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中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以及塑造之成功——“五大才子书”综合比较研究系列之廿二
李千树
摘要
潘金莲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富生命力的女性形象之一。兰陵笑笑生在前人基础上对这一人物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写与重塑，使其从《水浒传》中“单色调”的淫妇符号，转变为《金瓶梅》中性格极其复杂、内涵极其丰富的圆形人物。本文从文本出发，系统分析潘金莲形象的复杂维度，考察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所运用的艺术手法，进而探讨其成功之处、时代价值与当代警示意义。
一、引言
《金瓶梅》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之名命名，潘金莲位列其首。自第一回至第九十六回，几乎整部小说中无处不有她的身影。清人张竹坡断言“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然则这一人物之所以数百年来令人“说不尽”，绝非“恶”之一字所能概括。田晓菲尝言《金瓶梅》是“完全意义上的‘成人小说’”，需要“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真正欣赏。对潘金莲的解读，尤其如此。
二、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一）被侮辱者与施虐者的双重身份
潘金莲并非生而为恶。九岁时父亲病故，被母亲卖入王招宣府，习学弹唱、读书写字。王招宣死后，又被转卖于张大户，遭其奸污，复因主母妒忌，被“裸嫁”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这一连串的身世遭遇，将一个聪慧美丽的女子反复抛掷于命运的泥淖之中。她“心比天高，却身居下贱”——这种巨大的落差，构成了她全部悲剧的心理基础。
然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经历并未催生出一个纯粹的受害者。进入西门庆家中后，潘金莲迅速成为施虐者——她妒忌李瓶儿得宠，手段残忍；她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她毒杀武大，毫无犹疑。集被侮辱者与虐人者于一体，正是潘金莲形象复杂性的第一个重要维度。
（二）聪慧才情与愚昧迷信的奇异共存
潘金莲绝非庸脂俗粉。她“本性聪慧美丽，读书写字、吹拉弹唱，样样一学就会”。在思念西门庆的深夜，她以红绣鞋占相思卦，独自弹琵琶唱曲宣泄幽怨，“饶有风致”。有论者谓金莲“是一个合诗与散文于一身的人物”——诗的一面是她的才情与风致，散文的一面是她的世俗与粗鄙。
但聪慧的另一面是极度的愚昧与迷信。她热衷于占卜问卦、听信谗言、迷信神佛。这种聪慧与愚昧的并存，使她的形象更接近真实的人——人从来不是单维度的存在，聪明人同样可能迷信，才女同样可能刻薄。
（三）情爱追求与纵欲无度的悖论
潘金莲对情爱有着执着的追求。她对武松一见钟情，几乎是将他从命运的深渊中打捞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对西门庆，她亦付出了真实的感情。但她的情爱追求始终与纵欲无度、轻浮放荡纠缠在一起。她追求的是“情”，践行的却是“欲” ——这种悖论，既是她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女性在情爱问题上无处安放的普遍困境。
（四）恻隐之心与蛇蝎心肠的矛盾统一
更令人惊异的是，作者在极写潘金莲之恶的同时，并未完全抹去她人性中残存的善意。第五十八回，一个磨镜子的老头诉说自己的不幸，潘金莲听后，吩咐人“把昨日你姥姥稍来的新小米儿量二升，就拿两个酱瓜儿出来，与他妈妈儿吃”。这段情节与主线故事若即若离，却至关重要——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其内心深处仍可能保留着一丝对他人的同情。第八十二回，潘金莲母亲去世，她因不能回家奔丧而“落下泪来”。这些看似游离的笔墨，恰恰使人物从“女妖”转变为“女人”。
三、塑造潘金莲的艺术手法
（一）从《水浒》到《金瓶梅》：改写即重塑
兰陵笑笑生对潘金莲形象的塑造，首先建立在对《水浒传》中既有形象的系统性改写之上。这种改写涉及出身来历、与武松的关系、与西门庆的关系以及作者评论方式等诸方面。《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是功能性的配角，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武松的英雄形象；而在《金瓶梅》中，她从“类型化走向个性化，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这一改写本身即是最根本的塑造手法——作者不是在使用一个现成的人物，而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物。
（二）白描：于无声处见风情
《金瓶梅》写潘金莲，最精妙处往往不在浓墨重彩，而在轻描淡写。西门庆勾引潘金莲的全过程中，作者对潘金莲的娇羞之态“纯以白描手法”，写其十二次低头、两次转头与三次斜瞅，“少有正面描写，更无大肆铺排渲染，却形神兼备地传达出潘金莲妩媚迷人的万种风情”。
每一次低头各有不同风韵：“见西门庆过来，便把头低了”——是本能反应；“低头笑道”——是热情而含蓄的回应；“分外把头低了一低，笑道”——是表歉意。同一个动作，在作者笔下生出万千变化，这是白描手法臻于化境的明证。
（三）映衬与烘托：以他者之光显主体之影
