会还你，
你欠别人的, 迟早要还给别人，
善良, 终有好报，
坚持, 必有收获。
干干净净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踏踏实实生活
安安稳稳入睡
上，无愧于天
下，无愧于地
行，无愧于人
活，无愧于心
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此
张洪生:
一觉醒来，打开门窗，透进阳光，空气清新，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生命的延续，日日天天，都这样，突发奇想，老三样，不要忘，拓展时间空间，今天怎么打开局面，还有什么新构想，找到方向，挖掘潜力，唤醒沉睡的遗忘，豁然开朗。土地平旷，遥望远方，壮观奇景，海市蜃楼的魔幻，探个究竟，突然发现我还有能力，充沛的精力，面对挑战，能做就做，不能犹豫，当机立断，不拖泥带水，坚决果断，走一走，看一看，努力去创造，绞尽脑汁去发现，充满激情，不消极，一团火，燃烧正旺，浑身都有力量，有欲望，不甘寂寞，实现梦想。
张洪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任主席，总理是谁1. 1931 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两机构主席。2. 1934 年初因苏区形势变化，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权力开始分工。3. 1935 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掌握军事领导权，张闻天任总书记，权力再度重组。4. 早期“两个主席”设计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工制度雏形，体现党对权力分配的探索。
1935年初，贵州遵义的一间普通民宅里，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围坐一张方桌，桌上摊着地图和几份文件。屋外细雨连绵，屋里灯光昏黄。张闻天放下铅笔，抬头看着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被许多人记住的话：“这样打下去，红军会被活活耗掉，指挥权必须换个掌舵的人。”毛泽东沉默片刻，低声应道：“路线不对，再多人也守不住。”王稼祥在一旁附和：“该担责任的时候，就得有人站出来。”
这几句并不华丽的对话，实际上扣住了两个关键点：一是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抉择，二是党内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而要理解这个调整，就离不开几年前在江西中央苏区搭起的那套“国家政权框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中两个看似陌生却至关重要的职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很多人习惯用后来新中国的政府架构来理解过去，会本能地问一句：“毛泽东是那时候的‘主席’，那‘总理’是谁？”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牵扯的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战火中摸索建立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早期究竟是怎样设计领导体制的？
一、权力怎么搭架子：苏维埃共和国的“两个主席”
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经过几天紧张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这一天后来被视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国日”。在那间不大的会场里，党和红军试图给正在萌芽的“红色政权”安上一套完整的政治机构。
大会上确定了两个核心机关：一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是中央人民委员会。前者更偏向立法和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后者则负责具体的政务和行政管理。换成后来大家熟悉的说法，前者更接近“国家元首”的位置，后者则类似政府的“内阁”和“总理班子”。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机构都设“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也设主席。在1931年的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又担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把这两项最高职务都握在自己手里。项英、张国焘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不得不说，这样的安排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环境。战争状态下，权力集中有利于统一指挥，特别是苏区还在不断扩大发展，需要一个权威人物统筹政治、军事和行政各方面。毛泽东在此前的土地革命和几次反“围剿”中已经展现出突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由他兼任两个主席，在党内并不算意外。
如果要硬套今天的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更接近后来的“国家主席”角色；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运作方式和职能则与后来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之后演变为国务院总理）相当。但当时并没有“总理”这个中文职称，而是用“人民委员会主席”来指代行政首脑。
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下设若干部局，有外交、军事、财政、教育、内务等，甚至还有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些部门负责管理苏区的日常政务，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和命令。可以想象，在毛泽东同时担任政治最高领导和行政首脑的情况下，决策链条相对简单，命令自上而下传达效率很高。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种“两个主席合一人”的模式，是权力高度集中与政务统一执行的一种折中。既保证了党对政权的绝对领导，又在名义上区分了政治、行政两套机构，为以后更细致的分工留出了空间。
二、为啥要“分权”：张闻天走上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
时间转到1934年初，苏区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在“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下付出了惨重代价，苏区不断缩小，兵力和物资损失很大。党内围绕军事指挥和路线问题的争论愈发尖锐。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34年2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重新调整领导层职务。结果很关键：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
这意味着，从这时起，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最高领袖”和“政务行政首脑”不再由一人兼任，而是分由毛泽东与张闻天承担。用现代人的说法，毛泽东还是“国家主席”，张闻天则成了名义和实际意义上最接近“总理”的人物。
张闻天1910年出生，1934年时只有24岁出头，算起来还相当年轻。但他的革命经历并不简单。早年在上海、莫斯科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回国后参与党内路线斗争，逐渐在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经过几次重要会议的锤炼，他已经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并非单纯的“文案型干部”。在苏区期间，他参与制定许多重要政治决议，对中央机关运作、苏区政务安排都非常熟悉。由他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有思想基础，也有实践依据。换句话说，这是一位既懂理论又能处理具体事务的领导人。
