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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恩永志魂梦里
——追念张岂之老师
杨焕亭
2026年7月20日凌晨子时，燥热了一天的小区终于有了依稀的凉意，我正在手机上浏览当日一些大事，忽然一条消息飞上屏幕：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和传承者、创新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9日17时24分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
我苍老的心禁不住“咯噔”一下，脑际顿时一片空白，手握手机痴呆良久，凝噎无语，只有眼角渐渐湿润，几滴浊泪掉落枕边。
这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关掉台灯，望着窗外，弯弓一样的上弦月早已在西天隐没，只有一团团星云聚集在银汉两岸，我的思绪油然追着星云去了，五十年前的如烟往事，因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而再度新鲜如初地“复活”在思维的屏幕：
是“润物细无声”的传道授业……
是“热血沃心花”的解疑释惑……
是“谆谆如父语”的耳提面命……
是“不言自成蹊”的德范楷模……
走近张先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个人间四月天，我有幸经过层层推荐，作为首届工农兵大学生进入位于西安城西南角的西北大学校园，并且分到历史系。一群荒芜了多年的青春年少，都为能够再次扬起理想的风帆而百感交集。谁将为我们执教，将会以怎样的风采站在我们久盼的讲台，自然成为一个月入学教育期间大家关心的话题。张先生那时候48岁，正是人生如日中天的年次。虽然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教师们往往以小心翼翼的心理面对一个囊括了上自高中66级，下迄初中69级的复杂群体。然而，张岂之先生博学多闻的满腹珠玑，卓尔不群的学术风姿，潜精研思的学术成果仍然成为同窗们关注的热点。这对于有着业余作者经历，一直为没有能够录到中文系而抱憾的我不啻为一缕春风，为能够在不久后于课堂上听到他的讲课而庆幸。
我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入学教育结束，就有了一次与先生面对面交谈的机会。记得进校一周后，就逢到“五一”国际劳动节。同宿舍的其他5个同学相约着上街或者去公园游览观光，我因为家境贫寒，口袋不名一文，于是借故有事而留在宿舍。为消磨时间，便将先前得知被录取到历史系后，潜心写的一篇《论秦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拿出来斟酌修改。刚刚看了个开头，传来一阵敲门，随之是温和的声音：“有人吗？”我急忙拉开门，张先生瘦削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并且不待我问，就自我介绍说：“我叫张岂之，是你们的老师，今天没事，来看看！”
“啊！张老师！”我急忙将他迎进宿舍。一杯白开水，开启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他先问我生活习惯不习惯，为什么没有与大家一起外出，说着话随手拿起桌上的文章大体浏览了一遍，溢满书卷气的脸上浮现出几分笑意说：“你喜欢学历史？”
“在家时看过一些历史演义之类的书籍！”
“这文章是你刚写的？”
“是我开学前在原单位写的。”
先生点点头，浑厚而平和地告诉我，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你还年轻，只要刻苦学习，悉心钻研，一定会不断进步的。接着，又聊了聊一些学习方法。叙话间，我得知这学期他将担任我们班的写作课老师。
临别时先生说，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他谈，办公室、家里都可以。
望着从深度近视镜后面投过来的智慧的目光，我的内心满是温暖，那种乡村人的自卑悄然隐去。送他出了宿舍楼，望着文质彬彬的背影，如一尊雕塑，镌刻在我的心底。
入学教育很快结束，一切步入正轨。不久，我就有机会聆听他对全班写作作业的讲评。令我意外的是，他不仅在我作为作业上交的那篇论秦末农民战争的文章上写下了“读书面宽，引用资料丰富。今后，可多看些理论”的批语，而且在讲评时特地褒扬了我的勤学善思。而我深知，先生在批语中指出的，正是我的弱项。回到宿舍，我翻看了老师给学兄田正利文章的批语，最惹我眼的是“理论分析深刻”几个字。一盏灯拨亮一颗心，一整个夏天，我用每月从4.5元的津贴和省下的饭费，购买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并且按照先生的提示和正利兄的启发，重点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著作，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的钻研，为我日后历史研究和历史题材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理论根底，可以说受益终生。
