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血色长虹》
第二卷•烽烟
第五章 · 岐沟
作者：心如大海
主播：大爱
一
1938年10月底，拒马河的水已经落了下去。岸边的柳树已经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垂在水面上，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王巍站在河边，看着对岸。他要去的地方在河那边——涞涿县，新划出来的根据地。他身边跟着郑君，还有两名从宣涿怀县调来的同志。
“先生，咱们怎么过去？”
“涉水。”王巍说，“水不深，但流速快。你跟紧我，不要回头看。”
他脱下鞋袜，扎紧裤腿，第一个走进水里。郑君跟在他身后，脚一踩进河水就打了个哆嗦——水凉得像冬天没化完的冰。河底的石头硌着脚心，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水流推着他的膝盖，他站不稳，侧了一下身子，王巍的手从前面伸过来，抓住了他的胳膊。
“别停，走快点。”王巍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不高，但很稳。
他们走到河心的时候，水已经漫过了腰。郑君看见王巍的灰布长衫下摆在水面上漂着，像一面被水浸透的旗。他跟在先生身后，一步一步地走着。他想，这条河是拒马河，从涿县流过来的。它流过了他的家乡，流过了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现在它也流过他脚边了。
上岸以后，王巍蹲下来拧了拧裤腿上的水。“歇一会儿再走。”
郑君也蹲下来。他拧干衣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发抖。不是冷，是别的什么。他别过头去，不让人看见他的脸，把手里拧出的水甩在河滩上。
“君儿，”王巍说，“看着这片地。”
郑君抬起头。对岸是涞涿县的田野，玉米一人多高，棒子鼓了粒，地头上长着几棵歪脖柳树，柳梢上有几只麻雀在叫。远处有一个村庄，屋顶升着几缕炊烟，像是有人在烧午饭。一切都和他离开涿县时差不多。但什么又都不一样了。
“到了这儿，就不再是宣涿怀了。”王巍站起来，“这里是涞涿。这里的工作更复杂，接近敌占区。你要准备吃苦。”
“先生，我准备好了。”
“那就走吧。”
他们沿着拒马河向下游走，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前方出现了一个村庄。村口竖着一根木杆，杆顶挂着一面灰扑扑的旗子，上面画着一把镰刀一把斧头。旗子被河风吹得翻卷着，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像是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说。
二
那个村子叫东古邱。王巍带着郑君走进村子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迎了上来——四十七八岁，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旧布衫，胸口别着一枚徽章。他是村里抗日救国会的主任，姓陈，早年和张廷瑞有过联系。
“王县长，你们可算来了。”陈主任握住王巍的手，“村里人听说政府要过来，都盼着呢。”
“不叫县政府，”王巍说，“叫办事处。现在还没站稳脚跟，不能把摊子铺太大。”
陈主任带他们走进村公所，一间三间的土房，墙角的泥皮有几处剥落了，露出发黄的麦秸。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陈主任的妻子端来了一壶茶水。郑君接过碗，一口一口地喝着。
“王县长，”陈主任压低声音，“这附近几个村子，情况都不太一样。东古邱这边的群众基础还可以，已有几名党员。往东走十里，那边几个村就不一样了——地主多，富户多，有的村子还在筹组日伪维持会。”王巍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听着。等陈主任说完后，他才开口：“今天晚上，开个会。村里的党员、积极分子，都叫来。还有，张廷瑞那边的情况，你知道吗？”
“知道一点。他在周文龙的队伍里做政训处主任，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
“好。你帮我传个信。告诉张廷瑞同志，我到了涞涿，请他方便的时候来一趟。”
陈主任点了点头，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王巍：“王县长，你们住在哪儿？”
“就住这儿。”
“这屋不严实。风吹雨漏的。”
“能住人就行。”王巍说，“比五台山的山洞强多了。”
陈主任没有再说什么。他推门出去了。屋里只剩下王巍和郑君两个人。郑君坐在靠墙的凳子上，把包袱放在膝盖上。那支笔还在，那本《共产党宣言》还在。他摸了摸笔杆上刻着的那个“郑”字，又松开了手。
王巍在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纸，开始写东西。他的字写得小而密，笔画干脆利落，一口气写了几行，然后抬起头，朝郑君看了一眼：“君儿，你过来。我教你记会议记录。”
郑君走过去，接过王巍递来的笔。笔尖落在纸上的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站的位置不一样了。
三
涞涿办事处成立的第三天，王巍开始走村串户。他去的第一个村子是横岐，离东古邱约十里地，靠近涞水县城的方向。横岐村的情况比东古邱复杂得多——村里有十几户地主，占着大半个村子的好地，佃农们扛了半辈子活，依然赤贫。村口有一家杂货铺，挂着日伪军的“良民证”，进门的时候要低头弯腰才能穿过那道低矮的门框。他站在村口看了一会儿，没有直接进村。他看见几个庄稼人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其中一个走在最后面，步子不大，但他的脊背一直挺着，不像其他几个那样佝偻着。王巍等那人走近了，才开口问：“老哥，借个火。”
