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淮舟:曾任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组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7年11月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旧城村。童年是在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火中度过。1951年初在家乡小学毕业，插班考入省城保定一中，开始爱好文学，练习写作。1956年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相继在天津文联、铁道兵、解放军艺术学院从事文学编辑、创作、评论和教学工作。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不容进犯》《绿的田园红的血》、散文集《彩云》《农村絮语》、诗集《乡情》等计四十余部。
史笔文心显现的美学张力
李武兵
我到过塔河，在这里小住过三天，读淮舟老师的这篇散文就格外有亲切感。《塔河小记》以“小记”之笔，写就大兴安岭开发史的宏大叙事，是一篇兼具“史笔”与“文心”的散文佳作。文本以副师长老孙为核心叙事锚点，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用细腻的生活化细节，为铁道兵群体塑起一座精神浮雕，尽显散文“以小见大”的美学张力。
从叙事结构看，作者采用“双线并行”的技法：明线是“我”与老孙的交往，从加格达奇的初识，到塔河同行的见闻，再到老孙深夜奔赴工地的收尾，情节连贯且充满生活质感；暗线则是塔河从荒僻野地到林区重镇的变迁，以及老孙从十二岁小通信员到工程副师长的成长史。两条线索相互交织，让“人”的故事与“地”的变迁互为注解，使散文既有个体情感的温度，又有时代历史的厚度。
文本的人物塑造堪称精妙，作者摒弃了传统叙事中“高大全”的英雄范式，以“多面镜”式的刻画，让老孙的形象立体鲜活。他既有冀中汉子的粗犷果断，十二岁投奔八路军、解放战争中纵马杀敌的经历，尽显军人的勇武；又有藏在暴躁脾气下的细腻与柔软——养金钟花以陶冶性情，观察河冰破裂的声音差异，谈论孙犁作品时的亲切，这些细节让人物跳出“革命符号”的桎梏，回归到有血有肉的“人”本身。尤其是陵园落泪、深夜奔赴工地的情节，将他对战友的深情、对工作的责任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触摸到英雄底色下的平凡与真实。
在语言风格上，作者以质朴平实的笔触，营造出兼具诗意与力量的审美意境。写塔河的荒凉，用“七十一”条街、“九十四”座楼的戏谑说法，充满生活趣味；写呼玛河大桥的修建，“战士在冰洞中作业，连呼吸都很困难”的白描，尽显建设者的艰辛；而老孙那句“养一盆花，就好像留住了春天”，则将北国寒地的精神渴求化为诗意表达，让冰冷的冻土之上，生出温暖的人文光辉。
《塔河小记》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一段林区开发的历史，更在于以文学的方式，为平凡的建设者立传。它让我们看到，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默默奉献的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有情感、有温度的个体。这种“以人带史”的叙事方式，让散文超越了简单的纪实，成为连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精神纽带。
【铁兵纪事】
塔河小记
冉淮舟
塔河，是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城，就在塔河流入呼玛河的地方。城市与河流同名，在这里是常见的现象。在加格达奇就听老孙讲过，塔河的变化和发展。老孙现在是铁道兵一名负责工程的副师长，1964年，他担任作训科副科长，带着一个小分队首先来到塔河。他高高的个子，很威武。一听说话，就知道他是冀中人。果然，他是河间人，我们的村庄相距只有七十里路。一扯到老乡，谈话就更随便，也更亲切了。他从小没有了父母，给姨母家放牛。1940年中秋节，他不能忍受姨母一家的虐待，一气之下，跑出来投奔了八路军，当一名通信员。那一年他十二岁。他的战斗生涯，使我更加敬佩，那样小的年纪，就转战在家乡冀中一带了。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一名骑兵中队长，他曾经在张家口和赤峰一带冲杀敌人。他说话果断，办事痛快，只是他的脾气有些暴躁。在他的办公室，向阳的窗台上，有一盆金钟花，正在盛开的红色的花朵，倒挂着，像是一个个小钟。我赞美花长得好，他笑了，流露出一种天真和稚气。原来就是因为他的脾气暴躁，有时会给工作带来损失，他听别人说，养花能陶冶人的性情，他就想试一试看。他用一种自我检讨的口气说：
“这盆金钟花养得倒是不错，不过我的暴躁脾气可还没有改好。难道真的就像俗话所说，人的秉性难移吗？对于克服自身的缺点，我还没有丧失信心。至少，一想到这盆花，就尽量克制一下自己的坏毛病。另外，这里冬天要比春天长，养一盆花，就好像留住了春天啊！”
听了老孙这后一句话，我心里不由得一动，真没想到，他这个性格粗犷的副师长，竟然还这么抒情，这么富有诗意。
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很多地图，其中有张是大兴安岭地区的。谈话间，每当我问到某一个地方，距离另一个地方有多远，他只是用眼一扫，立即就把公里数说出来。这使我感到很惊异。后来有人告诉我，老孙在抗美援朝期间，是一名出色的作战参谋，他根据比例尺，用眼一看，就能准确地说出地图上各个标志间的距离，那是很受司令部首长赞赏的。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老孙讲述了他1964年，带着小分队到塔河的情景。他很风趣地说：