有人曾问过：“毛泽东让出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不是权力下降？”如果把眼光放宽一点，会发现这是党在极为困难时期，对权力结构作出的一个策略性调整。一方面，毛泽东仍掌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在政治上仍居最高层；另一方面，把行政权交给张闻天，有利于分担压力，使政务运转更加专业，也为日后军事指挥权的变化留下空间。
这次调整，表面上是职务变动，深层则是党在战争环境下对“高度集中”与“必要分工”之间关系的一次探索。从这里开始，苏维埃政权的运行不再完全依赖一人兼任所有关键职务，而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协作配合的领导系统。
三、红军危局之下：权力如何在长征中再度重组
1934年下半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结果已经无法遮掩，中央苏区被迫放弃，中央红军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长征。此时中央的军事指挥权仍主要集中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而他们坚持的“阵地战”打法不适应红军的实际状况，部队伤亡持续增加。
长征初期，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屡次围绕军事路线问题进行讨论。史料记载，他们经常在宿营地围着地图分析路线。某一次行军休整后，张闻天看着伤亡名单，语气格外沉重地说：“再这样打，革命的火种都要断了。”王稼祥则直言不讳：“不能再让外行指挥内行。”毛泽东听完，只是把手里的烟头按灭在地图旁边，低声说：“要想救红军，路线要彻底改。”
这些看似普通的争论，实际上酝酿着一次权力和路线的重大调整。到了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重新审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该由谁掌握。
在这场会议上，张闻天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认为必须改变指挥方式，把权力交到真正懂得中国革命实际的人手中。他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为主的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军事指挥机构，毛泽东开始真正掌握红军的实际军事领导权。张闻天则在政治上承担了更重的责任，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苏维埃共和国制度看，这时的“政治中枢”和“军事中枢”都发生了明显重组。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张闻天仍然是那位曾经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苏维埃时期最接近“总理”的那个人。变动之后，他不仅是行政系统的重要领导人，更直接参与党内最高层的决策。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使得毛泽东、张闻天形成了一种既分工又协作的关系：一人主抓军事与战略方向，一人主抓党的机关于路线和政策。
从长征这一阶段来看，早期苏维埃制度中的“两个主席”设计，不再是简单的职务称谓，而是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被重新赋予权力分布的实际意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总书记等职务之间的转换和交织，构成了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下进行自我调整、自我修正的一套机制。
四、人物之间的分寸：制度背后的人情与信任
任何权力结构的运转，都离不开具体的人。制度再完善，也要靠人来执行。从苏区到长征，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明显特点：政治上讲原则，个人相处上却不失真诚与信任。
1936年，红军长征进入新的阶段，张闻天已经36岁。刘英，这位中央队的女秘书长，在政治上也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女干部。她此前的丈夫牺牲较早，长期在机关工作，性格沉稳。党内有人提起：“闻天同志年纪不小了，也该有个家庭了。”这类话在战火中听起来似乎有些“奢侈”，但革命者毕竟也是普通人，需要有情感寄托。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毛泽东曾在一次休整时半开玩笑地说：“张闻天做事细致，刘英也干练，这两个人如果成一家，倒也合得来。”张闻天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刘英则简单回了一句：“革命路上，能找到合适的同志，也算缘分。”后来，在组织的安排和双方的同意下，张闻天与刘英结为夫妻。
这一段看似轻松，但背后反映的，是领导人之间的一种特殊信任。毛泽东并没有把张闻天只看作“政务负责人”或“总书记”，而是当成一起经历生死考验的同志，对他的生活也有所关心。在那样的年代，一段婚姻往往也承载着组织的期待：两位核心干部彼此扶持，可以在精神上增加一点力量。
不得不说，过多渲染这种私人生活细节就容易偏题，但适当了解这些情形，有助于理解权力结构中的“人味”。张闻天既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是在长征途中支持毛泽东复出、共同担责任的同志。他的形象因此不再只是一个职务标签，而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坚持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朴素的革命者。
五、制度与经验：苏维埃时代“两个主席”留下什么
回到标题里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是主席，总理是谁呢？”如果用历史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这样回答：在1931年到1934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既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又是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同时担任当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934年2月以后，张闻天担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职务和职权看，最接近后来人们理解的“总理”角色。
然而，只停留在“是谁”这个层面，未免有些局限。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职务的设置和变动，对后来新中国的国家机构设计到底产生了哪些潜在影响？
从结构上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由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设立最高政治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下辖各部局。这套架构后来在延安时期不断调整，1949年之后转化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形式，再往后演变为今天熟悉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制度安排。
可以说，早期的“两个主席”设计，是后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工制度的雏形。只不过在革命战争环境下，职务合并与分立要根据实际形势不断调整。毛泽东曾一度集中掌握政治和行政两大权力，而张闻天的上任和后来担任总书记，又体现了党在成熟过程中对权力分配的再思考。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说明了一点：在高度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权力集中的确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但如果缺乏科学的分工和有效的监督，就容易在军事、路线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偏差。1934年前后党内对职务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是在试图用制度和人事调整来纠正此前在军事路线上的失误。
