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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夜 饺 子 的 记 忆

尹善普

掐指算来，中国人真正能吃饱饭的日子，不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往前数千百年，寻常百姓终年果腹不易，年夜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如今过年吃饺子，早已稀松平常，年轻人甚至不愿多碰。我吃了六十多年的年夜饺子，荤素百味都尝过，可刻在心底、记一辈子的，还是早年那几顿寒酸又滚烫的饺子。

我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还有历史问题，早逝。我与他从未谋面。于我而言，“父亲”二字只是一个陌生的词。我们一家从东北被遣返山东胶东原籍，我从出生到十八岁，所有年节都在老家度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胶东农村格外艰难：人多地少，亩产微薄，七八成交公粮，按工分分到的口粮少得可怜。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工分微薄，口粮更是少之又少。一年三百六十四天，粗粮野菜、瓜菜代粮都能将就，唯有大年三十，一定要吃顿细粮、吃顿白面。

我年少不懂事，口无遮拦，跟母亲说：“邻居王大福家，过年也吃粗粮，吃不起白面。”母亲立刻沉下脸：“别胡说，新社会不能说这话，咱们不能给社会抹黑。”可我说的是实话。王大福家日子本比我们宽裕，年年都能领到大队补助——他总让两个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年根儿就领着去书记、队长家要粮要钱。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补助到手，他到小卖部买饼干、打酒，任凭孩子饿得直哭也不管，真到过年，连白面饺子都吃不上。母亲听说后，连夜端了一碗白面猪肉馅饺子送过去。村里老人劝：“过年饺子不能送人，会送走财气福气。”母亲只说：“大福家小芳比我小儿子还小一岁，过年不吃顿白面饺子，我心里过不去。”行善事，她从不计较这些忌讳。

 一九六四年，我五岁。年三十上午，父亲生前的工友张舅骑车来看我们。张舅一米八五的个子，耳背眼花，从东北探亲回来，特意绕路看望我们孤儿寡母。他带来一小袋白面（约莫二斤多）、一小块猪肉，还有两罐水果罐头。我和哥哥姐姐眼睛直勾勾盯着罐头——那是稀罕物，母亲定然舍不得自己吃，多半要转送给姥姥姥爷。母亲又惊又喜，拉着张舅说不完的话，当即和面，要留他吃顿饺子，提前把年过了。面和好了，母亲边剁馅边叙旧，耽搁久了，面竟发起了。再没有多余白面重和，用张舅刚送来的新面再和，又实在难为情。母亲咬咬牙，就用发面包了饺子。下锅一煮，尽数破皮烂馅，成了一锅糊糊。母亲当场僵住，腿一软瘫在地上，原本红润的脸瞬间惨白，几乎背过气去。

张舅连声宽慰：“没事没事，就当喝饺子粥，黏糊糊的，也暖和。”

张舅走后，母亲大病一场。那个年，全家都过得凄惶。

我从小以为，没爹的家才难。可六七十年代的胶东，有爹的人家也大多捉襟见肘，过年能吃上白面猪肉白菜馅饺子，已是顶好的光景，不少人家连这顿都吃不上。

村里有个男孩叫“小九一”，九月一日生，便得了这个名。他比我大五岁，论辈分我得叫他叔。我一直好奇村里流传的话：“小九一过年吃饺子，是拼了命的。”一日在供销社门口撞见他，看他心情好，我壮着胆子问：“九一叔，问你个事，你别恼。”“你问。”“听说你过年吃饺子拼命，是真的吗？”他坦然道：“那可不真的！一年就这一顿白面猪肉馅，不拼命吃？”“最多一次吃多少？”“前年吃了六十三个。”我追问：“不撑得慌？睡得着吗？”他叹道：“怎么不难受！一晚上跑了二十多里地，半道还吐了，心疼坏了——那可是白面、那可是猪肉啊！”说罢仍一脸惋惜。我听得心头一紧：被撑得死去活来，究竟是什么滋味？怕是比饿着更难熬。

闲聊中，“小九一”讲了一件少有人知的往事：他三叔，就是过年吃饺子撑死的。

那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刚成立，牲畜归集体饲养。年前公社干部要来检查，队里怕牲口太瘦挨批，饲养员半夜给牛喂豆饼。牛贪食，饮水又多，接连撑死好几头。队长检讨过后，把死牛分给社员过年，折价从工分里扣。社员们依旧欢天喜地——终于能吃上牛肉馅水饺了。

 “小九一”的三叔那年七十五岁，一辈子头一回吃上牛肉馅白面饺子。老人牙口不好，一口气吃了二十多个，突然从凳子上仰倒在地。儿子从他嘴里抠出三个肉丸，舍不得扔，洗了洗自己吃了。老人终究没救过来。当年形势紧，不敢说是吃饺子噎死，只对外说旧病复发。这事，村里没几个人知道。

我声音发颤地劝：“九一叔，以后别吃那么多了。”

他笑笑：“等日子好了，我也不用拼命吃了。说不定将来平常也能吃上饺子，不用等过年。”

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我回东北参加工作，离开家乡已五十年。不知“小九一”叔如今过得怎样。我总想托人捎句话：现在日子天天像过年，饺子管够，再也不用拼了命去吃那一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