“讲论参同深到骨，停腾姹女立成银。”从此，先生坐落在大学新村那套两室一厅的家常常成为师生谈学论书的所在，我会时不时约上来自西府的白宗孝、郑淮林或者来自长安的田学兄登门聆教。他循循善诱的讲说，总是在我们面前展开一道道“天光云影暂徘徊”的知识新境；他巧指迷津的点拨，总是驱散我们眼前的疑云迷雾，带来柳暗花明的喜悦。是大一下学期的一天，先生忽然让人捎来一个字条，要我去他家里。刚刚落座，他就从身后的书架上拿出一个十六开大，已显陈旧的笔记本说，这是他早年读柳宗元的一些读书笔记，年深日久，有些地方因水渍而变得模糊不清，有些因为虫蛀而断句缺字，你能不能利用课余时间修补整理一下。恰好此前，我在校图书馆阅览室读过先生几年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关于柳宗元的研究文章，有此机会追溯他的学术足迹，自是喜不自胜，更读懂了他嘱托背后的深意，是要借机向我传授思想史的治学方法。果然，一个月后，当我向他送还修补好的笔记本时，他一边翻看，一边问了许多问题。接着，便拿出一篇打印的古文，要我根据自己的读解为文章断句标点。说对史料的解读、训诂和注释，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功夫。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我的求索的心芽，就这样在他的引导下破土而出，抽枝吐叶，悄悄地开放出一颗颗待放的蓓蕾。
“学召源流远，仁随大小施”，是宋人陈宓召唤学生赴任的诗句。那是“学而优则仕”理念下的举止。张先生则寄希望于他的学生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弘扬和光大中华传统文化。记得是在1973年的春季，西安机场驻军政治部邀请张岂之先生为营以上干部做一次关于孔子人生的报告，他因为有另外一场约定腾不开身，于是要我代他前往。我此前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不免心生胆怯，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在他家既做餐厅，又做客厅的小房间，他鼓励我打消顾虑，大胆前往。在准备报告的那几天，我虽然笔在纸上走游，然而，内心仍不踏实。未料出发那一天，当我忐忑不安地走到部队来接的吉普车前时，却看到了年轻的张永禄老师。他笑着说，张老师怕你怯场，让我给你做后盾呢。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为这绵绵的师生情，为他拳拳的良师心，为张永禄老师鼓励的目光。三个多小时过去，当军官们起立鼓掌时，我终于如释负重地舒了一口气。过了些日子，先生向我传话说：“你那次报告不错，上上下下都比较满意。万事开头难，只要闯过去，以后就适应了。”
欧阳修在他的《诲学说》中强调：“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这里的“器”乃是指经过老师教诲之后，学生所具备的综合素质；这里的“道”既包括为学之道，也包括为人之道。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张先生固然十分关注我们学业的精进，然而，更关注我们人品的修为。记得是在1974七月，有一天，先生托人稍话让我去他家里，说复刊后的《文物》杂志约他写一篇关于王阳明心学的文章，他太忙，希望我以学生的名义完成。那些日子，我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将王阳明的《传习录》通读了一遍，记了不少读书笔记，并顺应当时形势写了一篇《主观唯心主义的修身术——读王阳明<传习录>》，先私下拿给教哲学的老师看，他以为以哲学为立论基点的思路是对的，然后，才向张老师交了卷。之后，便卷入全班酝酿要到孔子家乡批孔的争论中q去了。转眼到了11月，是一个落雪的日子，同窗从校门口的邮电所回来，说邮电所门口的黑板上贴着有我邮件的提示。我当时放下手中的书，一路奔到校门口。果然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邮包。迫不及待地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11本新出的《文物》杂志，豆绿色的封面，古朴的刊名题字。及至打开内文，看到我的手写的文字终于变成铅字，那种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虽然那时候已经取消了稿费制度，但我看中的是自己上刊那一份收获。于是，除给自己留下一份样刊后，将其余的都分享给了本班和外系的朋友。然而，就在我陶醉在喜悦之中时，收到先生的纸条，要我去见他。一路上，我憧憬着先生见到我后的喜悦，想象着还会不会有新的文章让我写。孰料他一脸的严肃，开口第一句话却是现在看来，你那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接着，就批评我为一孔之得的沾沾自喜，说这点小成绩就忘乎所以，必然故步自封，还能成得了什么大事？离开先生的家下楼时，22岁的我脚步分外沉重。如果说，先生的谆谆教诲，于我学问道路上燃起一盏思想和智慧的明灯，那么，他对于我狂枝疯叶的砍斫修剪，则于我人生旅途上培养出一种“五维养心、四律强身”的修为自觉，一种“反之求诸己”的内省精神，使我在之后漫长的五十个春秋寒暑中，低调做人，不敢有丝毫的放纵和造次。
岁月悠悠，忘不了分配方案公布的前一天，先生在大学新村的家中设便宴邀聚，举杯话别中，相约将来有了机会，要编纂一部全新的《中国哲学史》。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然而，它是一种无言的动力，让我们在天各一方的年月里，发愤自厉，攻苦食淡，不曾有丝毫的懈怠。
逝水流年，忘不了那年全国首届研究生招生，先生托田兄带话，召唤我赴考……岁煎人寿，“一篇读罢头飞雪”，我们老了，而你就这个“滂沱汗似铄，微靡风如汤”的七月运行了。
不！你没有远走，您就在秦岭山巅屹立，看眼前“万木峥嵘”，“千帆涌流”；看老骥新骐，奔向诗与远方……
你没有走远，就在通往思想巅峰的陡峭山路旁屹立，听群凤争鸣，看百花竞艳，分享学术春天的姹紫嫣红……
你的微笑永远，精神的火炬永远……
2026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