从人物关系的角度看，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互动颇具代表性。一位是在实践中摸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军事政治家，一位是在理论和政策上具有较强分析能力的领导人。两人在苏维埃时期形成的分工与配合，后来在长征和遵义会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张闻天的支持，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以在党内获得更大认同，而毛泽东也在历次重大决策中重视张闻天的意见，这种互相支撑的关系，强化了党在艰难时期的凝聚力。
再看更长的时间轴。1936年之后，张闻天继续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参与许多重大决策。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战线，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在处理国家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同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也相继去世，第一代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一个时代的帷幕由此落下。
如果把这一切串联起来，就会看到一条线索：从江西瑞金的小城，到遵义会议的那间民宅，再到北京的外交场合，早期苏维埃时期设立的那些职务，不只是名义上的称谓，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权力体系的起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些看似“陌生”的名词，在特定历史阶段承担的是对国家政权结构的探索任务。
当年在苏区，一纸选举结果让毛泽东同时肩负两个“主席”，体现的是战争时期的权力集中；到了1934年，张闻天走上人民委员会主席位置，则标志着党在实践中开始思考如何用合理分工来提高政权运转效率；随后在长征和遵义会议中，两人通过合作完成了路线和权力的再调整，使得革命得以继续向前。
标题中的那个追问——“总理是谁呢”——从表面看是一句好奇，从深层看则勾连出一段复杂的制度演变史和领导人互动史。答案虽然简单：在不同阶段，是毛泽东，也是张闻天。但真正有价值的，是理解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承担的责任，以及那套苏维埃制度在炮火中摸索出的权力布局方式。
张洪生:
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后面的张闻天
在探索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之路上，曾作出独特贡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外，还有站在他们后面的张闻天。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
张闻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全面地批判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后，主动表示离开中央机关，下决心去农村调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他任团长、由九人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和晋西北的农村调查。1942年10月，他在兴县调查时写的《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对抗战期间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土地占有变化、借贷关系变化，都作了分析。
在随后写出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并由此得到了关于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比较系统的认识。他提出“中农中的富裕中农是代表农村中较高生产力的一个阶层”，“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一部分贫农将上升为中农，中农将变为更加富裕的中农。这种大多数农民的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
张闻天关于合江土改工作的题词(张平之是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时的别名)
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这样说的：“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但同时，它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路。”张闻天依据调查、统计、分析，得出了“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党中央决定争夺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张闻天敏锐地觉察到中共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阶段，于是主动请缨去东北。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底，他经历了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全过程。尤其是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两年，他在第一线指导全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主张，提高到又一个新的层次。
1945年11月，东北局决定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从牡丹江去佳木斯上任。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有土匪骚扰，从牡丹江到佳木斯的火车不通，走到林口又折回牡丹江。张闻天不愿留在城里，于是到离牡丹江二三十公里的宁安去开辟工作。在宁安短短四五个月，他和富振声等一起搞社会调查，了解了日伪统治14年之久的城乡政治、经济情况和各阶级的动向。在此基础上，他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领导反奸清算和清剿土匪，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工作，将宁安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刘英说：“闻天从宁安的实际出发，将开辟根据地的各种工作初步做了一遍，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符合东北实际的一套办法。”从而为指导合江省的根据地建设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
正确对待工商业者
在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问题上，也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解放战争初期，合江是东北地区的战略后方，拥有较多的城镇、工矿林区和工商业。在“扫堂子”风影响下，在农民平分地主土地和浮财的同时，一些干部和农民还要求去城镇挖浮财和平分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甚至发生了把农牧林业的资本家、小地主也当作地主弄到农村去斗争的情况。合江省几个县的农民派了几百辆大车来到佳木斯城外，准备进城挖浮财。是支持，还是制止，佳木斯市负责同志十分为难。让农民进城，则私人工商业会被一扫而光；不让进城，又怕被说成包庇地主、资本家。情况紧急，矛盾尖锐。
张闻天召集有关干部开会，统一大家的认识。他说：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农民随便进城“挖浮财”的做法，是同我党现阶段的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如不及时制止，合江各城市的私人工商业在短期内将有全部被打垮之危险。他果断地坚决制止这一行动，明确指出：对城镇私人工商业必须采取保护政策，不能只顾农民眼前利益而损害城乡人民长远利益。随后，他起草了《在平分土地中保护工商业》报告，于1948年1月12日报东北局并转中央。合江这一正确做法，立即得到党中央的肯定。
