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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方增先的作品选登
【艺术简介】方增先（1931年-2019年12月3日），男，汉族，浙江浦江西塘下（今属兰溪）人，现代画家，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1949年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学习，1953年毕业留校读研。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至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早年研习西画，1955年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期间创作《粒粒皆辛苦》。1978年当选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次年任上海美术馆馆长。1988年创作《母亲》初稿，1999年当选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教学上提出“结构素描”理念，结合西方结构分析法与中国传统团块理论，形成线性素描教学体系，出版专著《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结构素描》《人物画的造型问题》。任上海美术馆馆长期间创办上海双年展，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发展。2013年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编者按】黄河平缓流过之处，时间在淤泥与荷花之间达成了某种契约。这篇散文以四十年的跨度，在碱滩重生的肌理上，刻下了一部关于土地轮回的民间诗史。从插秧少年的赤脚到观光火车的轨道，从旧手帕里的毛票到微信收款的滴声，作者以近乎考古学的耐心，将一代人的汗水、洪水的暴烈、荷花的倔强，一一叠印在同一片河滩上。这不是简单的赞美，而是一种深情的勘探——他让我们看见，最盛大的热闹底下，始终沉着土地最古老的法则：只要根还在，就没有真正的荒芜。当八旬老妇数着零钱与老曾家的游车队列同时出现在暮色里，这篇散文便不止于写景，它成了黄河岸边一个关于等待与信心的寓言。我们乐于将它推荐给所有相信时间力量的人。
水川湿地赋（散文）
——从稻禾青青到荷花映日的四十年
苏志文（甘肃白银）
黄河平缓缓地从这里流过，没有急弯，没有险滩，只是从容地、宽厚地展开它的水面，仿佛特意为这片土地让出了一方余地。七月十八日，盛夏的阳光把黄土高原烤得发烫，可水川湿地公园里却挤满了从青海、临夏、兰州、白银以及周边县市赶来的游人——足足过万。一辆又一辆挂着不同牌照的大巴车鱼贯而入，卸下满车的欢声笑语；私家车的长龙从公园门口一直蔓延到金沟河大桥，一里多长的公路两侧被塞得满满当当，远远望去像一条钢铁的长龙盘踞在黄河岸边。而湿地公园西入口的黄河特大桥上，则是不分昼夜的另一番景象——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大卡重汽隆隆驶过，满载着货物往来于水川和青城之间，桥面上车流滚滚，从不停歇。这座不收费的大桥把黄河两岸的交通连成一体，那些呼啸而过的重型车辆和桥下湿地公园里的荷香笑语，一快一慢，一奔一静，竟在同一个黄昏里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公园不设门票，不设停车收费卡，这片曾经的碱滩，如今是兰州和白银共有的黄河后花园。
这真是一场盛大的集会。七八月的黄河两岸，瓜果飘香，荷花盛开，水川湿地公园便成了方圆数百里的人们消夏避暑的第一去处。各色私家车从公园内的停车场一直排到公路两旁，金沟河桥的两边、围绕湿地公园以西以南以东的滨河红路上，左右两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摩托车和自行车队夹在中间，几乎寸步难行。骑车的小伙不停地按铃铛，清脆的叮当声却立刻被身后汽车的喇叭和前方人声的喧嚣吞没了。可没有人抱怨——在这片曾经白茫茫的碱滩上，人们用脚步和车轮丈量着土地涅槃重生的奇迹。
西池的荷花荡里，观光小火车一圈又一圈地在花海中驰骋。单人票十五元一次，亲子套票二十元——年轻的父亲把儿子抱上小火车，孩子的手紧紧攥着栏杆，眼睛瞪得溜圆，小火车一发动便哇地叫出声来，满车的大人都笑了。汽笛长鸣，那呜呜的声音像某种古老而欢快的召唤，把排队的游人一拨接一拨地送上花海深处的旅程。六十余亩荷花正开到盛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恰好够让每一个站在岸边的人觉得满眼都是花、满心都是香。坐在小火车上的人伸出手去，指尖几乎能触到荷叶阔大的边缘，粉色的花瓣从眼前一一掠过，如同翻阅一部被阳光装订的夏之书。码头上，等待乘船的老人、妇女和小孩排成了长龙——三人水战碰碰船四十分钟四十元，五人的电动火烈鸟和大白鹅三十分钟六十元。有人举着刚买来的莲蓬剥着莲子，清苦的香气混着水汽弥漫开来；有孩子趴在栏杆上指着湖心的火烈鸟船大喊：“那只鸟在动！它真的在动！”东池的荷花荡则是另一番光景，各式彩舫悠闲地在水中央漂来荡去，船上的人或坐或立，有人干脆仰面躺下，望着头顶湛蓝的天，让船随着水流慢慢地转。硕大的黑天鹅优雅地滑过水面，红色的喙如同镶嵌在皇冠上的宝石；小白鸭跟在后面，黄掌在水下不紧不慢地划动，一点也不怕游船。站在湖边观赏的、拍照的、谈笑的游人围成了一大圈，手机和相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仿佛整个夏天都被定格在了一帧又一帧的画面里。