作者还大量运用映衬手法。写潘金莲之美，不直写其容貌，而借和尚们见了她“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来烘托。以“衬体”之迷乱痴狂，衬托“主体”之妖冶美艳。这种间接描写，比直接铺陈更具感染力。
（四）重复叙事：于重复中见层次
《金瓶梅》作者运用重复叙事手法对潘金莲形象进行演绎，通过意象、动作、场景、情节等多种重复方式，“将人物性格中的潜层品质逐次展露，从而使人物形象在鲜明生动的基础上更显丰富、立体”。“低头”的重复是其一，“占卦”“弹琵琶”等场景的重复亦复如是。每一次重复都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相似中见出差异，在重复中推进深化。
（五）客观笔触：冷峻之下的悲悯
兰陵笑笑生的创作态度“始终平和，甚至低调，全然没有居高临下之势，而是力求从世间凡俗的人情世事中，透析出人生的无奈与沉重”。欣欣子序云：“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人间的假、丑、恶”，但冷峻之下是深沉的悲悯。不臧否、不议论、不居高临下地审判，而是让人物自己在行为中呈现自己——这种客观的叙事态度，使潘金莲的形象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读者得以在作者的引导之外自行判断。
四、人物塑造的成功之处
（一）从“女妖”到“女人”：文学史上的一次飞跃
潘金莲形象塑造的最大成功，在于她完成了从“女妖”到“女人”的转变。《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是“单色调”的——出场第一句话便是“为头的爱偷汉子”。她是一个符号，一个标签，一个需要被铲除的“淫妇”。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无论为恶为善，都有其内心的逻辑”。她不再是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聪明有愚昧、有善念有恶行的人。
（二）矛盾的真实：文学真实性的最高境界
潘金莲形象的复杂性，本质上是一种矛盾的真实。外在美与内在“丑”的对立、聪慧与愚昧的并存、被侮辱者与施虐者的统一、恻隐之心与蛇蝎心肠的共存——这些矛盾并非作者的败笔，恰恰是人物之所以“真实”的原因。真实的人从来不是逻辑自洽的，而是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与张力。潘金莲的“真实感”正来源于此。
（三）不可穷尽的“可写性”
陈洪先生指出，潘金莲“性格的丰富、复杂，加上作者态度的矛盾、作品价值取向的游移，使得她具有较大的‘可写性’”。从欧阳予倩到魏明伦，从张宇到何小竹，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剧作家不断地重写潘金莲。一个文学形象是否成功，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它是否具有持续被解读、被重写的生命力。潘金莲无疑具备了这种生命力。
五、时代价值与当代警示
（一）标杆式价值：人性恶的审美化引入
潘金莲形象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金瓶梅》“将生活丑、人性恶的感性形式作为审美对象引入审美领域”。在此之前，文学作品中的“恶”往往是以被批判、被否定的方式出现的；而潘金莲的“恶”，却被赋予了某种审美意义上的复杂性——读者可以在憎恶她的同时理解她，在批判她的同时悲悯她。这种“审丑”的美学转向，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审美意识的重大突破。
（二）对时代的拷问：谁制造了潘金莲？
潘金莲的形象是对晚明社会的深刻拷问。她“是一个在封建制度压迫下被扭曲的沉沦的市井妇女典型”。她的堕落并非全然出于个人选择，而是在一个将女性物化为商品、将婚姻异化为交易的社会中，一个无处立足的女子所能做出的最激烈的反抗。作者“寄意于时俗”，以潘金莲的悲剧警示世人——当社会将一个活生生的人逼入绝境，她所做出的一切选择都将是这个社会的罪证。
（三）当代警示：欲望、自由与道德的边界
潘金莲的故事对今天仍有警示意义。其一，欲望的释放需要边界。潘金莲的悲剧在于，她对自由与情爱的追求最终走向了纵欲与毁灭。其二，个人的反抗不能以伤害他人为代价。潘金莲追求个人幸福的诉求本身无可厚非，但她毒杀武大的方式使这种追求彻底丧失了正当性。其三，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尊严生存的空间。潘金莲的堕落首先是社会的失败，其次才是个人的失败。
六、小结
潘金莲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物。她美丽而邪恶，聪慧而愚昧，被侮辱而施虐，有才情而纵欲，存善念而行恶事。兰陵笑笑生以白描之笔、映衬之法、重复之技，辅以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将一个“单色调”的淫妇符号重塑为一个“多色调”的圆形人物。她的形象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她代表了某种单一的道德判断，而在于她呈现了人性的全部复杂性——善与恶、美与丑、高贵与卑贱，在一个人身上如此纠缠不清，如此不可分割。
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呈现真实的困惑；不做出粗暴的判断，而是引发深刻的思考。潘金莲四百年来“不死”，正是因为每一次阅读她，我们都在阅读自己身上那些不愿承认却又真实存在的幽暗与光明。
2026年7月7日初稿21日修改于济南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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