1948年1月31日，中央指示东北局，合江省保护工商业的文件，“须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中央并批转了合江省委的报告，指出：合江省委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马列主义的政策。就在张闻天起草的报告上报后不久，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再次向全党重申，“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1948年3月，东北局在总结整个东北的土改时，充分肯定了合江省委的上述做法。东北局在《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中指出，各地在运动中发生了若干错误偏向，但“有些地区掌握政策较稳，如合江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东北局认为合江省土地改革是健康发展的，特别是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方面做得比较好。
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对待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1946年为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等文件中明确指出：“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应“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繁荣工商业方面去。沉溺于城市的清算运动，模糊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对于封建主义的政策的根本原则区别之偏向，是应该纠正的。我们应该劝告与鼓励纯正的工商业者恢复与继续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同时在一切可能方面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与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与安全。一切侵犯工商业者正当权益的行动，必须禁止”。
当时东北的工业资本占到全国工业资本的70%～80%。正确地对待工商业者，是城市经济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由于合江省委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措施，工商业者对党的发展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了认识，经营积极性普遍高涨，佳木斯市工商业出现了初步繁荣局面。这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不仅得到了党中央和东北局的肯定，而且被解放后东北工业的快速发展印证。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
1948年5月，张闻天离开合江去哈尔滨担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当时正是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即将进行战略决战之时，他思考的重点已经开始放到了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党的战略重点的转移，确立什么样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上面。东北解放区的各项经验，特别是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的恢复与发展的经验，为他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实践基础。
张闻天在《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在新形势下“城市领导农村”的战略思想。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并指出这种重心转移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是由城市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他还说“城市领导农村”的实质就是“工业领导农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
张闻天在合江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东北的经济构成，思考经济建设的方针。为了稳健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到东北局工作后，他坚持继续探索。1948年7月18日，他在东北局召开的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报告。1948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具体分析城市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提出党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
提出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
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按照这个经济建设方针，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可以把整个社会经济组织起来，按照经济的客观规律协调发展。后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都是与这个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一脉相承的。
张闻天明确指出，“农民小商品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无产阶级“必须采用经济上的办法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而不能用行政手段（那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險的）”。遗憾的是，我们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行政手段，曾对农村经济加以干涉与破坏，一度造成了百姓贫困、饥饿的局面。
提出解决劳资矛盾的“按股分红”“职工入股”的意见，
提倡企业管理要符合经济工作规律
怎么具体做到“劳资两利”呢？1946年11月，张闻天在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决议中，在工资政策方面，肯定了酌量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是必要的。但同时又指出：片面地、不顾一切而提高工资，必然会造成工商业的衰落，增加工人失业，这是错误的。
决议还肯定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劳资两利”的分红制。如何掌握好“劳资两利”的分红制？曾有佳木斯市的理发工会，因改变分红比例，使资方实际所得比不上一个工人。资方无利可图，就关门不干了，结果造成1947年春节伤病员找不到店理发的事件。佳木斯市在祥德、义大、大东三家铁工厂进行分红制试点。在保质保量完成军工任务后，从所取得的加工利润中，按资八劳二比例分红，调动了劳资双方积极性。资方精打细算搞好管理，工人劳动纪律良好，营业额上升，利润增加，工厂面貌改观。在张闻天肯定下，分红制在大部分铁工厂和国家委托加工的木材厂、面粉厂逐步推开，佳木斯市的工商企业得到稳步的发展。
对于供销社是否要实行赢利分红的问题，当时东北局以至中央，存在较大分歧。反对者认为，这样做会把供销社变成钱多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合股商店”，赢利分红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张闻天不同意这种看法。