垂钓者却仿佛与这一切喧嚣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他们围坐池塘一圈，各自安静地盯着水面的动静，草帽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鱼线垂入水中，浮漂立得端端正正，只在有微风吹过时轻轻晃动一下。鱼漂微微颤动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有钓竿弯成的弧线，和钓者屏住的呼吸。有人猛地提竿，银亮的鱼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旁边围观的孩子发出一阵欢呼；也有人一坐就是大半天，桶里空空如也，却依然气定神闲，仿佛能不能钓到鱼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这里，守着这片水，这份静。热闹是游人的，安静是他们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在这片湿地上奇妙地共存着，互不打扰，相映成趣。
娱乐区是另一片沸腾的海洋。大摆锤三十元一人，把一车人摇上了天又甩下来，尖叫声撕开了夏日的空气，高处的风灌进张大的嘴里，把呼喊扯成了碎片。海盗船二十元一人，船体荡到最高点时船头几乎指向了天空，有人紧闭双眼死死抓住扶手，指甲抠进了软垫里；有人却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整片蓝天，脸上的表情分不清是恐惧还是狂喜。迪斯科转盘二十元一人，像一只巨大的筛子，才筛了几下，就把那些大人小孩“簸”到了中间，人们歪倒在一起，大喊小叫的声音连成一片，笑得喘不过气来。碰碰车是电动的，二十元一车，十多辆车载着大人小孩驶来撞去，方向盘在手中三百六十度旋转，电门踩到底，撞上去的那一瞬间车身猛地一震，随即爆发出惊呼和大笑。陆地上还有一辆围绕整片荷花塘缓缓转圈的观光小火车，刷成明黄色，沿着湿地栈道外侧的水泥砖路徐行。随着一声浑厚的汽笛长鸣，小火车缓缓启动，车轮碾过平整的砖石地面，发出平稳而富有节奏的声响，仿佛整片荷塘都在应和着它的节拍。走一圈约莫二十分钟，票价与西池水边的小火车相同，可座位有限，排队的人比车上的还多。
老曾在售票窗口前立着一块打印的展牌，白底红字，清清楚楚地标着：“超值推荐套票七十八元，包含大摆锤、海盗船、迪斯科转盘、碰碰车。”于是排队买套票的人比买单项的还多，一家三口花上两百来块钱，便能玩遍整个娱乐区，算下来比单买省了将近一半。这些大大小小的游乐设施——大摆锤、海盗船、迪斯科转盘、碰碰车、陆地观光小火车，以及供人租用的近八十辆观光电动车和自行车——几乎全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湿地公园的“庄头”老曾。他年届六十，黑红的脸膛上一双精明的眼睛，不苟言笑，背着手在场地里一圈一圈地巡视，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目光扫过每一台运转的设备、每一个排队的窗口、每一处可能出纰漏的角落。他很少开口，偶尔停下来，用手指一下某处松动的围栏，或是朝某个忙得手忙脚乱的伙计点一下头，便算尽了管理者的本分。大摆锤、海盗船、迪斯科转盘这些惊险项目，他交给儿子和几个雇来的年轻人专门照看——那些后生们守在操作台前，眼睛紧盯着安全压杠和启动按钮，手指悬在紧急制动上方，一刻不敢松懈。
老曾的租车棚设在公园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一排排颜色鲜艳的车辆整齐地列着队，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价目牌用打印的塑封纸挂在棚前，防水防晒，字迹清晰。可到了七月十八日这天上午十点过后，那些排列整齐的车辆便一辆不剩了——近八十辆车全被租了出去，棚前空荡荡的，只剩下几张塑料凳子和一只落满苍蝇的空饮料瓶。不断有新的游人走过来问还有没有车，老曾的儿子便摊开手，无可奈何地摇一摇头。有人不死心，站在棚前等着，眼巴巴地望着远处那些载着游客慢悠悠行驶的电动车，嘴里念叨着：“快了，快了，总有人要还回来的。”可还回来的车还没停稳，便被另一拨等候多时的人一拥而上抢走了。老曾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嘴角依旧紧抿，什么也不说，只用目光追随着那些来来去去的车辆，像一名统帅看着自己全部派出去的兵马。
老曾的儿子原本在镇上给政府开车，工作体面又安稳，可随着湿地公园越来越红火，老曾的生意摊子越铺越大，实在忙不过来，儿子便辞了职，和媳妇一起来帮父亲操持。如今连老曾的女人、他年迈的老母亲、姑姑——一大家子七八口人全扑在了这摊生意上，还雇了村里七八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收钱的、调度的、检修设备的、打扫场地的，各司其职，分工井然。老曾自己则负责总体调度，一天到晚在场地里走来走去，脚下几乎不停。有人在套票窗口前犹豫着要不要买，他不言不语，只用手指在那块打印展牌的“七十八元”几个字上叩了两下——笃笃两声，干脆利落，像锤子钉钉子。那犹豫的人便不再犹豫了。几处收款全靠微信和支付宝——手机屏幕一亮，滴的一声，钱便进了账。他偶尔低头看一眼屏幕，什么也不说，转身继续巡他的场子去了。
老曾的老母亲住在金沟口中心街的老宅子里。天气好的时候，家人便搀着她慢慢走到公园来，在荷花池边的长椅上坐一坐，安安静静地看着满池荷花。她坐够了，便由家人再搀回去，一公里的路走得很慢，却走得安稳，像这片土地一样不慌不忙。
