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军旅居札记46

说来惭愧，我这个从广州来的文艺评论家，在清镇的山水间避暑写作，竟渐渐生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疏懒。每日对着一窗苍翠，笔下的文字似乎也染了草木气，少了些人间烟火的热度。直到昨夜，收到乌宏志从香港发来的剧照——香港文化中心剧场的舞台灯光下，乌舞团的舞者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姿态舒展着肢体——我才恍然惊觉，这个夏天，贵州的文艺力量正以一种我未曾预料的方式，涌向山海之外。

第四届香港风雷舞蹈平台，主题名为“落地开花”。7月19日，乌舞团携许一鸣编导的《曈昽》2.0登台，以青春为题，映照的是贵阳十余年来青年不断涌入的城市心境。更耐人寻味的是，乌宏志此行不仅带去了作品，还在风雷平台授课，分享了他对“新大众文艺”的心得体会。两件事放在一起，像是一个隐喻：贵州文艺的“出海”，不只是作品的输出，更是一种文艺观念的远行。

 “曈昽”之下，照见的是谁的青春？

先说《曈昽》。“曈昽”二字，描摹的是太阳初升、天色由暗转明的刹那。以青春为题，这意象再贴切不过——那种混沌将破未破、光明将临未临的时刻，像极了每一个年轻生命在剧烈成长中必经的迷惘与摸索。编导许一鸣将这个过程还原为身体的挣扎、协调与最终的统一，让舞者在舞台上完成一次从“混沌”到“澄明”的精神跋涉。

但若仅仅如此，《曈昽》不过是一部关于青春的普适寓言。真正让它在香港舞台上具有独特质感的，是舞者身体里携带的“贵州基因”。乌宏志的“山地舞蹈”理念这些年已经打磨得相当成熟——不是把现代舞的技术框架硬生生地搬进贵州山水，而是让舞蹈从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多民族文化与城市变迁中“长”出来。我曾看过乌舞团在甲秀楼的快闪，舞者的身体与石阶、流水、古楼形成一种奇妙的对话，仿佛贵阳六百年的光阴都压缩进了那几个舒展的动作里。

所以，当《曈昽》在香港文化中心剧场演出时，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山地语汇”与“国际语法”的对接。贵阳这座城市十多年来涌入的年轻面孔，他们在这片山地间的困惑、突围与扎根，通过舞者的身体被翻译成了一种不需要字幕的全球语言。乌舞团此行不是去“展示民族风情”的，他们是去“呈现一种当代生命状态”的，只不过这种状态恰好生长在贵州——这其中有微妙却重要的区别。

 从“黔舞出山”到“新大众文艺”的落地

风雷舞蹈平台今年的主题“落地开花”说得极好。过去讲贵州文化走出去，习惯用“黔货出山”的路子——酒、茶、辣椒、大数据，都是物；但文艺的“出山”不一样，它不能靠搬运，必须靠“生长”。

乌宏志在风雷平台授课分享“新大众文艺”，这一点值得深究。什么叫做“新大众文艺”？贵州官方的文件定义是：在互联网条件下，由大众依托数字媒介广泛参与文艺创作、传播和共享，拓展传统文艺边界的新型文艺形态。说白了，就是不把文艺供在殿堂里，也不让它悬浮在生活的真空里，而是让它回到人群中，回到街巷、社区、田间地头，让普通人既是观众也是创作者。

乌宏志团队这些年做的事，恰好与“新大众文艺”的逻辑同频共振。乌舞团不是那种“关起门来跳给自己看”的舞团，他们把舞台搬进甲秀楼、青云市集、花果园——那些贵阳人真正生活的地方，让现代舞在路边与游客不期而遇。一位从上海来的游客说“他们边走边舞，很自然地融入游客”，这种评价听起来简单，却道出了“新大众文艺”的要义：艺术不必正襟危坐，它可以像一阵风，吹过你身边时，你只觉着舒服，甚至不觉得那是“艺术”。

更值得留意的是乌舞团此次香港之行背后的那条线索：7月15日，乌舞团刚刚在贵阳如意文园办了一场名为“舞启山海·文汇新声”的文化沙龙，座上宾有北京雷动天下艺术总监曹诚渊这样的中国现代舞拓荒人，也有贵州省内文化界、学界的重要人物。沙龙上放映了《曈昽》的影像，讨论的议题是“山地舞蹈如何走向国际市场”。三天后，乌宏志就站在了香港文化中心的舞台上。这种“本土深耕—跨界对话—国际输出”的节奏，说明了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特质：它不是封闭的、自恋的，它既有土壤感，又有出海的野心和能力。