后来，张闻天发现供销社促进农副业生产与分工的变化，他又指出“农民生活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副业生产”。他还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从整个社会分工的发展高度指出它的发展方向。“副业，对于一部分人可以变成专业，副业是农村分工分业的开始，将来会有专门养鸡、养猪、养蜂、淘金、运输等新的行业出现。这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作用很_大。”
张洪生:
毛岸英叫了一声“朱德同志”，毛主席当场翻脸：同志是你能叫的
1946年初春的延安，一句"朱德同志"，让窑洞里的空气结了霜。喊出这四个字的年轻人二十四岁，刚从莫斯科坐飞机回来，一身呢子大衣，俄语比中文还溜，他叫毛岸英，坐在对面的父亲搁下了筷子。
莫斯科飞回来的那个"洋学生"
从1936年被送去苏联，到1946年回国，毛岸英在外头待了整整十年。
去的时候是个饿得皮包骨的小娃娃，回来是苏联卫国战争打出来的中尉军官。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跟着白俄罗斯方面军一路打到柏林城下，斯大林亲手送过他一把手枪。这段履历放到今天，妥妥的顶配。
飞机降落延安机场那天，毛主席带着病没去接。他派了几位老同志去，自己在窑洞里等。父子俩上一次见面，还是1927年秋收起义之前，毛岸英才五岁。中间隔了他母亲杨开慧牺牲、他和弟弟毛岸青上海流浪、被地下党找回送去苏联的一整段人生。
十年不见，再见时是什么滋味？
据当年在场的警卫员回忆，主席看见儿子，先愣了一下，然后上下打量，个子长这么高了。俄式军装笔挺，皮鞋擦得能照见人。他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没说什么客套话，就一句："回来了就好"。
这个见面，很多写毛家家事的书里都提到过。真正让人琢磨的，是接下来那几天发生的事。
毛岸英在苏联长大，说话办事都是苏联那一套。同志之间不分尊卑，一律以"同志"相称，从最高领导到普通士兵，见面就是"某某同志"，这在莫斯科很正常。
可延安不是莫斯科。
延安的老一辈革命家，很多是从大革命时期一路走过来的。朱德比毛主席还大七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的时候已经是滇军名将。到1946年，他是八路军总司令。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年纪也长毛岸英一大截。这些人在延安的地位，不是靠客气来的，是靠二十年的枪林弹雨挣来的。
毛岸英在苏联养成的习惯，还没转过弯来。
一次去朱老总的窑洞，他很自然地叫了一声"朱德同志"。老总当场没说什么，笑呵呵地招呼他坐下喝水。老总一辈子厚道，从来不为这种事跟晚辈计较。可这事传到毛主席耳朵里，主席的脸就沉下来了。
这一沉，就有了后面那场家宴上的教训。
饭桌上的那顿"训"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各家回忆录说法略有出入。综合几位当事人的记述，大致是这样一个场景。
毛主席请了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几位老同志到自家窑洞吃饭，算是给儿子接风。桌上没什么讲究的菜，小米饭、南瓜汤、几盘家常小炒。毛岸英在苏联吃惯了列巴和土豆，看着这一桌，多少有点不习惯，但也没露出来。
席间，他给几位长辈敬茶，张口就是"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
按理说，这在延安的公开场合并不算错。同志是革命者之间的通称，中央文件里这么写，报纸上这么登。可在自家饭桌上，对着几位跟他父亲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前辈，这么叫，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毛主席放下了筷子。
在场的人后来回忆，主席那天说话不算重，但语气很硬。大意是：这几位不是你的"同志"，是你的长辈，是你父辈的战友。你在苏联可以那么叫，回了中国，见了他们，得叫朱伯伯、周叔叔、任叔叔。
朱老总在旁边打圆场，说孩子刚回来，规矩慢慢学。周恩来也笑，说岸英在国外习惯了，情有可原。
可主席没让这事就这么翻过去，他跟儿子说，你在苏联学的是本事，回来要学的是做人。你叫他们同志，是把自己抬高了；你叫他们伯伯叔叔，才是把自己放对位置了。
这话听着简单，其实分量重。
毛主席一辈子对身边人有个规矩，家里人不能沾光。他自己的工资，很大一部分接济了亲戚朋友和烈士遗孤，但从来不为亲属谋任何职位。这个规矩，他要儿子从叫人这件小事上就开始学。
在苏联当过中尉的毛岸英，在这顿饭上，被父亲用最朴素的方式，重新拉回了中国的土壤。
有意思的是，这事后来在延安传开了。朱老总从没提过一句抱怨，见了毛岸英还是笑呵呵。周恩来见了他，反倒更亲切，把他当自家孩子看。这几位老一辈的胸怀，在这件小事上就看得一清二楚。
毛岸英呢？他心里憋着一口气，也憋着一份委屈。
我在苏联打过仗，见过斯大林，怎么回来连人都不会叫了？
这个疙瘩，得靠后面的日子慢慢解。
被父亲塞进"劳动大学"的儿子
家宴之后没几天，毛主席给儿子安排了新去处。
不是去总参谋部，不是去边区政府，也不是留在自己身边当秘书。他把儿子送到了一个叫吴家枣园的地方，跟着一个人学种地。
这个人叫吴满有，名字今天没多少人记得，可在19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这三个字如雷贯耳。他是当时边区评出的第一个劳动英雄，一个人开垦荒地一百多亩，年年超额完成公粮任务，《解放日报》头版报道过他。
毛主席对儿子说的话，据武立金的《毛岸英》一书记述，大意是：你在苏联上的是大学，回来还得上一所大学，就是劳动大学，校长就是吴满有。
毛岸英背着行李，穿着一身农民衣裳，就这么去了。
刚下地那几天，他手上磨出的血泡，一天比一天多。吴满有没把他当主席的儿子，也没当苏联回来的军官，就当一个学徒。天不亮起床，扛着锄头下地，中午蹲在田埂上啃窝窝头，晚上回来还要跟老乡开会，商量春耕的事。
有一次，吃饭时端上来一碗野菜汤，毛岸英实在咽不下去，放下了筷子。吴满有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自己端起来喝完了。
那一刻，毛岸英大概明白了父亲送他来的用意。
在苏联，他是斯大林亲自过问的中国革命家之子。在陕北的黄土地上，他是一个还没学会种地的城里娃。这中间的落差，比从"朱德同志"到"朱伯伯"那声称呼的调整，要深得多。
他在吴家枣园待了将近一年，回到延安的时候，人黑了一圈，手上老茧一层压一层，说话也不咋咋呼呼了。见了朱老总，一口"朱伯伯"叫得自然。见了周恩来，"周叔叔"张口就来。老同志们看着这个变化，眼睛里都有点湿。
这一年，比他在伏龙芝学院学的所有战术课都管用。
后来毛岸英跟人聊起这段，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父亲让我去种地，不是要我当农民，是要我懂中国。
懂中国这三个字，说起来简单，做到不容易。多少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一辈子也没转过这个弯。毛岸英转过来了。
朝鲜战场上的那一撇
时间往后推四年，1950年10月。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志愿军司令部准备秘密开赴朝鲜。彭德怀点兵点将的时候，毛岸英找上门来，要跟着去。
彭德怀没答应，他跟主席说，前线是要死人的，你就这一个身边的儿子，留下吧。
主席的回答，多年后成了经典，他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岸英跟着彭德怀过了鸭绿江，他的公开身份是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因为他俄语好，能直接跟苏联顾问对接，这个岗位他最合适。
到朝鲜的第一天，他就跟彭老总说好，不要因为他是主席的儿子搞任何特殊。吃住跟大家一样，值班跟大家一样，风险也跟大家一样。
彭老总答应了。
11月25日清晨，美军的轰炸机飞临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彭德怀被警卫员强行拽进了防空洞，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留在作战室里处理文件，来不及撤出。
一枚凝固汽油弹落下来。
作战室起了大火，等火扑灭，两个人的遗体已经无法辨认。最后是靠毛岸英手腕上那块斯大林送的手表，认出了他。
彭德怀写电报的时候，据说手在抖。那份电报只有一百多字，他反复改了好几遍，才发回北京。
主席收到电报那天的反应，警卫员李银桥后来回忆过。老人家看完电报，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一根烟，烟抽完了，又点了一根。到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战争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句话说得平静，可在场的人都看出来，他的手一直在抖。