除了车辆租赁和游乐项目，老曾还经营着公园里最热闹的食廊。油糊卷在平底锅里滋滋作响，面皮被菜籽油煎得金黄酥脆，葱花和花椒粉的香味在铁铲翻动间爆裂开来，飘出去老远；酿皮切得宽窄匀称，浇上一勺蒜水、一勺醋卤、一勺油泼辣子，拌开来，红艳艳、亮晶晶的，看一眼就让人喉咙发紧。饮料冰柜里码满了花花绿绿的瓶子，矿泉水和可乐并排躺着，冰红茶和酸梅汤挤在一处，有人要一瓶拧开盖子仰头就灌，喉结上下滚动，咕嘟咕嘟的声音盖过了旁边大摆锤上的尖叫。老曾的女人系着围裙在摊后忙活，手起刀落，把金黄油亮的油糊卷切成小段，整整齐齐地码进白瓷碟子里，撒上一撮碧绿的葱花，端到食客面前。她嘴里不忘招呼着路过的游人：“歇歇脚吧，尝尝咱家的手艺！”她说话带着浓重的水川口音，拖得长长的尾音听着格外亲切。姑姑则负责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收款提示，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偶尔有人扫码不成功，她便急得伸长脖子喊老曾的儿子过来看。一家人忙得脚不沾地，虽不见笑脸，却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光这个双休日，老曾家的流水就过了两万——他晚上收工时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今日的收款总额，只点了一下头，便揣回手机去整理那近八十辆游车，一辆辆归拢到棚下，用链条锁好。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老曾这是发了大财，他把手机揣进裤兜，声音平平地说：“养活一家老小罢了。政府把园子免费让老百姓逛，俺们做点小生意沾沾光，也是应该的。”
离老曾的摊子不远，假山之畔有一处“三姊妹”食廊，凉棚顶上爬满了绿藤，垂下长长的须蔓，在风里轻轻摆着。据说三姐妹在白银城里开着几家连锁大店，以家常味道和实惠价格出了名，这湿地公园里的食廊不过是她们在景区设的一个点罢了——棚前挂着统一印制的菜单招牌，凉面、酿皮、烤串、杏皮水，品类与城里总店一般无二，只是多添了几样应季的时蔬小炒。三姐妹本人并不常来，日常一应事务全交给了雇来的几个利落伙计：大师傅守着凉面摊和烤炉，手脚麻利，一把铁签子在他手里翻飞如舞；跑堂的小伙端着托盘在人缝里挤来挤去，嘴里喊着“借过借过”；收银的姑娘盯着手机和扫码机，时不时扯着嗓子朝后厨催一声——“七号桌的烤串好了没？”后厨便应一声“来了来了”，铁签子碰着铁盘叮当作响。食廊下的塑料桌椅坐得满满当当，有人吃得额头冒汗，有人举着杯子碰在一起，啤酒沫溅到桌面上，被太阳一晒便干了。虽说是雇人操持，可伙计们手脚利落，分工分明，一应流程井井有条，一看便是经过大店严格培训出来的。
园丁们在人潮里巡来走去，每人手里攥着一截水管，走走停停，遇到哪片草坪干得发白了，便拧开水龙头，一股银亮的水柱喷出来，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在草叶上，溅起细小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碎钻样的光。男园丁穿灰布短袖，女园丁扎着花头巾，脚步不急不慢，像在自家院子里踱步。他们开关水龙头的动作极其利落，手腕一拧便止住了水流，省得水溅到路过的游人身上。偶尔有孩子跑过来故意往水柱下钻，园丁便笑着把水管抬高，让水花更高地扬起再纷纷洒落，惹得一群孩子尖叫着冲过去又尖叫着跑开，裤脚湿了大半也不在意。
人群里偶尔闪过一两个穿橘色马甲的身影，那是环卫女工。她们把脸遮得严严的，口罩拉到鼻梁上方，只露出一双眼睛，草帽压得低低的，手里攥着扫帚和簸箕，在人缝里穿梭。哪里的纸屑落地不到三分钟便被扫走了，哪里的空瓶子刚被丢下就被拾进了垃圾袋。她们沉默得像水里的鱼，只在与人擦肩时轻轻侧一下身子，脚下不停，手里的工具也不停。有个上了年纪的环卫工蹲在垃圾桶旁边，用一根铁丝把桶壁上粘着的冰棍纸一点点抠下来，动作极慢极细，仿佛那不是垃圾，而是什么需要被小心剥离的东西。没有人注意她，她也不注意任何人，只是在人群退潮之后，留下一地干干净净的砖面。
进大门的路两边，来自水川、强湾和青城的农户摆满了各色农产品，一张张帆布铺在地上，竹筐木架摆成了两排长龙，一眼望过去，仿佛把黄河两岸的整个夏天都搬到了这里。红红的油桃堆成了小山，阳光打在上面，每一颗都泛着玛瑙般的光泽，那是黄土高原上最早熟的甘甜，咬一口，橙黄色的果肉渗出蜜样的汁水，能一直甜到心底去；大大的毛桃绒毛未褪，捧在手心里沉甸甸的，轻轻一按便凹下一个软软的指印，那是黄河水浇灌出的最朴素的慷慨。圆溜溜的小李子青中透红，挤在竹筐里，薄薄一层果霜下透出琥珀样的晶莹，咬开是嫩黄的果肉，酸中带甜，那酸是恰到好处的清爽，那甜是黄河水浸润过的绵长。青城西瓜堆在地上或码在三轮车厢，一刀切开，鲜红的瓜瓤便露了出来，蜜样的汁水顺着刀口往下淌——这时节的霍地西瓜正是熟透的时候，汁多肉厚，甜得像把整个七月的阳光都收进了瓜瓤里。紫红紫红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地码在塑料筐里，上面覆着翠绿的葡萄叶防晒，每一颗都饱胀得要滴出汁液来，果皮上裹着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粉，那是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标记，阳光透过去，能看见果肉里细细的纹路。
