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功

浅谈苏辙的社会治理观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与父洵、兄轼并称“三苏”。作为北宋“唐宋八大家”之一、官至宰辅的政治家与文学家，苏辙的政论文集不仅是其仕途实践与思想积淀的结晶，更是北宋中后期政治生态、社会积弊与士大夫经世理念的鲜活文本。其政论核心收录于《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及《栾城应诏集》中，以策、论、书、疏为主要体裁，立足儒学民本、针砭时弊、讲求务实，形成了“汪洋澹泊、深醇温粹”而又论事精确、修辞简严的独特风貌。

一、以《栾城集》为核心的政论汇编

苏辙一生仕途沉浮，历经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绍圣迁复等政治变局，其政论文随仕宦经历逐步成书。《栾城集》因苏氏祖籍河北栾城得名，《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收录奏疏、上书、史论、叙记等，编有正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覆盖从朝堂谏言到制度反思的全维度议题。

正集（《栾城集》）为元祐以前之作，有诗十六卷，赋一卷，辞诗、铭赞一卷，新论、策问各一卷，书、记各二卷，墓、表、铭、传、叙、祭文、祝文、青辞二卷，西掖告词六卷，北门诏书二卷，论时事十二卷。表状三卷，启事一卷。

《后集》为元祐九年至崇德四年间之作，有诗四卷，杂文一卷，《孟子解》一卷，《历代论》五卷，《颖滨遗老传》二卷，册文、手诏、策题、札子、叙录、笏记、表状、表疏、青词、祝文、祭文、杂文、墓志、神道碑等十一卷。

《栾城三集》为崇宁五年至政和元年间之作，有诗四卷，诗、赋、铭、赞一卷，《策问论》一卷，《论语拾遗》一卷，《易说》、《洪范说》、《诗病五事》一卷，《书传灯录后》一卷，记一卷。

《应诏集》为策论及应试之作，共十二卷专收应制策论，是其早年政论的集中呈现。

四集皆辙手定，自宋至今，未改其原貌。这批文献兼具政治文献与文学散文双重属性：既是他任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期间，针对新法、吏治、财政、边防所上的七十余篇奏疏的实录，也是他以古文载道、说理明政的典范之作。此外，《历代论》《唐论》《六国论》等史论，以古鉴今，与现实政论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完整的政论体系。

二、直面北宋积弊的经世主张

苏辙政论不尚空谈，紧扣北宋“冗吏、冗兵、冗费”的顽疾，围绕民生、吏治、财政、边防四大维度展开，形成系统的治国方略。

（一）以民本为基，守藏民利民，恤民安邦之道。

苏辙承孟子民本思想，提出“王道之本，始于民之自喜，而成于民之相爱”，将民生视为治国根本。《民政策》十道系统阐述民治理念，反对与民争利、苛政扰民：批判青苗法“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名义惠民，实则强借催科、盘剥百姓；主张恢复常平仓，贱籴贵粜，平抑粮价；反对官府强占民田，要求还田于民、保障耕者有其田；同时倡导教化，以孝悌廉耻重塑民风，实现“力田为本、教化为辅”的治民路径。

（二）倡吏治革新，裁冗择能，肃贪倡廉。

针对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苏辙力主精简吏额、汰除冗官，严核官员履职实效。任右司谏期间，他连章弹劾新党要员，纠察工部侍郎挪用公款等贪腐行为，主张“赏罚分明、择人而任”，反对党争倾轧、唯派系是举。他强调吏治之要在“得人”，而非苛法，以清廉务实的官僚体系维系朝政运转。

（三）解财政纾困，量入为出、革除冗费。

在《上皇帝书》《元祐会计录叙》中，苏辙直指“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并点明国家匮乏非因税少，而在冗费奢靡、支出无度。“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臣所调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害者而已……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他提出三大纲领：丰财、强兵、利民，核心是以量入为出为原则，裁撤冗兵、精简官俸、节制宫廷与地方浮费。“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编撰《元祐会计录》核算国家收支，堪称北宋“财政白皮书”，为朝廷理财提供精准依据。

（四）书边防经略，务实稳健、以守为安。

面对辽与西夏边患，苏辙反对轻启战端，主张稳边固防、以德怀远。他认为北宋兵制冗弱、战力不足，贸然用兵必致民疲国耗，应整军练卒、完善边备，以通商、羁縻之策缓和冲突，兼顾边防安全与民生安定，区别于激进主战与一味妥协的两极立场。

（五）借史论鉴今，以古喻今、警示当世。

苏辙史论亦是政论的延伸。《唐论》纡徐百折，先论三代治国之道，再析唐朝兴衰，暗喻北宋制度隐患；《六国论》另辟蹊径，指出六国亡于“不知天下之势、不联韩魏抗秦”，针砭北宋边备松弛、内外脱节的弊端；《历代论》四十五篇纵论古今，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现实治国的镜鉴，实现“史为政用”。

三、沉稳缜密、纡徐说理的政论范式

苏辙自评“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其政论文风与苏轼的雄奇奔放形成鲜明对照，呈现三大特征：一是立意允当、结构严谨，不偏激、不空谈，层层递进、逻辑闭环；二是纡徐百折、说理透辟，如刘海峰所言“正意不肯一口道破”，先铺陈事理、再点明主旨，说服力极强；三是语言简严、质朴无华，摒弃浮辞藻饰，以精准文字切中时弊，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这种文风契合其稳健务实的政治品格，既坚守士大夫直言敢谏的风骨，又保持理性克制，成为宋代政论散文的典范。

四、历史价值与后世影响

苏辙政论文集的价值，既在文学，更在思想与史实。文学上，它完善了宋代古文“文以载道”的传统，为后世政论写作提供了沉稳说理的范式；思想上，其民本、节流、慎战、择吏的主张，超越党派立场，切中封建王朝治理的共性问题；史料上，七十余篇奏疏与制度议论，完整还原了熙宁至元祐年间的政治博弈与社会现实，是研究北宋中期政治史的第一手资料。

历代评价亦印证其价值：《宋史 苏辙传》称其：“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朱熹赞其“以史为据，兼采众家”；茅坤谓其“冲和澹泊，遒逸疏宕，自有一家之妙”。近现代学者更指出，苏辙在政治上的稳健通达、经济上的务实理财，较同时代士人更具全局视野与实践价值。

苏辙的政论文集，是一位身处党争漩涡却坚守公心、历经贬谪而不改经世之志的士大夫，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它不以锋芒夺目，而以沉潜致远；不务空言高论，而求务实可行。在千年之后重读，不仅能窥见北宋王朝的兴衰脉络，更能体会中国传统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与智慧，其经世理念与文章法度，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相较于其兄苏轼的文名张扬，苏辙以沉稳务实、审慎持重见长，在中枢决策与地方治理中形成系统的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其治理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兼顾财政、役法、吏治、荒政、教化与边疆稳定，反对极端党争与激进变革，主张宽政惠民、藏富于民、折中调适、标本兼治，构成北宋中期重要的社会治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