从"朱德同志"那声称呼被父亲纠正，到大榆洞作战室里那把大火，中间隔了四年多。这四年，毛岸英从一个苏联回来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中国革命者。他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学会了叫人，在朝鲜的战场上还完了作为儿子的最后一课。
有人说，毛主席在饭桌上那顿训，是严厉的。可我想，那顿训里藏着的，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深的期待——你要活得像个中国人，也要死得像个中国人。
毛岸英做到了。
张洪生:
留侯论
北宋 · 苏轼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
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
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
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
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
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于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成为张良的原因吧！
张洪生:
读了这个故事，你会心潮起伏，无限感慨，人要融合，必须志同道合，互相理解，爱情要有基础，事业爱情可以兼得，在两者做出选择的时候，当然坚持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只要热爱生活，就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快乐，人的一生很短暂，孰重孰轻，要抓住根本，不论多大岁数，只要有尊严的活，什么都不会缺席，在成功者面前，只要有想法都会不期而至，人生就一辈子，有机会就应该去弥补不如意和缺憾，不要因小失大，做不必要的无谓牺牲。
国家一级演员享正军级待遇，却被丈夫嫌弃，离婚后单身34年1. 肖雄早年是工厂车工，因热爱表演，1978 年进入空政话剧团，1982 年凭《蹉跎岁月》获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后成“大满贯”演员，享正军级待遇。2. 她事业上升期结婚，因戏约多、有亲密戏份遭丈夫嫌弃，丈夫希望她回归家庭，二人最终离婚。3. 离婚后肖雄专注演艺，67 岁单身无儿无女，将日子过得充实，享受生活。4. 她的故事启示人们坚守热爱，勇敢做自己。
提起国家一级演员，大家想到的都是德艺双馨、备受尊敬的老戏骨，享正军级待遇更是少之又少。
可谁能想到，有这样一位演员，在事业上拿遍大奖、荣誉加身，却在婚姻里，因为演戏被丈夫嫌弃，最终走到离婚的地步。她是是谁，在她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从工厂车工到军旅演员，她靠热爱走出逆袭路
很多人不知道，肖雄一开始并不是专业演员，甚至和演艺圈沾不上边。她早年是上海一家工厂的普通车工，每天和机器、零件打交道，日子平淡又枯燥。
但肖雄心里藏着一个演戏的梦，闲暇时间总爱琢磨表演，跟着广播、电视模仿演员的神态和台词。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8年，空政话剧团到上海招生，肖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
没有专业培训，没有表演经验，她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对表演的热爱，硬是从众多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空政话剧团的一员。
刚进团里，她从最基础的跑龙套做起，端茶倒水、记台词、练形体，从不抱怨。
1982年，肖雄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她主演了电视剧《蹉跎岁月》，饰演女主角杜见春。
这部剧播出后火遍大江南北，肖雄也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第一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
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演员，怎么能演得这么好？
其实答案很简单，她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去体会人物的喜怒哀乐，用真心演活了每一个角色。
之后的几十年里，肖雄深耕演艺事业，出演了《惊天动地》《血战长空》《绝密543》等多部经典作品，涵盖话剧、电视剧、电影多个领域，还拿下了飞天奖、梅花奖等重量级奖项，成为业内公认的“大满贯”演员。
凭借在军旅文艺领域的突出贡献，她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正军级待遇，这在演员中是非常罕见的荣誉，也足以证明她的专业能力和艺术价值。
肖雄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可她的婚姻却渐渐出现了裂痕。她在事业上升期结识了一位圈外人，两人相恋后步入婚姻殿堂，起初的日子也很甜蜜。
可随着肖雄的戏约越来越多，聚少离多成了常态，两人的矛盾也慢慢显现出来。
事业巅峰遇婚姻危机，丈夫嫌弃她只顾演戏不顾家
丈夫是圈外人，对演员这个职业并不理解，他希望肖雄能放弃演艺事业，回归家庭，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妻子。
可演戏是肖雄的热爱，也是她奋斗多年的事业，她根本无法割舍。每次接到新戏，她都要外出拍戏，少则几个月，多则大半年，家里的大小事务都顾不上。
更让丈夫不满的是，肖雄的戏里偶尔会有一些必要的亲密戏份，这在丈夫眼里是无法接受的。
他不止一次地指责肖雄，说她只顾着演戏，不顾家，甚至直言“演戏能当饭吃吗？女人就该守着家庭”。
面对丈夫的指责，肖雄也很委屈，她觉得自己只是在追求热爱的事业，并没有做错什么。
其实肖雄也尝试过平衡家庭和事业，她尽量减少戏约，抽出时间陪伴丈夫，可丈夫的要求越来越高，他希望肖雄彻底退出演艺圈。
一边是热爱的事业，一边是婚姻，肖雄陷入了两难。
可最终，两人还是因为观念分歧太大，矛盾无法调和，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这段婚姻的结束，让肖雄备受打击，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离婚后的肖雄，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演艺事业和生活中。
67岁单身无儿无女，她把日子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有人说，她为了事业放弃婚姻，到老了孤身一人，太不值得了。可肖雄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只有适不适合自己。
这些年，她依旧活跃在舞台和荧屏上，出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传递着艺术的魅力。
如今67岁的肖雄，依旧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她没有再组建家庭，也没有子女，平时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居住，北京是空政话剧团分配的房子，方便她工作，上海是母亲的住处，逢年过节她都会回去陪伴老人。
闲暇时间，她会拉小提琴、读诗朗诵、养花种草，把日子过得恬淡又充实。
很多人觉得，单身无儿无女的老人会很孤单，可肖雄却享受这样的生活。
她曾在采访中说，演戏是她一生的热爱，能把热爱的事情做到极致，她已经很满足了。虽然婚姻有遗憾，但她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从未抱怨过任何人。
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女人的价值从来不是只有婚姻和家庭，追求自己的热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
结尾
肖雄的一生，有事业上的高光，也有婚姻里的遗憾。她用实力赢得了荣誉和尊重，也用坦然接受了生活的不完美。
她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坚守自己的热爱，勇敢做自己。
张洪生:
她是女排唯一五冠王，身家过亿、女儿清华博士，现状连郎平都意外