最惹眼的还是那些甜玉米棒子。生的码在筐里或地上，苞叶翠绿，穗须还湿漉漉的；熟的堆在电饭煲里，用棉布捂着，掀开一角便有白色的蒸汽裹着甜香扑出来，那香气一丝一丝地往人鼻子里钻，黏住了就不肯松开。摊主掰下一小截递给路人尝，那人咬了一口，先是愣住——那甜不是寡淡的、敷衍的甜，而是黄河水浇出来的那种醇厚、扎实的甜，玉米粒在齿间爆开，汁液淌过舌尖，带着七月阳光的体温和黄土的底蕴。本来说只买一根尝尝的，尝完便不加思索地改了口：“来五根。”旁边的人看见这架势，也跟着凑过来，你三根我五根，一锅熟玉米不到半小时便见了底。摊主一边往塑料袋里装一边笑着说：“这玉米种用的是水青农资店苏老板推荐的，金口街道那家，信誉好，从不卖假种子。”有人听了便记下名字，说下回也去买那家的种。
更热闹的是农户之间的交流。一位来自强湾乡的老农蹲在摊后，守着两筐品相不算太好的油桃，表皮上有些许斑点或虫眼，他自个儿也清楚——这样的卖相在城里人跟前不大讨喜，只能卖一块到两块钱一斤，比那些净面的便宜好几块。隔了几个摊位，另一位从青城东滩过来的老农卖的是同品种油桃，果子个个圆润光滑，粉白透红，摆在白纱布上像一颗颗小太阳，五块钱一斤，围上去的顾客一拨接一拨。强湾来的那位老农也不急，有人问价便如实说：“一块五一斤，自家树上结的，就是皮上有点儿斑，自己家吃的，不碍事。”倒也有些人图实惠，蹲下来挑拣，捡满一兜也不过几块钱。
生意稍闲的时候，两位老农凑在一起说起话来。青城东滩那位倒也坦诚，压低声音问：“老哥，你那果子虫眼多，平常打的啥药？”强湾老农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药名我没记下，都是拿着病果病叶去金口街道水青农资店找苏老板，他一看就知道啥毛病，配上一打，就见效了。就是我这人懒，加上有时玩麻将没及时打，虫就钻了孔。”青城老农听了点点头，从自己筐里拣出几颗果子递过去：“那你下回勤快些，早点去苏老板那儿配药，保准你也能卖出这净面的价。”他说着话锋一转，声音里多了几分敬意：“苏老板那人实在，好钻研，以前当过兵，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糊弄人。听说今年又被选上了村上的纪委主任，大伙儿都服他，信得过他。咱庄稼人买种子买药，就图个不坑人，苏老板就是这种人。”
另一位水川本地的老农接话道：“他妹夫妹妹也在金口街道开着店，叫水青农资二部，就在水青斜对面。”说着压低了声音：“苏老板把着进货关呢，主要品种都是他亲自验过才让妹夫妹妹卖，还把配药的经验教给他妹妹妹夫，所以二部的信誉也一样好，客户多得很。有时候水青总店人多排不上队，大伙儿就拐到二部去买，东西一样放心，从没出过岔子。”旁边那位卖玉米的摊主也插了一句：“没错，我用的种子就是从水青二部拿的，苏老板验过的货，踏实。”一位买玉米的城里人听了，插嘴问水青农资店具体位置，青城老农便热心地把金口街道的位置比划了一番，末了还补一句：“你去街道里一问苏老板，人人都知道。”
那些盛满小李子、黄河蜜瓜、毛桃、油桃和蔬菜的竹筐被一筐一筐地搬上三轮车，几位老农妇收拾着自己的摊子，把卖空了的竹篮叠在一起，把零钱一张一张捋平了装进贴身的口袋里——那些旧手帕、铁皮盒、缝了又缝的围裙兜，装着她们一整天的收成。然后她们推着小车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夕阳把她们佝偻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那蹒跚的脚步踩在被无数人踩过的黄土路上，一步一步，踩出了庄稼人一辈子不紧不慢的节奏。八十四岁卖葡萄的老婆婆把最后几串没卖完的葡萄用塑料袋小心地包好，塞进车把上挂着的布兜里，自言自语地说：“明天再来，明天准能卖完。”那语气里的笃定，仿佛明天的太阳必定会照常升起，明天的游人必定会照常到来。她不知道东边还有三千亩河滩地正等着将来的某一天被荷花铺满，但她知道只要土地在、种子在、人在，日子就有盼头。她推着车走远了，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在坑洼的土路上吱呀作响，声音渐渐被暮色吞没。
我站在木栈道上望着这一池接天的碧绿，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那时候这里不是荷塘，是一片齐膝深的稻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原皋兰四中任教，那一年的初夏，我带着高一的学生来帮张庄和金锋村的老乡插秧。孩子们赤着脚踩进泥水里，弯着腰一株一株地把秧苗送进水田，嫩绿的稻秧在他们指尖排成了行列，横平竖直，像写在泥水上的诗行。我记得有一个叫王建国的男孩插得最快，手像鸡啄米似的点下去又抬起来，一行秧苗眨眼间就整整齐齐地站好了；也记得一个女生的辫梢沾了泥，她也不恼，索性把辫子往身后一甩，泥点子溅到了旁边男生的后背上，两人对视一眼便哈哈大笑起来。那时节，青蛙在田埂上跳来跳去，白鹭低低地掠过水面，夕阳把孩子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刚插好的秧苗上，那些影子与嫩绿的稻秧叠在一起，像一幅被时光定格的版画。
而如今停满了各色轿车的停车场，当年是一片平整的黄土地。我带着另一组学生在那里和泥脱砖坯子，教他们把黄土和成黏稠的泥浆，倒进长方形的木模子里，用铁丝刮平表面，再端起木模往地上猛地一扣，一块砖坯就脱了出来。孩子们起初笨手笨脚，泥浆溅得满脸都是，有的模子扣下去砖坯歪了散了，便急得跺脚；我手把手地教他们：泥要揉熟，水要加足，扣模的时候手腕要稳、要快。后来他们越脱越好，砖坯一块接一块整齐地晾在太阳底下，干了以后就送去村里盖仓库。那时候我说，这地里的土好，粘性足，烧出来的砖比别处的结实。孩子们问我，这地以前种什么？我说种水稻，黄河水引过来就能种。他们又问，那以后呢？我望着远处绿油油的稻田说，以后啊，这地会一直种粮食，养活咱们祖祖辈辈。