那人停了下来，从腰间摸出一盒火柴递给他。王巍接过火柴，没有点烟，只是看了一眼那人的脸——五十岁上下，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像是长期吃不饱饭的人。但他那双眼睛，是亮的。
“你是新来的？”那人问。
“是。从西边过来的。”
“西边？”那人把火柴收了回去，“西边……是八路军那边？”
“是。”
那人没有再说。他看了王巍一眼，又看了看四周，然后压低了声音：“你跟我来。”
王巍跟着那人穿过村巷，走进一间低矮的柴房。屋里堆着干草和农具，空气里有一股霉味。那人关上门，在草垛上坐下来。“你是共产党？”
“是。”
“俺听说了。涞涿那边来了个共产党县长。就是你？”
“是。”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俺姓刘，村东头种地的。这村里，想跟着干的人不少。但是地主盯得紧，有人敢跟八路说话，第二天就有人来查。你要是想在这村扎下根，就得让那些地主不敢动。”
“你明天晚上，召集几个可靠的人。别多，三五个就行。不用告诉他们见谁。就说‘卖粮食的来了’。”
第二天夜里，郑君蹲在村外的玉米地里，远远地看见五个人影弯着腰，一个接一个地从小路溜进了刘老汉那间柴房。月光很淡，他没有看清那些人的脸，只看见他们闪进柴房时的动作——没有一个回头的。那天夜里，刘老汉家的灶膛烧了一把干草，把火光压得极低，几只在灶台边徘徊的虫子被窜起的灰烬烫了一下，又退回了暗处。
王巍在那间柴房里坐了三个时辰。天亮之前，他走出来，对郑君说：“横岐可以扎下根了。”
四
1938年11月，房山班各庄河滩上的包森接到了一封从涞涿送来的信。信封上没有署名，但包森认识那个字迹——硬朗、方正，落笔的收梢都带着一点东北那边少见的拖尾，是他当年在延安抗大时见过的字迹。信里只有几句话：“涞涿县办事处已成立。王巍同志在横岐一带开展工作。如有需要，可以协调配合。落款：涞涿办事处。”包森看完信，把信纸折好，夹进笔记本里。那本笔记本他已经用了一多半，里面夹着各种信纸和纸条，有的边角已经泛黄，有的上面还有墨渍。他合上本子的时候，纸张之间压出的轮廓像是山脊的截面，一道压着另一道。然后他走出营房，朝河滩上正在操练的队伍走去。队伍正在练习匍匐前进，土黄的河滩地上腾起一蓬蓬细灰，在傍晚的斜阳里浮着，像一层悬在半空中的土雾。他站在河滩上，看着那些趴在地上爬行的战士。
“二连长！”他喊了一声。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队伍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跑过来。
“带几个机灵的弟兄，去涞水方向走一趟。”
“侦察？”
“探路。为下一步做准备。”
五
郑君在横岐村住下的第十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傍晚，他帮刘老汉家挑了水，正蹲在井台边上洗手，忽然听见村口传来一阵马蹄声。他抬起头，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人骑马进了村，腰里别着枪，马鞍上挂着“良民证”的木牌。他们在村口勒住马，下了地，进了那家挂着日伪旗子的杂货铺。郑君没有动。他继续蹲着，把水桶放回井台边，用搭在肩头的布巾慢慢地擦着手。他想，他们是来收税的。但收税不需要骑马，也不需要带枪。他站起来，端着水盆走进刘老汉的院子，然后把门关上了。门板在身后的合页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那天晚上，王巍来了。他推门走进刘老汉家，看见郑君坐在灶台边上，手里握着一根搅火棍，没有生火，没有点灯。
“有人来了？”王巍问。
“来人了。穿了黑衣裳，骑马挂枪。进了村口杂货铺。天擦黑走的。”
“他们认出你了？”
“没有。我蹲在井台边，一直没抬头。”
王巍没有再说。他走到灶台前，蹲下来，拿过郑君手里那根搅火棍，拨了拨灶膛里已经冷透的灰，又放回原处。
“明天开始，你不要住在刘老汉家了。”王巍站起来，“我给你找个新的住处。离这儿远一点，不认识你的人多的地方。”
“去哪儿？”
“岐沟。”
郑君没有说话。他想起岐沟村的老屋，想起娘站在灶台前擀面的样子，想起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的背影。他离开家的时候是深秋，现在已经是又一个秋天了。他来平西之前的那年秋天，他站在拒马河边送走了娘和爹，又送走了那个十四岁的自己。现在他十九岁了。
“先生，”他说，“我家在岐沟村。”
“我知道。所以让你回去。”
郑君沉默了很长时间。灶膛里的冷灰被他拨开的缺口还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像一张合不拢的嘴。他盯着那道缺口看了很久，然后说：“我一个人回去？”
“一个人。记住，你现在不是郑君了。你是岐沟村一个普通的路过的教书匠，姓什么，你自己起。”
郑君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月亮还没有升起来，夜空是墨蓝色的，星星已经出来了。他想起十四岁那年的秋天，他背着一个包袱，从岐沟村的老槐树下走出去。他以为自己不会再回去了。
夜风吹过院子，把墙角的枯叶吹得沙沙响。他站了很久，久到夜色开始变凉。他想：娘看见他回去，会说什么？
六
三天后的清晨，郑君背着一个旧布包袱，沿着拒马河往东走。包袱里没有多少东西——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支毛笔、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有王巍给他的一封信。信封没有封口，王巍说：“到了岐沟，如果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去找郑刘氏——岐沟村东头第二家。”