1. 梁艳是中国女排唯一五冠王，14 岁接触排球，凭借努力和不服输精神，在 1981 - 1986 年五届世界大赛全部夺金。2. 1986 年底，梁艳因伤病退役，后考上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做过编辑，又下海经商，成为成功女企业家。3. 她嫁给普通乐手，丈夫持家让她安心打拼。女儿梁悦考上清华并读完博。4. 如今梁艳淡出商界回归家庭，生活幸福，她坚持努力、不断重启人生值得敬佩。
中国女排，很多人都想到的是郎平，不仅排球技术好，还带着中国女排获得了冠军。
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创下五连冠奇迹的那支队伍里，唯一打满五届世界大赛、拿满五块金牌的队员，是副攻手梁艳。
她14岁才第一次接触排球，从普通四川姑娘一路熬成女排“全勤王”，退役后读书、经商、顾家样样都干得有声有色。
梁艳1961年出生在四川成都。
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家里原本和体育半点儿交集都没有。
1975年那会儿，梁艳才十四岁，身高就有一米六七，走在路上直接被业余体校教练一眼看中。
她就这么稀里糊涂摸到了排球，这个起步时间，比很多专业队员晚了足足六七年。
旁人都觉得她起步晚难成气候，可梁艳悟性好又肯吃苦，进步速度快得让所有人吃惊。
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梁艳就完成了别人十几年走不完的路。
1976年她进了成都排球队，1977年直接升入四川省队，1979年就被选进了国家集训队。
这个提拔速度，放在任何年代都算得上是火箭式上升。
真进了国家队梁艳才发现，自己的先天条件在队里根本排不上号。
她身高只有一米七七，在副攻这个位置上算偏矮的，手臂长度也比不上别的队友。
她一开始甚至偷偷琢磨过，要不要换个位置打。
梁艳骨子里有股川妹子的不服输劲儿。
别人练一遍的动作，她就练十遍，别人休息的时候，她还在场地边琢磨拦网的时机和扣球的角度。
她心理素质格外好，越是大赛场面越稳当，教练袁伟民最看重她这一点。
因为常年在外训练晒得皮肤黝黑，加上场上总带着笑，队友们都叫她“黑珍珠”。
1981年第三届世界杯在日本举行。
那年梁艳才二十岁，是全队年纪最小的队员，跟着队伍拿下了中国三大球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那时候全国人民都沸腾了，女排姑娘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全民偶像。
这只是辉煌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女排一路高歌猛进。
1982年秘鲁世锦赛夺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击败东道主美国队拿下金牌，1985年世界杯再折桂冠，1986年世锦赛又一次登顶。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决赛对阵东道主美国队，现场观众的呐喊声快把屋顶掀翻。
梁艳在副攻位置上的拦网多次拦下对手的重扣，和同是四川籍的张蓉芳、朱玲配合默契，三人被球迷称作“蜀中三杰”。
决胜局关键时刻，她和二传配合打出的快攻，帮队伍稳住了局势，最终拿下了这块奥运金牌。
前后六年时间，五场世界顶级大赛，梁艳一场都没落下。
1986年她还当上了女排副队长，带着队伍打完了最后一届世锦赛。
同期的队友里，郎平1985年之后就渐渐淡出主力阵容，张蓉芳也因伤提前退役。
只有梁艳从头到尾坚持了下来，成了队伍里唯一的“五冠全勤王”。
很多人只记得主攻手的扣球势大力沉，却常常忽略副攻线上的默默付出。
拦网她能筑起防线，快攻她能出其不意，防守时她能救起很多看似必死的球。
她不是场上最耀眼的明星，却是队伍最稳的那块基石。
没人能想到，正站在职业生涯顶峰的梁艳，转头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1986年底，25岁的梁艳选择了退役。
这个年纪正是运动员的黄金期，可她常年高强度训练，膝盖半月板和腰肩都落下了不少伤病。
医生直白跟她说，再硬扛着继续打的话，以后怕是连正常走路都难。
加上她自己也想换一种活法，便毅然决定急流勇退。
当时摆在她面前的路很多，凭她的资历，留在队里当教练，或者进体育系统当干部，都是稳稳当当的铁饭碗。
梁艳偏不选这条旁人眼里最轻松的路。
她做的第一个决定，是去读书。
她埋头复习参加高考，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了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一开始老师和同学都好奇，拿过世界冠军的人，能不能坐得住冷板凳。
梁艳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她拿出训练时的劲头，每天坐第一排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课余时间就泡在图书馆。
她还在读书期间迷上了摄影，没事就抱着相机到处拍风景、拍同学。
几年书读下来，她的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半点儿没比统招进来的学生差。
1991年一毕业，梁艳就去《新体育》杂志社做编辑了。
从前她是镜头前被拍摄的主角，现在变成了举着相机跑赛场的记者。
这份工作她干得也不错，跑赛事、写稿子、拍照片，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可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总让她觉得有点拘束。
毕竟当了十几年运动员，她早就习惯了快节奏、充满挑战的生活，办公室的安稳反而让她觉得浑身不自在。
干了四年编辑之后，1995年，梁艳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海经商。
那时候国内正掀起经商热潮，可世界冠军做生意，好多人都不看好。
不少人觉得她无非是靠名气赚点快钱，做不长久。
可梁艳是认认真真打算干事业的，她创办了一家体育文化传媒公司，主打体育赛事推广和广告代理。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困难肯定少不了。
她不懂财务，不懂管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第一次谈大合作的时候，她因为不熟悉行业规则碰了钉子，回来连夜翻资料、找熟人请教，第二天带着新方案再去谈。
她把打球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带到做生意上，自己跑市场、谈合作、盯项目，一点点把公司撑起来了。
凭借着在体育圈积累的人脉和口碑，加上她做事踏实、讲诚信，公司很快就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
后来她公司还拿下了央视体育频道一部分广告代理，生意越做越红火，业务都开到国外去了。
短短几年时间，梁艳就从体育明星转型成了成功的女企业家。
坊间传言她的身家早已突破上亿元，成了实打实的女老板。
有人说她运气好，可天底下哪有白来的成功。
她自己就说过，做生意和打排球道理是一样的，都得靠团队配合，靠脚踏实地，靠咬住牙坚持到最后。
事业上风生水起的梁艳，在婚姻大事上的选择，更让外界跌破了眼镜。
八十年代的世界冠军，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全民偶像。
上门提亲的人能把门槛踏破，有钱的、有权的、家世好的不计其数。
可梁艳一个都没看上，最后嫁给了一个叫牛艺的普通年轻人。
牛艺是空政文工团的吹奏乐演员，出身音乐世家，同时也是个铁杆排球迷。
中国女排的比赛他一场不落，哪个队员什么技术特点，哪场球用了什么战术，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国内一有比赛，他就自己掏钱买票去现场看；国外的赛事没法到场，就守着直播一遍遍回看录像仔细琢磨。
两人是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一见面就聊得特别投机。
牛艺特别懂排球，各种赛场战术、打球的门道都能跟梁艳聊到一块儿去；而且他拍照技术也好，俩人还能坐在一起交流拍摄、琢磨镜头构图的小技巧，特别合拍。
最难得的是跟牛艺相处，梁艳完全不用端世界冠军的身份，心里轻松又安稳。
1987年，两人低调结婚了。
没有办排场十足的豪华婚礼，也没搞隆重仪式，就喊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顿饭，简简单单，却格外暖心。
第二年女儿出生，本来取名叫牛悦。
牛艺觉得读着不顺口，主动提出让女儿跟着妈妈姓，改名叫梁悦。
婚后的日子里，牛艺主动承担起了家里的大小事务。
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赡养双方老人，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让梁艳分心。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稳固的大后方，梁艳才能放心地去读书、去创业，在外面冲锋陷阵毫无后顾之忧。
在教育女儿这件事上，梁艳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从不逼着女儿练排球，也不拿“冠军妈妈”的身份给孩子施压。