可谁也没想到，后来麦地沟的拦洪坝决了口。那年的雨下得又急又猛，山洪裹着碱水和泥沙从沟里冲下来，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咆哮着扑进了这片几百亩的稻田。洪水退去之后，曾经绿意盎然的稻田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碱滩——白碱黑滩，庄稼的根扎进去就烂了，水稻再也种不活了。那几年我每次路过这里，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看着盐碱地上泛着一层白花花的霜，连野草都长得稀稀拉拉，昔日插秧时孩子们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可眼前只剩下荒芜。这方土地曾是黄河最疼爱的女儿，被碱水和泥沙夺去了肥沃的血肉，成了不毛之地。附近的乡亲们叹息着说，这地废了，怕是再也长不出东西了。一代人过去了，两代人过去了，那片白碱滩就那么空着、荒着，像一个迟迟不肯愈合的伤口。
然而土地从不真正死去。就像一棵被砍断的树，根还在土里，总有一天会发出新芽。前些年，白银市、白银区和水川镇的党委政府下决心要把这片碱滩改造过来，修渠引水，清淤挖塘，种上了耐碱的荷花。荷花的根能固土、能净水，碱水也拦不住它扎根。于是便有了今天这六十亩荷塘。那些曾经让我和学生们弯腰插秧的水田，如今长出了接天碧叶，开出了映日红花；那片被我和孩子们用汗水脱出的砖坯垫过的平地，如今停满了从青海、兰州、临夏和白银开来的车辆，车轮底下压着的是四十年前我和学生们赤手和过的黄泥。芦苇在碱滩上重新站起来的时候，白鹭又回来了；荷花扎进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里的时候，鱼虾又回来了；我们这些曾经在这里插过秧、脱过砖的人，也回来了。而最让人感慨的是，水川的政府和人民把这处重生的湿地毫无保留地免费开放给了所有人——不收一分门票钱，不设一道收费卡，只为了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都能尽情享受这片黄河后花园的馈赠。
我转身向东望去——湿地公园的东头，还有近三千亩的河滩地。那里如今被零乱地围成一片片效益低微的鱼塘和所谓果园，更多的则是野生芦苇和野红柳在风中摇荡，密密匝匝地铺向天际。那些芦苇高过人头，风过时像千军万马在低声呼应；野红柳抽出紫红色的枝条，在碱水里活得泼泼辣辣，根须扎进盐碱土的深处，比任何庄稼都倔强。夕阳照在那片野生的天地里，把芦苇的穗子染成金红色，远远望去像一片不说话的、燃烧的海。我忽然想，假如有一天——或许已经不远了——有眼光、有远见的政府或企业家把这片近三千亩的河滩地也开发出来，与现有的湿地公园连成一片，那该是怎样一番壮阔的景象？三千亩荷花铺天盖地，从西池到东滩连成一片粉白相间的海洋，木栈道蜿蜒其中，游船穿梭往来，该是何等的诗情画意。到那时候，就不只是兰州和白银的后花园了，它会成为整个黄河流域最耀眼的一颗湿地明珠。
其实，这片土地已经有了一些名气的底子——前些年就曾有美国、韩国的游人远道而来，站在这片荷塘边举起相机，眼睛里满是惊叹。他们或许在来之前并不知道黄河边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可来了之后便挪不动脚了。如果那三千亩河滩地也成了荷花荡，如果整个湿地连绵成片，如果水上的栈道、湖心的亭台、花间的游船都能连成一体，那来的就不只是外省的游客了——欧洲的、美洲的、世界各地的旅人，都会循着荷花香找到这里来。他们会坐着大巴从黄河特大桥上驶过，在桥上看桥下的三千亩花海铺向天边，然后惊呼一声，叫司机停车。他们会像今天这一万多人一样，排队坐上小火车，租一艘彩舫漂在花中央，买一兜八十二岁老奶奶的小李子和蜜瓜，尝一串八十四岁老婆婆的葡萄，在曾家食廊里买一份油糊卷，扫码付账时听到那一声熟悉的“滴”。这片土地会给更多人留下记忆，而这些记忆会跟着他们回到北京、上海、纽约、巴黎，变成口口相传的故事，变成旅行指南上的星号，变成黄河边上一个新的坐标。
我望着东边那片野红柳和芦苇密布的河滩地，晚风从那边吹过来，带着芦苇梢头的沙沙声和野草的清气。我知道，那片土地现在看起来还荒着、乱着、沉默着，可它和四十多年前的碱滩一样，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等着。等着有一天有人看懂它的价值，等着有资金流进来、有规划落下来、有荷花根须扎进去。到那时候，这片黄河平缓缓流过的地方，就会有一片三千亩的荷花荡在风中醒来，它会比今天这六十亩大五十倍，比今天这一万人多五十倍，比今天的笑声高五十倍。而黄河还是那样平缓缓地流着，不急，它永远不急，因为它知道土地需要时间，奇迹需要等待。
我忽然明白了，这片土地从来没有辜负过谁。它年轻时给了我们稻米，后来被洪水夺走了庄稼，可它在地下默默地酝酿了四十多年，终于在今天开出这一池荷花来回报所有记得它的人。那六十亩荷塘不只是一片风景，它是土地写给时间的情书，碱水冲不垮，泥沙埋不住。那些年我带着学生踩在泥水里插下的秧，终究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站起来了——不再是稻穗低垂，而是荷花高举，把根扎进我曾经也扎进过的同一片泥土里。而水川的政府与人民，用整整一代人的努力，让这片曾经只产碱不产粮的土地成了兰州和白银最美的后花园，不收一分钱的门票，把这份美慷慨地分享给每一个到来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富足，是比任何收入都更珍贵的收获。而东边那三千亩还荒着的土地，就是下一个四十年的约定，等着被唤醒、被爱上、被荷花开满。时间的意义，就在于它既能让一片稻田变成碱滩，也能让一片碱滩生出荷花——只要人还在，希望就还在。
