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建新长篇小说《观音河畔的铁姑娘》

作者：陈兴云

   阅读李建新长篇小说《观音河畔的铁姑娘》（以下简称《铁姑娘》，中国国际出版社2026年1月版），感受到了一种磅礴的精神力量，这也使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南郑县领导层在全县倡导学习“汉山精神”。
这种精神是对汉山区干部群众苦干实干的概括总结，其核心是“推进改革、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特别褒奖汉山区涌现出了一批“会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在他们的带领下，具有区位优势的汉山区改革发展走在了全县前列，尤其兴办了一批乡镇企业，涌现出了全地区首个农民“万元户”，为南郑县在九十年代先后跃为“西北首富县”“全国百强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篇小说《铁姑娘》的作者李建新，这一时期从东海舰队连职干部转业回到家乡，先后担任汉山区人武部长、镇党委书记、区长，是“汉山精神”的创造者和践行者之一，见证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业发展，这或许是他创作《铁姑娘》的优势和思想基础。小说开篇界定的地理坐标“米仓山”“小南海”“观音河”，其实就是这一流域的冷水河及沿岸地带，而这条汉水支流下游又地处原汉山区，是激情岁月如火如荼的改革发展地。因为如此，当他提笔书写那段峥嵘岁月时，笔端流淌的不仅是丰富的文学的想象，更是一个时代建设者们博大而深沉的生命体验。

小说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延伸至九十年代，覆盖了新中国从极度贫困走向改革开放初期最为跌宕起伏的四十年。全书以观音河筑堤修坝工程为切入点，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八位铁姑娘的刚刚步入人生，就以以柔弱之躯扛起铁锤钢钎，在战天斗地中边学习边劳动，彰显了一种超越性别、超越苦难的精神力量。而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这八位女性又在时代的激流中因势利导，艰难跋涉，蜕变转身，走向了迥然不同的人生彼岸。可以说，《铁姑娘》机趣自然，鲜活生动，历史感和可读性较强，为我们留住了那段峥嵘岁月，是一曲“平凡世界”里不平凡的英雄凯歌。

一、可感的故事架构：双线并行的复调叙事

《铁姑娘》的叙事结构设计精妙，令人感慨。全书大致可分为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前九章聚焦于观音河开山炸石、筑堤修坝、引水灌田的火热劳动，铁姑娘们体力与意志的双重鏖战，在工地上吃苦耐劳、风餐露宿的场景，被描绘得极具画面感。她们紧跟政治形势，人人过关“背语录”，涌现出了学习领袖著作的积极分子；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在采石场能够像男同志那样连续抡锤200下，在体力活中大显身手，因此成为筑堤大军中有名的“铁姑娘队”，硬是和一万五千多名壮劳力一道，在一个冬春收缚了观音河这条洪水肆虐的苍龙。而后三十章则将视线拉长，追踪这八位女性的婚姻家庭与生存，她们不甘贫穷落后，向往美好生活，义无反顾投身时代大潮，思想解放，敢干敢闯，在改革开放中成就一番事业，同时也彰显出各自的命运沉浮。可以说令人动容，感慨万千。

在叙事结构上灵活多样，或贯通，或切换，或镶嵌，或反转，强化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这种复线叙事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有着内在的血脉联系，前期的集体主义锻造，为后期个体命运的展开提供了精神基础。作者在前后两部分衔接和人物接续上处理得自然熨帖，没有生硬的断裂感。前期人物的性格刻画、情感萌动描写，为后期的人生打拼、不同命运埋下了伏笔，因而达到了层层递进，前后连贯统一。

二、可爱的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的时代群像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一部优秀的小说，终究要落实到人物的成功塑造上。《铁姑娘》最为动人的，莫过于它为我们呈现了一组立体鲜活、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小说人物多达几十位，大多与主要人物关连，立得起、放得开，读后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八位“铁姑娘”各有各的性格棱角，各有各的内心波澜，各有各的无奈抉择，她们大多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经过大半生的艰难打拼，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但也有两位因个人婚姻家庭和突发性意外等原因，倒在了命运多舛的人生旅途中。