郑君没有回答。他知道那是谁家。他走了一天一夜。天亮的时候，他看见了岐沟村的老槐树。它还在那里。树冠比他离开时更密了，枝叶压着屋顶，像一匹巨大的绿布，把屋檐的一角遮住了。他走到树下站定，听见槐花的香气从头顶落下来——甜腻、浓烈，像熟透的蜜。风来的时候，细碎的花瓣打着旋落在他的肩上，又顺着衣褶滑到地上。他沿着土路走到村东头第二家，站在那扇木门前。门是旧门，木板上的纹路他记得——有一道裂缝，从他小时候就在那里。他抬起手，敲了一下。没有人应。他又敲了一下。门吱呀一声开了，郑刘氏站在门里，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择完的菜。
她看着他。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她说：“进屋吧。”
他迈过门槛，走进院子。灶房的门半掩着，从缝隙里透出一缕热气，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灶上煨着。他站在院子里，目光从墙根下那把豁了口的镰刀移到屋檐下挂着的那串干辣椒上——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的挂法。郑刘氏在他身后把门合上了。
“吃饭了吗？”
“还没有。”
“锅里还有。”
她转身进了灶房。他站在院子里，听着灶房里锅铲碰到锅沿的声响，听着风从屋顶上吹过的声音。他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走了一千多里路的树，终于又回到了土里。
七
郑君回到岐沟村的第三天，才真正看清了村子。
他早上出门挑水，沿着那条他走了一辈子的土路，路过那口他从小喝到大的井，看见井台边的青石板上留着好几道深浅不一的磨痕——是井绳勒出来的。他蹲下来，手指沿着其中一道最深的凹槽划过去，想起小时候趴在这里看爹打水的情景。他直起身，把扁担在肩上换了个位置。有人在井台边洗衣服。是一个年轻媳妇，低着头搓衣板上的衣裳，旁边蹲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用手指在水里划来划去。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不是不认识，是不想认。他知道为什么。村里人都知道他回来了。但不是“郑君回来了”，是“岐沟村东头第二家那个出去闯荡的儿子回来了”。没有人问他去了哪里，没有人问他这几年做了什么。他们不问，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知道得太多，对谁都没有好处。
他打了水，挑着扁担往回走。经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他停了一下。老槐树的树皮比几年前更粗糙了，有一块树皮翘起来，像一张没贴牢的旧纸。他伸手摸了摸那块翘起的树皮，又收回了手，沿着来路往回走了。他回到院里的时候，郑刘氏正蹲在灶台前烧火。她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水打回来了？”
“打回来了。”
她把火拨旺了一些，站起来，走到水缸边，弯腰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水汽腾起来，弥漫了一屋子。她没有问他出去看见了什么。她什么也不问。
郑君在岐沟村住下的第七天，村里来了一个货郎。货郎挑着担子，担子两头挂着针线、顶针、火柴、洋胰子，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糖块。他走得不快不慢，一边走一边吆喝，像是走惯了路的人。郑君正蹲在院子里劈柴。他听见那吆喝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在村东头第二家院门外停住了。他放下斧头，站起来，走到院门口。货郎正站在门外，像是在歇脚。他看了郑君一眼，说：“你是这家的人？”
“是。”
“你家老太太上回说要的顶针，我给带过来了。”
郑君没有说话。他侧开身子，让货郎进了院子。货郎把担子放在枣树底下，蹲下来，在担子里的布包夹层里翻了一会儿，没有翻出顶针，翻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他站起来，把纸条递到郑君手里。“西边来的。不让第二个人看。”
郑君接过纸条，没有打开。他把纸条攥在手心里，朝货郎点了点头。货郎站起来，重新挑起担子，朝门外走了出去。吆喝声又从巷口响起来：“针线——顶针——洋胰子——”渐渐远了。
郑君回到屋里，关上门，在油灯下展开那张纸条。上面只有几行字：“形势有变。涞涿办事处已迁至西古邱。王巍同志请你近日过来一趟。有新任务。”没有抬头，没有署名。他把纸条凑到油灯上，看着火苗舔上纸边，慢慢卷曲、发黑，最后一撮灰烬落在桌上，他用手指碾碎了。
八
三天后的清晨，郑君正在岐沟村外的田埂上检查一处联络点的隐蔽情况，一个从西古邱方向来的交通员找到了他。交通员递给他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条，没有说话，转身就走了。
郑君展开纸条，是王巍的字迹：“韩德义部已同意接受改编。但情况复杂，人马杂芜，急需帮手。你速来马踏营协助。带几个可靠的人。”
郑君把纸条看了两遍，折好，放进怀里。他回到村里，跟郑刘氏说了一句“娘，我要出一趟远门”，然后背起包袱，朝马踏营的方向走去。
拒马河的水，还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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