园丁拧开的水龙头喷出银亮的水花，落在荷叶上滚成圆润的珠子，风一吹便滑进叶心聚成一洼清亮的小镜，映着天上缓缓飘过的云。我弯下腰，把手伸进荷塘边的浅水里——那水是温的，带着阳光的余热和荷叶的清气，四十多年前我赤脚踏进的那片水田，也是这样的温度。岁月把一切都改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这片土地上的泥土依旧粘稠而温热，就像我当年教学生和泥时手指间感受到的那种筋道和韧性。泥土的记忆比人的记忆更长久，它记得每一次犁铧的划过，每一滴汗水的落下，每一颗种子的抵达，然后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年份，把所有记得的东西一起捧出来还给你。
有人从天津自驾而来，有人说这里让人“误入江南”。可我想，这里终究不是江南。江南的荷塘是婉约的、含蓄的，一池碧水配几株垂柳便成画意；而水川湿地的荷塘，带着西北特有的坦荡与热烈——六十亩荷花说开就开了，上万游人说来就来了，热闹就热闹得彻彻底底，毫不遮掩，像这片土地上的汉子喝了酒，大声地笑、大声地唱，没有丝毫忸怩。这是一种属于黄河岸边的生命力，粗粝、蓬勃、不加修饰，它是从碱滩里硬生生挣出来的美，是一百次被摧毁之后第一百零一次盛开的倔强。所有的热闹和欢乐，都是这片土地应得的补偿，也是水川人民捧出来的一颗赤诚的心。而东边那片更广袤的河滩地，正在黄昏里沉默着，芦苇摇荡如千万只举起的、等待的手。
日头西斜的时候，人潮渐渐散去。停车场里的车一辆接一辆地驶离，金沟河桥上的拥堵终于松动。荷花荡里的小火车停了，汽笛不再长鸣；彩舫靠了岸，水上的波纹一圈圈散尽；大摆锤和海盗船安静下来，娱乐区的铁栅栏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老曾开始收摊了，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今日的收款总额，屏幕上的数字在暮色里亮了一下，他点点头，揣回手机，转身去整理那近八十辆游车——那些被租出去一整天的电动车和自行车正三三两两地被还回来，有的车身沾了泥点，有的车筐里落了几片荷叶，他一辆一辆地检查、擦拭，再归拢到棚下，用链条锁好；儿子和媳妇拿着抹布一辆一辆地擦着车座上的汗渍和灰尘，七八个雇来的年轻人收拾着散落各处的围栏和锥桶，有说有笑，一点儿也不见疲态。老曾的老母亲早已被家人搀回老宅去了，长椅上空空的，只留下一片被坐得温热的木条。三姊妹食廊的凉棚下，雇来的伙计们收拾着碗筷和铁签子，把塑料桌椅一张张摞起来，用湿布擦净桌面上的油渍。只有垂钓者还在原地守着最后一线天光，像一尊尊被时间遗忘的雕塑。园丁拧紧了最后一只水龙头，水柱收了回去，草坪上留下一片湿润的深绿。环卫女工推着垃圾车慢慢走着，车里装满了空瓶子和用过的纸巾，口罩依然遮在脸上，看不出表情，可她经过荷塘边时略略停了停脚，偏过头去看了那满池的荷花一眼——大约是一整天里唯一的一次驻足。然后她也向东走去，走进那片芦苇和野红柳摇荡的暮色里，身影被高过人的草叶吞没了。
袖珍小西红柿红的黄的挤在塑料篮里，圆滚滚、亮晶晶，抓一把在手心，像捧了一捧被阳光浸透的宝石。花皮小西瓜堆在地上，绿条纹裹着深沉的墨色，拍一拍，发出嘭嘭的闷响——那是夏天最诚实的回声，仿佛瓜瓤在里头应和着。青翠的黄瓜带着顶花，身上的小刺还扎手，那是凌晨刚从藤上摘下来的凭证，断口处渗出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光。菜豆一捆一捆扎得整整齐齐，豆荚饱满得几乎要撑破绿衣，隐约能看见里面豆粒圆鼓鼓的轮廓，轻轻一掰便啪地断开，清脆得像夏天的一声响指。紫皮茄子油亮亮的，弯成月牙的弧度，蒂上的绿萼还鲜嫩欲滴，摸上去光滑又紧实；红辣椒绿辣椒堆在摊前的尼龙布上，红的像燃烧的小火苗，绿的像打磨过的翡翠，在七月的风里轻轻摇晃，仿佛把整个菜园子的精气神都带到了人前。
更让人挪不开眼的，是那些从田埂地头挖来的野菜。苦苦菜洗得干干净净，根白叶绿，码在竹筛里，略带一丝清苦的回甘，那是黄河岸边人家最地道的乡愁，凉拌了吃，满口都是黄土的醇厚和河水的清润。马齿苋茎叶肥厚，红褐色的藤蔓盘在一起，掐一截断口处便渗出黏稠的汁液——老一辈人说那是去火的好东西。两种野菜摆了满满几竹篮，码得整整齐齐，水灵灵的叶片上还挂着清晨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买的人不少，说是城里大饭店的包席也专门来收，一斤能卖到城里超市的价钱，可这些老农妇还是按老规矩，一大把一大把地捆好，一到两块钱一把，从不乱涨价。
在这些摊子中间，最引人的是几位年过八旬的老农妇。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奶奶坐在小马扎上，背微微驼着，手边摆着一筐小李子和一筐小巴梨。她今年八十有二，皱纹从眼角一直蔓延到脖颈，可那双眼睛却异常清亮，像黄河滩上的两颗老石子被水冲了八十年，反而磨出了光泽。她不多言语，有人问价便竖起两根手指——小李子两块钱一斤，小巴梨一块五一斤。城里来的姑娘嫌小李子酸，嘟囔着说那边摊上才一块八。老人也不争辩，只是笑笑，从筐里拣出几颗小李子递过去：“先尝后买，酸不酸你说了算。”那姑娘接过来咬了一口，先是眉头一皱——确实是酸的——可紧接着那酸味便在舌尖上化开，涌上来一股清甜，像黄河边上的第一缕晨风掠过舌根。她愣了一下，随即掏出袋子装了满满一兜。旁边有人买巴梨，老奶奶用刀切下一块递过去，白嫩的蜜汁顺着刀子流下来，那人咬了一口，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连连点头：“甜得很！甜得很！”结账的时候，老奶奶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个用旧手帕包着的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零钱，一块的、五块的，偶尔夹着一张十块的。她手指关节有些变形，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印记，可数钱的认真劲儿像在做一件顶要紧的事，一张一张数得极慢，确认无误后才把那张十块的票子小心地展平了放进去，再一层一层裹好，塞回口袋深处。