“那时的塔河，‘七十一’条街，‘九十四’座楼啊！”
他看我一怔，便又笑着解释说：
“所谓‘七十一’条街，‘九十四’座楼，实际的意思是：其实一条街，就是四座楼。那一条街，不过是一条杂草丛生，坎坷不平的路；四座楼全都是空架子，连顶也还没有封起来。那还是在1958年，商业部门配合林业的开发，从嫩江先到黑河，再沿黑龙江上来，到这里设点，终于因为没有铁路直通这里，交通不便，再加上1958年以后，经济上出现的困难，最后还是没有站住脚，又退出去了。我们到塔河的时候，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所谓披荆斩棘，我可是体会到了：要在树木和杂草中砍出一条胡同，遇到河流，就架一个便桥。如今你坐火车去看看吧，塔河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林区小城了。”
因为工作，老孙也要到塔河去。和他同行，这对我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塔河这个林区小城，主要由四个单位构成：林业局、铁路部门、负责林区公路建设的筑路总队和铁道兵的一个指挥机关。附近林场生产的木材，都要在这里集结，然后通过铁路运出去。为了进一步开发塔河东部地区的森林资源，以及加强北疆国防力量，这里正在修建一条铁路支线，老孙就是为了指挥这条新线的施工来塔河的。他向我表示歉意，说白天没时间陪我参观，但一早一晚还是可以的。
这里天亮得很早，五点钟我们就都起来了，老孙说要陪我去塔河烈士陵园看一看。当汽车经过当年的“七十一”条街时，老孙叫司机把车速放慢一些，给我介绍着：“九十四”座楼中有两座已经重新翻盖，另外两座也大修过了。除此之外，自然又有了很多新的建筑。
陵园坐落在塔河北山，这里葬埋着五十多名烈士，他们是在1964年全面开发大兴安岭以来，为修建这里的铁路而英勇献身的铁道兵指战员。老孙在向我讲述烈士们的事迹时，他那本来洪亮的声音，一时变得很低沉，眼睛也潮湿了，泪水在眼眶里滚动着，仿佛就要滴落下来。他特别向我介绍了烈士傅铁虎同志：1968年修建呼玛河铁路大桥时，一场山洪冲了材料场，也把一些战士卷进洪水里。傅铁虎为了抢救战友，奋不顾身地从刚刚建起的大桥栏杆上跳下去，先后救上两名，在救第三名的时候，过度劳累，牺牲在呼玛河上。
我们在陵园停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被烈士们的献身精神激动着。那一天，我的心情一直也没有平静下来。
也是这天，吃过晚饭，老孙约我去看呼玛河铁路大桥。大桥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是踏着地上的积雪走去的。大桥长四百七十五米，很是雄伟壮观。1965年冬季，铁道兵修桥部队决定抢建大桥的基础，趁着呼玛河结冰的季节，采用冻结法开挖基坑。有的基坑，要挖十几米才能到岩石层，战士在冰洞中作业，连呼吸都很困难。大桥终于建成了。
在我和老孙的接触中，我感到，他的思想，好像很愿意回到过去的年代。谈话中也流露：他作为一个幸存者，看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心里是多么焦急。过去的出生人死，还不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吗？看到现实中出现的种种困难，他的心情难免沉重。这样的谈话很难继续，我们谁也没有多说。
但老孙毕竟是一个乐观的人，也许是他想让我的心情轻松一些，忽然问我：
“听见了吗？”
我一时不知道他是指什么，怔住了。于是，他用手指一指桥下，从那里传来了嘎嘣嘎嘣的声音。他说：
“这是呼玛河冰开始破裂了，说明很快就要开河。这里河冰破裂，和我们家乡河冰破裂的声音不同，这里的声音粗，也响，我们那里河冰破裂的声音细碎。我们冀中著名作家孙犁同志，他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过家乡河冰破裂的声音，和这里不一样。他的小说我读过，很亲切。”
没想到老孙对事物的观察竟然这么细致，使我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这时我们已经走过了大桥，从河岸上又传来了哗啦哗啦的声音，很轻，静悄悄的，那是白天融化的雪水还在流动。老孙说：
“这是春天在歌唱。这是春天来到了。住在寒区的人，是很盼望春天的，百花盛开，人心愉快。”
他和我谈论着春天，回到了住的地方。
本来第二天早晨，老孙说再领我到车站储木场看看，那里有大量木材等待编组，运往全国各地。可是他没有来招呼我。吃早饭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一打听，才知道昨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新建支线无名桥开挖基坑，设计图纸上是四米深，已经挖到五米，还没有到岩石层，下面是流沙。显然，设计所根据的地质资料有问题。老孙听说后，开始还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发火，可是一放下电话，暴躁脾气就又发作起来了，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线路上出了这样的问题，他很恼火：这是对国家很不负责任的表现，难道能这样干社会主义吗？他再也睡不下去，他不能等到天亮，就连夜奔往无名桥工地。因为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和我告别一声。也许，他看到我睡了，不想惊醒我；也许，是怕我知道了这些事，心里不愉快，像他一样，再也睡不好觉。
那天，我一直很担心，老孙到了无名桥工地，是不是还发脾气。
在这个时候，他还能不能记起，他那盆盛开着的金钟花呢？
1980年4月22日于西林吉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