“铁姑娘队”队长黄翠花性格刚毅，原则性强，既有“铁”的硬度，又有“人”的温度，在时代洪流中勇于担当作为，由村干部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从公社副职一路干到县计生委主任，最后以副县级调研员的职级圆满收官，成为唯一的“官员型”铁姑娘；李桂香因在治河工地上，冒着生命危险抢出领袖画像的突出表现，被评为全省学习领袖著作积极分子，在会议期间与西安棉纺厂的积极分子史全美结识，后两人结婚，她在厂里烧锅炉和当理发员，由于表现好被破格招为正式职工，最终因见义勇为壮烈牺牲，成为八个“铁姑娘”中的佼佼者；姚娜娜吃苦耐劳，重情重义，经历了两段婚姻，在艰辛生活所迫下，与三个货车司机和村支书黄鼠狼有染，后在观音河畔建房立足，是常见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妥协，折射出社会自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

邱小英从不示弱，敢冲敢拼，在三线建设内建厂工地上颇有心机，主动与该厂工程技术员王斌接触，后两人成婚，再闯荡上海从筑路建房干起，最后成为赫赫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姜丽丽工作积极，乐于助人，被村党支部书记黄翠花推荐到大队长的岗位上，是非常看好的“苗子”，却因个人婚姻不幸，过早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王玲玲聪明伶俐，美丽善良，经李桂香介绍与棉纺厂电工张久成结婚，因丈夫纵欲被她伤了“命根子”，导致张久成久治不愈，在抑郁中不慎触电身亡。王玲玲为了能够继续留在省城生活，甘愿与公爹媾和，后招亡妻的史全美入赘。随着公爹的突然辞世，一场伤风败俗的“畸爱”似乎成了永久的秘密；还有张翠珍、叶凤凤两位早年的“铁姑娘”，不失精明能干，思想开化，被邱小英夫妇带到上海发展，两人以女性“资源”换取批文，共同在十里洋场打造出资产过亿元的民营企业集团的神话。这些“铁姑娘”们，一头扎进改革开放的大潮里，义无反顾，各显身手，有的在命运拍击中坚韧如磐，有的在诡谲商海中艰难遨游，有的在现实利益中甘于沉潜，有的在被逼无奈中华丽转身，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付出沉重代价，但最终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为时代的“金凤凰”，不禁让人唏嘘叹息，感慨万千。

即便是小说中的基层干部群众和铁姑娘们的家庭成员，也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人武部政委赵立军、区委副书记杨永林、基层干部李长明，一心为公，服务人民，是基层党政军的中流砥柱。八位铁姑娘的家人、丈夫、公婆公爹等角色，也都形态各异，有善有恶，是“现实的一种”。落难的罗和尚、聪明的小叫花子陈九斤被迫游街，饱受屈辱，也要坚挺地“活着”，尤其是陈九斤能够随口来一段“顺口溜”，吃“千家饭”，成为生存之本，亦为民间“高人”再现。这些人物栩栩如生，真实感人。

三、可歌的光辉岁月：个体命运与时代潮流的融合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四十年是中国社会从苦难走向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作者涉猎的前二十年的农村生活，由于多种因素，许多作家都绕道走，成为文学“禁区”。而这部书的作者写了下来，这非常难得。《铁姑娘》将八位女性的个体命运史，巧妙地嵌入波澜壮阔的国家命运史之中，使她们的人生轨迹成为时代巨变的微观镜像。这种融合并非粗线条的编年体式记录，而是通过具体人物的血肉之躯、喜怒哀乐、思想灵魂、得失成败，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地为可触可感的生命经验。她们在观音河筑堤工地上挥洒青春热血时，是国家集体主义精神在基层社会的高扬；她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各奔前程时，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以及在个体生命层面在大势面前的生动折射。

这种融合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大时代”与“小日子”之间分寸感的把握上。八位“铁姑娘”始终不触碰法律底线，而是顺应大势，踩着道德边缘走，牢牢扎根于她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逻辑与情感世界，每一种人生轨迹都既承载着时代赋予的机遇，又裹挟着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光芒，这种人物塑造符合人性与认知。作者对历史的宽容度，对人性复杂性的尊重，使得小说不单是简单的“怀旧文学”或“改革颂歌”，而是具有了更为深沉博大的历史反思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经历了那个特殊时代苦难的年长一辈，还是享受着当下幸福美好生活的年青一代，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因为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这是一段光辉岁月，更是一种精神力量。

