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从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与苏东坡《前、后赤壁赋》看政治家与文学家之异同
李千树
一、引言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行上书后主刘禅，是为《前出师表》；次年，再上《后出师表》。八百五十余年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先后于七月既望与十月之望两游赤壁，作《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一为北伐前夕的临终托付之辞，一为贬谪困境中的山水寄怀之作；一为政治家鞠躬尽瘁的生命绝唱，一为文学家超然物外的精神突围。四篇文章，两种人生，映照出政治家与文学家在根本精神取向上的深刻差异。
诸葛亮与苏轼，一为“千古一相”，一为“千古文豪”。诸葛亮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导，兼融法家、兵家，其一生以“兴复汉室”为志业，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信条。苏轼则学贯儒、释、道三家，三者完全融会贯通，既有儒家的济世情怀，又有道家的超脱智慧与佛家的空观境界。两种思想底色，决定了两人在人生态度、处世哲学、政治格局、思想境界、为文特点与文章风格上的根本分野。
二、人生态度：进取担当与旷达自适
诸葛亮的人生态度，一言以蔽之曰“积极进取”。《前出师表》开篇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天下三分而蜀国最弱，形势危如累卵，然诸葛亮并未退缩，而是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担当精神，毅然北伐。他自述“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字字句句皆是忧勤惕励之态。《后出师表》更是直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将个人生命与蜀汉国运紧紧绑定。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以治国安邦、济世安民为人生追求，其“志当存高远”的教诲，正是其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苏轼的人生态度则呈现出“旷达自适”的鲜明特征。他被贬黄州后，并未沉溺于政治失意的悲愤，而是从自然风物中寻求慰藉。《前赤壁赋》写其泛舟赤壁之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种“遗世独立”的超然姿态，与诸葛亮的“夙夜忧叹”形成鲜明对照。《后赤壁赋》中，苏轼于“霜露既降，木叶尽脱”的初冬之夜携客再游，“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即便面对“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萧瑟景象，依然保持着从容自适的心境。苏轼无论遭受多大打击，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在逆境中寻求生活的乐趣。
诸葛亮以“鞠躬尽瘁”终其一生，苏轼以“一蓑烟雨任平生”贯穿始终。前者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后者是融合庄禅“随缘自适”的通达。
三、处世哲学：以法为治与以心为宗
诸葛亮的处世哲学，核心在于“以法为治”与“以身作则”。《前出师表》中，他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其中“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语，体现了诸葛亮以法治国、不徇私情的原则。他主张“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强调“治国以法”，其思想以儒家“仁政”为核心，融合法家“法治”理念。
诸葛亮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在《出师表》中言“愿陛下托臣讨贼复兴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这是一种将自身完全纳入制度框架的处世态度。他主张“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认为统治者须先从自身做起。
苏轼的处世哲学则呈现出“以心为宗”的特点，即以内心的超脱应对外界的变迁。《前赤壁赋》中，客因“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悲，苏轼则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开解之。这是一种哲学层面的心灵自洽——将个体生命纳入宇宙整体的永恒流转之中，从而超越对短暂与无常的恐惧。苏轼又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将精神寄托于自然之无尽藏，而非功业之成败。苏轼的处世哲学是“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既不失儒者的担当，又葆有道禅的超然。
诸葛亮以外在的制度与责任安顿人生，苏轼以内在的心灵与自然安顿生命。一者向外求治，一者向内求安。
四、政治格局：经世济民与徘徊观望
诸葛亮是一位彻底的实践型政治家。他的政治格局，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终极目标，以北伐曹魏为实现路径。《前出师表》通篇是具体的政治方略：举荐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良实”之臣掌宫中之事，举荐向宠“晓畅军事”掌营中之务，告诫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每一条建议都可落到实处，每一个举措都指向治国安邦的实际效果。诸葛亮以丞相之尊，“事无大小”悉必躬亲，是典型的实干型政治家。
《后出师表》更展现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与决断力。面对“议者”对再次北伐的异议，他明确指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诸葛亮选择主动出击而非坐以待毙，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判断的政治决断。他深知“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但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担当精神，正是政治家与文人的根本区别所在。