 山地的溢价：文旅形象的反向建构

如果说《曈昽》的赴港是一次文化事件，那么它对贵州文旅形象的意义，则可能是一次“反向建构”。

过去很多地方的文旅推广，逻辑是“把外面的客人请进来，让他们看我们有什么”。这没有错，但很容易陷入符号堆砌——展示一下民族服饰、跳一段迎宾舞、摆一桌长桌宴，客人的体验停留在“观看”层面，拍拍照就走了。贵州文旅这些年不缺热度，“村BA”“村超”“村T”的火爆已经证明了这个地方具备惊人的流量潜力。但要实现从“流量”到“留量”、从“网红”到“长红”的跃升，光靠热闹是不够的，需要一种更深层的文化叙事来托底。

乌舞团和《曈昽》的价值正在于此。当香港的观众、国际的文化机构通过《曈昽》看到贵阳青年如何在这座城市里挣扎与成长，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旅游宣传片里被美化过的贵州，而是一个有痛感、有温度、有未来的贵州。这种形象的建立，比任何风光大片都更有说服力。因为它让贵州从一个“被观看的风景”，变成了一个“在讲述故事的主体”。一个能够讲述自己当代故事的贵州，和一个只会展示传统风情的贵州，在国际文旅市场上的分量是完全不同的。

何况乌宏志这次还不是单打独斗。7月17日至19日的风雷舞蹈平台，汇聚了来自北京、长沙、济南、宁波等多个城市的现代舞团，呈现的是中国现代舞“第三代”的整体力量。乌舞团是其中唯一来自西部地区的团队。当这些舞团同台时，贵州的存在感是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的——不是因为“黔舞”跳得比别家好，而是因为它的身体语汇里有山地的棱角、有喀斯特的呼吸、有贵阳城市更新的脉搏，这些东西是学不来的，也是别处没有的。这种差异化，恰好是“山地舞蹈”最硬的底牌，也是贵州文旅在文化竞争中最稀缺的“辨识度”。

 “落地开花”：文艺不是盆景，是野草

回到“落地开花”这四个字。风雷舞蹈平台用它来形容中国现代舞过去十五年的发展，我觉得用它来形容贵州“新大众文艺”的路数也很合适。

乌舞团不是一个“空降”到贵州的外来文艺团体。从2012年开始引入现代舞，到2016年发起“贵州现代舞周”，再到2021年明确“山地舞蹈”的方向，他们走了十多年。这期间有多少场公益展演、多少次社区快闪、多少回在景区里与游客的即兴共舞，已经很难一一计数。但正是这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动作，让现代舞在贵阳这座一度被认为“文化土壤不够厚”的城市里，扎下了根。

“新大众文艺”的要义也在这里：它不要求所有的文艺都成为“精品”端到美术馆里供着，它更看重的是文艺有没有进入人的日常生活，有没有让普通人感受到“这个东西与我有关”。乌宏志在文代会上的发言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们不再是简单地把外面的东西搬进来，而是让艺术从贵州的山水、民族与历史中自然生长出来。”——文艺生长出来了，土壤本身就变了。文旅形象的提升，从来不是靠包装，而是靠土壤的改良。

从这个意义上说，乌舞团在香港的这次亮相，哪怕舞台只有香港文化中心剧场那么大，哪怕观众席只有几百个座位，它所撬动的东西可能远超演出本身。它让外界看到，贵州不只出产茅台、茶叶和“村超”的狂欢，也出产能够站上国际舞台、与世界对话的当代艺术。而当一个地方既有“土得掉渣”的烟火气，又有“潮得发烫”的当代性时，它的文旅形象才是立体的、有纵深的、值得一再去探访的。

我在清镇写下这些文字时，窗外的山色正由浓转淡，暮色从山坳里升起来。我想起乌宏志说的那个词——“此心安处”。对贵阳那些不断涌入的年轻人来说，这座城市或许曾是一片需要“融入”的异乡，但跳着跳着，就变成了“此处”。对贵州的文旅形象来说，过去人们来，是为了“看山水”；以后人们来，或许会多一个理由——“看生活”——看一场在甲秀楼边忽然跳起的现代舞，或者，看一部从山地长出来、然后走向了山海的舞蹈作品。那才是“新大众文艺”真正落地开花的样子。

它不是盆景，是野草。风一吹，就过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