再往里走几步，一位穿蓝布衫的老婆婆蹲在一筐葡萄后面，面前摆着几串紫得发黑的玫瑰香葡萄。她已经八十有四，耳朵有些背了，可手脚依然麻利。有人路过，她便扯开嗓子招呼，声音嘶哑却透着热忱：“尝尝吧，自家院里摘的，不是打来的，甜着嘞！”那一嗓子喊出来，脸上的褶子都跟着抖，露出一排不齐全的牙齿。游人停下来，她便剪下一小串递过去让人尝，自己笑眯眯地看着对方的表情，那眼神像看着自家的孙辈在吃她给的糖。她的葡萄卖得比别的摊贵五毛，可买的人最多——有人是冲着葡萄去的，有人是冲着她那一声声“甜着嘞”去的，仿佛买了她的葡萄，就把黄河岸边一个老人的夏天也带回了家。她不用手机，收的全是现金，五块十块的票子在她粗糙的手掌间数过一遍，便仔细地塞进围裙前襟那个缝了又缝的兜里。一天下来，四五十块钱的进账，她数了又数，脸上露出满足的笑。
还有一位八十岁刚过的老奶奶卖的是苦苦菜和马齿苋，野菜用尼龙袋遮住大半，叶片翠得发亮。她坐在阴凉处，手里不停地择着菜根上的泥土，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可她毫不在意，一边择菜一边跟旁边卖黄瓜的大姐闲聊，说今年夏天的雨水好，荷花比去年开得多，说自家地里那棵老杏树今年结了满树的果，落了一地都没人拾。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轻轻的，眼睛望着远处荷塘的方向，好像那些话不是说给谁听的，只是自言自语。有人来买菜她也不急着招呼，等人家问三遍了才回过神来，赶紧擦擦手，笑着说：“人老了，爱走神，莫见怪。”那笑容里的坦然，让每一个站在摊前的人都忍不住多买两把。她收钱也是现金，一元两元的硬币在掌心叮当作响，她把它们一枚一枚地数清楚，装进一个铁皮盒子里，盒子已经锈迹斑斑，盖子上用橡皮筋缠了好几道。
这些老人们一天到晚守在摊前，从早上七八点摆到下午五六点，站得腰疼了就坐一会儿，坐得腿麻了又站起来。一筐小李子卖完了，不过二三十块钱的进账；几串葡萄卖出去，收回来的是一张张皱巴巴的零票，数上半天也不过三四十元。同一个公园里，那边老曾的食廊和游乐摊位前人声鼎沸，这边老人们的竹筐前偶尔有人蹲下来挑挑拣拣；那边的收款提示音响个不停，这边旧手帕里的毛票一张一张地捋平了叠好。可那些老人不抱怨，也不眼红。城里的超市小李子一斤四五块，她们只卖两块；城里玫瑰香葡萄七八块，她们三块五就出手了；城里蜜瓜五六块，她们一块五就卖。有城里来的游客过意不去，硬要多塞几块钱给那位八十二岁的老奶奶，她摆着手死活不肯接，说：“庄稼人的东西，够本就行，不兴乱要价。”旁边卖葡萄的老婆婆听了，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眯着眼睛补了一句：“城里东西贵，那是城里的事。咱这黄河水浇出来的东西，让大伙儿都能吃得起，心里才踏实。”她们守着这片土地最古老的法则——自食其力，知足常乐，不羡他人的繁华，只守住自己手心里那一点实在的温热。
摊主们一边往袋子里装东西一边跟顾客拉家常：“这是今早才从地里摘的，黄河水浇的，甜着呢！”塑料袋哗哗作响，零钱在粗糙的手掌间递来递去，讨价还价声、称重报数声、孩子啃蜜瓜的咔嚓声混在一起——那声音清脆得像黄河边上第一场夏雨落进干裂的土地。
水川镇连接湿地公园的宣传喇叭被各种声响淹没了，偶尔能听清一句半句——“欢迎来到水川湿地公园……”“请照顾好老人和孩子……”——可没有人认真在听。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公交车和各种大小车辆因游人挤道而行驶缓慢，司机们倒也不急，摇下车窗看着窗外的人潮，偶尔按一声喇叭，算是打个招呼。骑摩托的小伙载着女友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后座上的姑娘一手搂着小伙的腰，一手举着刚买的莲蓬，笑得露出两排白牙。远处的黄河特大桥上，大卡重汽的轰鸣声一刻不停地传来，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载着货物从桥上呼啸而过，而桥下的湿地公园里，人们正悠然自得地划着船、赏着花，两种截然不同的节奏在同一个空间里并行不悖，仿佛黄河同时拥有两种流速——一种在桥上，一种在水里。
黄河大桥上的车灯开始亮起来了，一串串光点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地流动着，像一条发光的长河架在半空中。那些大卡重汽的轰鸣声在暮色里变得更加清晰，沉闷而有力，和湿地里的蛙鸣、水声、风声混在一起，竟成了这片黄昏里最独特的和弦。日里日外，桥上桥下，两种生活各走各的节奏，又都在同一片黄河水里找到了各自的归处。而东边那片三千亩的河滩地也沉默地融进了夜色里，芦苇不再摇了，野红柳的紫红枝条变成了暗灰色，它们安静下来，像整个大地在屏住呼吸等待什么——等待明天，等待来年，等待一个更辽阔的荷花梦在水川的黄河边上徐徐展开。