她自己就是14岁才半路出家打排球，深知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她和丈夫给女儿营造了宽松的成长环境，学习全凭自觉，兴趣爱好让孩子自己选。
家里从来不会因为考试分数数落孩子，只会陪着孩子一起梳理错题，琢磨怎么查漏补缺。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梁悦从小看着妈妈做事认真、不服输的样子，耳濡目染之下，自己也特别自律刻苦。
她从小成绩就好，尤其喜欢数理化。
2006年，18岁的梁悦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之后又一路保送，读完了硕士和博士，成了一名高材生。
博士毕业之后，梁悦留在了北京，从事医疗相关的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有声有色。
女儿成了清华博士，是梁艳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之一。
但她很少对外炫耀，始终保持着低调的作风。
最近这些年，梁艳渐渐淡出了商界，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家庭。
她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偶尔会参加一些女排老队员的聚会，和老队友们聊聊当年的趣事，看看后辈们的比赛。
2022年中国女排获得世锦赛亚军的时候，她还和老队友们一起录视频给姑娘加油打气。
如今的梁艳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添了些银丝，可精神头依然很好。
她平时在家看看书、拍拍照，和老伴儿逛逛街、旅旅游，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
梁艳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炒作，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
她不是天赋最好的，却是最能坚持的，她不是名气最大的，却是成绩最实的。
她没有躺在五冠王的功劳簿上吃一辈子，而是一次次清零重启，在不同的赛道上都跑出了好成绩。
张洪生:
学习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列宁说，学习学习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学到八十仍嫌少，孺子可教也。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吗？谈古论今，兴衰成败，此为以古论今。
老者学习，一加速眼睛的老化，思虑过度，影响血液循环，如影响消化，时间长一点，头昏脑涨，不适应，过度用脑，效果不好。
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注意磨炼，边学边休整，不能透支，不能杀鸡取蛋，间歇性，一会学，一会调整，找到捷径。不能唱高调，从实际出发，但又不能保守，要量力而行，恰到好处，寻找可遵循的规律。学海无涯苦作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海无际，读不完的书，读书要结合实际，不能书的奴隶。学以致用，感悟人生，从中获得真知灼见，指导自己的行动。
我们老人在学习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劳逸结合协调起来，不能杀鸡取蛋，透支生命。
学习使你生活充实，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社会各种各样的人，稀奇古怪的事，真是让人目不暇接，感慨万千，读不完的书，走不完的路，尤其当下，科学日新月异，不能被前进的历史车轮抛弃，不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不要悲观，走出自己应该走的路。
张洪生:
人生一世苦辣酸甜，
劳苦愁烦缠绕身边，
寻找幸福梦想明天，
明天多远无法预算，
算算这些年在想什么？
有什么期盼，
现实可能多少？
丝毫不抱怨，
怀有信念，
多少英雄豪杰，
多少威武大官，
多少人声名显赫，
多少人苦熬天天，
月儿弯弯，
风儿呼喊，
鸟儿鸣叫，
溪水潺潺，
暴雨倾斜，
灾难转眼，
大自然，
鬼斧神工，
不可抗拒，
任凭施虐，
如狂风席卷。
不管什么人物，
走到尽头，
十分可怜，
画出形象，
判若天上人间，
人死如灯灭，
漆黑一片，
乱作一团，
哭叫泪唤，
呜呼哀哉，
面对无言，
翻开历史册卷，
长流清白在人间，
人生自古谁无死，
鸿毛泰山，
给谁看，
时过境迁，
当年热血沸腾，
怒发冲冠，
精忠报国，
青史鲜艳，
一脉相传，
张洪生:
绿叶颂
叶绿花更红，
有了绿叶的陪衬，
红花更加鲜艳夺目，
绿叶寓意什么？
甘做生活的底蕴，
.犹如绿茵场上让人踩踏，
却甘愿负重，
撑起了一个个强健的躯体，
在他的保护下驰骋。
绿叶的翠绿，
更凸现了红花的美容，
绿叶就是甘愿为生活更美丽无穷，
竭尽全力和牺牲，
付出自己的全部光和能。
绿叶叶茂果硕，
他在努力支撑，
让花更红，果实更实承，
那绿色不知吸吮了多少精华的乳汁，
像蜜蜂采蜜一样勤工，
像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一样，
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点燃在吱吱做响中，
放射出所有的甘苦和灵性。绿叶，
奉献无私是你的别名，
你默默的耕耘，
勤奋的劳作，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你把整体机器，
由于你的质量和粘合，
使整盘机器运转不停。
绿叶绿色象征着永远年轻，
旺盛的生命，
绿色绒毯，
一望无边，
草色青青，
和煦的色调，
绿色的海，一望无边晶莹，
大地绿了，
树绿了，
河水绿了，
山绿了，
一碧万顷，
童话世界，
蕴藏着无数的奥秘，
梦幻的仙境。
新的开始，
春天来了，
生机盎然，
万物重生。
天上有啥？地上长啥？山上有啥？河里有啥？
海里有啥？地下有啥？
魔天大厦？走遍天下，你都到过哪？你都获得了啥？人生啊，最大的成功就是珍惜时代赋予我们的条件和可能，冲击宝塔，活出精彩，看到更多的美景鲜花，有充裕的时间去给后人留下，你的顽强，你的完整，体面，无论从身躯还是思想，都会成为传承的神话。
看淡自己，看淡人生，注意力，精力放在顺其自然，闷头努力，永不放弃，相信自己，感谢时代，珍惜拥有，感谢伟大的党，伟大的民族，我为祖国点个赞，你为自己的儿女，准备了完善的条件，无数奇迹将接二连三的问世，出现，为人类文明掀开崭新的画面。
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今天好好活着。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身边的人。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珍惜。
老赵后来怎么样了？
他的治疗还在继续，情况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他能下床走动，在走廊里慢慢散步。
坏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他每天都在跟自己说，要坚持，要活下去。
方慧说，他从来没有哭过。
即使在最难熬的那些夜晚，他也是咬着牙挺过来的。
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脆弱的一面。
他想让大家记住他坚强的样子。
这就是老赵，我的领导。
一个五十一岁放了心脏支架的男人。
一个烟酒全戒坚持了三年的男人。
一个面对癌症依然不肯低头的男人。
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一个是：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无论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接着。
然后想办法把它变成你能承受的东西。
这很难，但值得。
人生就是勇敢的面对，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从容处理，昨天见到一个领导，说起某人，想不开，还没退休就自裁了，他是个处级干部，国家给上万的工资，据说家庭不和谐，那就改变呗，何必自酿苦酒，应该是人生大大的遗憾，看到光明，身体好好的，年龄正当年，以后还有更远的路，去分享生活的美好，何必自寻烦恼，自我毁灭人生的路曲曲弯弯，遇到点不顺心很正常，岂能寻短见，绝不是应该选择的绝路，人家没办法活了，还在努力抗争，何况本来一片光明，确自己钻了死胡同，岂不悲哉！人们不会赞成，没人同情，只有遗憾，饭后的谈资都显得勉强，太无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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