苏轼的政治格局则更为复杂。他一生仕途坎坷，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但其政治关怀从未消失。苏轼对诸葛亮极为推崇，现存诗文中共有二十八篇论及诸葛亮。他早年对诸葛亮多有批评之辞，入仕后则越来越高地肯定诸葛亮，甚至认为其“远超两汉之士，而可与三代圣贤之佐齐名并美”。然而苏轼终究是文人而非政治家——他能深刻地理解政治、评论政治，却未能如诸葛亮那样在实践中贯彻政治理想。苏轼史论中倡“王道者不宜使用诈术，而崇诈术者不宜行王道”，这种道德化的政治观，恰恰体现了文学家对政治的理想化想象，而非政治家直面现实、权衡利害的务实态度。
诸葛亮是“做政治”的人，苏轼是“论政治”的人。前者在历史中行动，后者在文字中思考。
五、思想境界：忠义担当与天人合一
诸葛亮的思想境界，核心是“忠”与“诚”。《出师表》反复提及“报先帝而忠陛下”，这种忠诚不是盲目的愚忠，而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诸葛亮追随刘备，是因为刘备“欲信大义于天下”的抱负与他相合。《出师表》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慨叹，以及“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的忧虑，都源于一种深沉的道德责任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将个人生命完全融入更大事业之中的境界。他的思想境界是“入世”的极致——在现实的有限性中追求道义的无限性。
苏轼的思想境界则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特征。《前赤壁赋》从“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人生渺小感出发，最终抵达“物与我皆无尽”的宇宙意识。这种思想糅合了《庄子》的齐物论与佛家的空观，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万物的整体流转之中加以审视。《后赤壁赋》则通过“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的登山历险，以及梦中“道士顾笑”的神秘意象，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精神境界。苏轼的思想境界是“出入”自如的——既能入世担当，又能出世超脱，在儒、释、道的交融中达到心灵的自洽。
诸葛亮的思想境界是一元而执着的——忠义二字贯穿一生，绝无动摇。苏轼的思想境界是多元而圆融的——儒家的执着、道家的超脱、佛家的空观，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前者如高山，壁立千仞；后者如江河，九曲回环。
六、为文特点与文章风格：质实恳切与汪洋恣肆
诸葛亮不以文章自名，但其《出师表》却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不朽经典。从为文特点看，诸葛亮之文以“质实”取胜。《前出师表》以议论为主，融叙事、抒情于一炉。文章语言极为朴实恳切，多用四字行文，兼用排比对偶，但绝不刻意雕琢辞藻。《出师表》之动人，不在文采之华美，而在情理之真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平淡如话，却字字千钧。陆游赞曰“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前出师表》的风格被概括为“志尽文畅”，《后出师表》则为“气扬采飞”。前表结构严密，浑然天成；后表言辞更为激切，“汉贼不两立”的决绝之气溢于言表。总体而言，诸葛亮之文是“为己之学”的自然流露——他不是在“做文章”，而是在“讲政治”、在“表心迹”。文章之于诸葛亮，是政治行为的延伸，是道德人格的外化。
苏轼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其文章风格以“汪洋恣肆”著称。《前赤壁赋》将写景、抒情、说理完美融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八字写出秋夜江面的宁静，“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勾勒出天地交融的壮阔。接着由乐入悲，由悲转豁，情感起伏跌宕，哲理层层深入，最终以“客喜而笑，洗盏更酌”的欣然收束，结构之精妙、转折之自然，令人叹服。《后赤壁赋》则以叙事写景为主，“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寥寥数语而境界全出，与《前赤壁赋》的“清风徐来”形成季节与心境的双重对照。
苏轼之文是“为文而文”的极致——他自觉地追求文学的艺术性，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精益求精。景、情、理挂寄于叙事之中，既是苏轼文章的结构模式，也是其思想表达的方式。文章之于苏轼，是生命体验的艺术化呈现，是精神境界的审美化表达。
七、小结：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精神分野
综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与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根本差异清晰可辨。
人生态度上，诸葛亮是“入世”的极致——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苏轼则“出入”自如——既能济世，亦能超脱，在儒释道的交融中实现心灵的自洽。
处世哲学上，诸葛亮“以法为治”，将个人纳入制度与责任的框架；苏轼“以心为宗”，以内心的超脱应对外界的变迁。
政治格局上，诸葛亮是“做政治”的实践者，在历史的有限性中追求道义的实现；苏轼是“论政治”的思考者，在文字中展开对政治的理想化想象。
思想境界上，诸葛亮是一元而执着的忠义担当；苏轼是多元而圆融的天人合一。
为文特点上，诸葛亮“质实恳切”，文章是政治行为与道德人格的外化；苏轼“汪洋恣肆”，文章是生命体验与精神境界的审美表达。
然而，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诸葛亮之文所以感人，正在于其“质实”之中有深挚的情感；苏轼之文所以不朽，正在于其“恣肆”之中有严肃的思考。苏轼对诸葛亮由批评而推崇的转变，恰恰说明文学家对政治家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初以文人的标准要求政治家，到最终认识到政治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艰难抉择。
诸葛亮与苏轼，一为政治家中的文学家，一为文学家中的政治家。诸葛亮以政治实践书写了一篇无声的大文章，苏轼以文学创作展开了一场深远的大思考。前者在历史的硝烟中树立了人格的丰碑，后者在文学的星空中点亮了智慧的光芒。千载之下，两《表》二《赋》，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中入世与超越、担当与超脱的双重维度——这或许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之异同的最终启示。
2026年7月9日初稿20日晚修改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