湿地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芦苇在晚风中沙沙作响，黑天鹅缓缓游向池塘深处，水面上最后一抹霞光碎成了千万片金箔，随着水波轻轻摇晃。荷花的香气在暮色里变得更加浓郁，那是白天被太阳蒸晒出来的味道，此刻凉风一吹，反而愈发沉厚。青蛙开始有一声没一声地叫起来，远处村庄里传来犬吠和孩童的嬉闹，有人家在烧晚饭了，炊烟从屋顶升起，淡淡的，青灰色的，融进了晚霞。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片荷塘，又转头看了看东边那片沉睡在夜色里的河滩地。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念头：四十年后，也许会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在同样的七月黄昏里站在这片三千亩荷花荡的木栈道上，对他的后辈说——四十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野芦苇和红柳呢，是有人用四十年的等待，把荷花从六十亩种到了三千亩。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也会像今天一样沉默而骄傲，像一位刚刚醒来的老人，看着满世界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看它，脸上挂着平静的、满足的笑。
我沿着木栈道慢慢往外走。脚下踩着的木板微微作响，那声音让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脱砖坯子时木模扣在地上的闷响，想起了孩子们赤脚踩在湿泥里的噗嗤声，想起了插秧时水花溅开的轻响。所有的声音都消逝了，又都留在这里了，被荷花的根须一缕一缕地收进了泥土深处。四十年，足够让一群少年长出白发，也足够让一片碱滩开出荷花。而再过四十年，谁知道这片土地会变成什么样呢？也许东边那三千亩真的会被荷花铺满，也许那时候来的就不只是万把人，而是十万、二十万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坐着飞机转高铁再转大巴来到水川，来看黄河边上这片最大最美的荷花荡。他们会和今天这些农人的后代坐在食廊下吃烤串，会租老曾家孙子的电动船在花海里穿行，会从一个用老年机的老人手里接过一颗小李子——那时候的老人，也许是今天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土地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每一代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点什么，插秧的留下脚印，脱砖的留下汗水，种荷的留下根须，而未来的某一天，所有的印记都会在三千亩盛开的荷花里重逢。
这一天的人山人海会散去，但水川湿地的荷花还会再开。明年七月，又会有上万游人从青海、从临夏、从兰州、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这片黄河馈赠的土地上，继续制造尖叫、欢笑和回忆。而那些黄河水浇灌出的小李子、蜜瓜、葡萄、西瓜、茄子、辣子，也会在新的夏天里再次饱满，再次被摆上摊头，等待另一双惊喜的眼睛，等待另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用她那粗糙而温暖的手一颗一颗地码进竹筐里。而东边那三千亩河滩地，正在每一个夜晚里积蓄着力量，像一首还没有写出来的长诗，等待着那个为它开头的人。湿地本身，始终沉默地站在那里，像一位宽厚的老人，包容着所有的热闹与安静，承载着所有的到来与离去，从不为谁停留，也从不让谁空手而归。只有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弯腰插过秧的人知道——这里的每一寸美，都是用四十年的等待换来的；这里的每一分热闹，都是对四十年前那场洪水的最终回答。水川的政府和人民把这片重生的土地免费捧给了所有人，而这片土地，便把所有的美毫无保留地捧给了每一个到来的人。
黄河平缓缓地流过，它看过这里的稻禾青青，看过这里的白碱茫茫，看着今天的荷花映日，也必将看见未来的三千亩花海铺向天边。它不急，它永远不急。而在这片黄河水浸润过的土地上，六十亩荷塘让上万人同时沉醉，三千亩河滩地正等着下一个四十年——这便是土地最深沉的誓言：只要有人在，有梦在，有汗水和耐心在，它就永远不会让任何人空手而归。这奇迹值得被所有人看见，值得被写进每一个从黄河边走过的夏天里，更值得被那些把青春和汗水洒进这片泥土的人，在心里默默认领。
那些在微信收款滴声中计数的人，和那些在旧手帕里一张一张捋平毛票的人，同在一片土地上谋生，同享着一池荷花的香气。富者有富者的从容，贫者有贫者的尊严，而土地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把美无偿地献给每一个到来的人，如同阳光和空气，不分贵贱，不计得失。这就是黄河边最朴素的人间，也是这片湿地最深邃的哲学。
2026年7月18日于水川湿地公园
【作者简介】苏志文，网名东风第一枝。中学高级教师。中国诗词研究会，甘肃诗词学会，白银市诗词楹联家协会，白银市作协会员。《白银区志》水川史料撰稿人。其《〈西厢调〉小曲》为白银市获得国家级非遗"曲子戏"。《白银民间民俗文化集》责编。拟出版第一部书《等你，在之字形的路口》(苏志文爱情散文诗集)。诗词歌赋散文杂文评论散见《中国诗词》《甘肃诗词》《黄河诗阵》《兰州谣词》《人民日报号》《凤凰网甘肃》《大西北网》《澎湃新闻》《今日头条》《诗韵楼观》《都市头条》《西安头条》《黄河四潮》《中华诗词学会城镇诗词》《中华文明导报(白银周刊)》《商海诗潮》《中华诗赋集锦》《文化网诗词》《力军文学》《神州文学家园》《白银文学》《人文白银》《世界先进文化艺术》《炎黄文学》《白银日报》《黄河文艺微刊》《全国百家经典》《青城诗词》等国家级和省市级报刊及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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