四、可敬的精神风貌：贫穷中的富足与信仰

一个人一路走到了今天，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更不能忘记来时的自己。读《铁姑娘》，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那时候，家家户户几乎一贫如洗，缺衣少食是常态，半根红薯分着吃，一件衣服补丁摞补丁，城里的准女婿来了，不知道煤油灯是咋亮的，更不知道农家人的茅坑是咋蹲的，但人们身上却焕发着一种令人敬畏的生命力，那是今天坐在空调房里、刷着手机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坚韧与从容。在观音河工地上，大家为了多记几分工分，领到一斤肉票，坚持风餐露宿，积极投身于战天斗地的火热中，像一个个挺拔刚毅的铜像。铁姑娘们用磨出血泡的双手打眼放炮，搬运石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超出体能的重量，咬着牙、流着汗，可她们的笑声却穿透艰苦岁月的阴霾，飘荡在充满希望的河谷，乐观得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当我们今天在优裕环境下生活的时候，回头看看那些曾经在工地上啃着干粮、喝着凉水，却依然青春如火、歌声嘹亮的铁姑娘们，是否也该问问自己：我们的心里，还有没有那样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这就是一部历史题材作品的当下意义。

五、可亲的地理坐标：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

当代许多小说都富有明显的地理坐标，如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和长安，莫言笔下的红高粱原野和高密东北乡，苏童笔下的江南小镇和香椿树街，等等，这是作家们的精神原乡，是读者们的心中印记。同样，《铁姑娘》以小南海、观音河、县镇两级为地理标识和平台，使得整部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类似非虚构的历史质感，仿佛那不是纸上的名字，而是作者曾经用脚步丈量过的、用汗水浇灌过的故土。这些具体的地名、真实的地理空间，不是随便可以替换的背景板，而是整部作品独特的文化地理之基，赋予了故事一种无法被移植、无法被复制的地域之魂，离开了那条河，离开了那些山，铁姑娘们的故事就失去了根，失去了魂。

小说充满了泥土气息和大地的芬芳，让人感到无比亲切。作者对陕南山区自然山水的描绘，对那个时代人们的朴实思想与局限的书写，对当地生活习俗、方言土语的呈现，都带着浓厚的情感温度，那不是概念性的文化认知，也不是刻意搜集的民俗材料，而是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的、带着体温的、极具生活质感的一幅幅画面。

六、可赞的文本表达：从容有度的叙事艺术

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李一鸣认为，理想的长篇小说应当是一条河流、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是一部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讲，《铁姑娘》是颇为成功的，它体现出作者较为成熟的叙事功力，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船工，撑着一支长篙，带着我们在岁月的河流上缓缓前行，不急不躁，却有足够的力气应对转弯处的暗流与滩涂，然后拨云见日，阳光灿烂。

作者的语言朴实自然，陕南方言土语的适当运用，为叙述增添了别样的鲜活气息，那些“娃儿”“婆娘”“谝闲传”“日白撩谎”“日塌了”“着整了”“旁三外人”“先人板板”之类的话语，口语化，形象化，亦庄亦谐，通俗易懂，使人过目难忘，是陕南农村的“清明上河图”和上面人物的喧嚣声。小说涉及的社会性知识庞杂，大致有农村劳动、记工分、口粮和肉票、知青下乡、饮食、风俗、农事、水利、建筑、宗教、计生、政策、企业、金融、信访、维稳和家长里短、生存法则、农村工作、执政智慧，等等，作者都能紧贴故事和人物自然介入，每一处知识的落脚，都踩在情节推动的节拍上，让读者在不知不觉间，就回到了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基层生态和现实生活中，非常有趣，不禁莞尔，像一段“百科全书”。

小说在情感表达上克制而有分寸，无论是对苦难的书写还是对喜悦的呈现，都保持着一种平实而非夸张，不煽情，不拔高。读这部小说，就像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听一位经过风浪的长辈讲往事，句句实在，好听动人，余味绵长。这样的叙事功力，不仅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格，而且增强了小说的代入感和可读性。

可以说，《观音河畔的铁姑娘》是一部致敬那个激情燃烧岁月的诚实之作。它不虚化、无缥缈，不仅为我们再现了一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更通过对八位女性命运的深情书写，叩问着物质丰裕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种种缺失。这种对“铁姑娘”时代的精神回望，既有对过往艰难岁月的深情致敬，更有对当下与未来的深沉启示，那就是，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止于物质的积累，更在于精神的挺立与信仰的坚守。（平台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