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论《红楼梦》中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五大才子书”综合比较研究系列之廿三
李千树
一、引言
贾宝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他衔玉而生，锦衣玉食，却厌恶功名，痛斥“禄蠹”；他身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却对父亲所代表的全部价值体系嗤之以鼻。在传统眼光中，他是“于国于家无望”的“不肖子孙”；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他却与奥涅金、毕巧林等“多余人”形象遥相呼应，成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文学纽带。
然而，无论褒贬，要真正理解贾宝玉，必须回到曹雪芹的立意与发心，回到十八世纪中国的时代土壤，回到文本自身。唯其如此，才能还贾宝玉以真实和本来面目。
二、整体面貌与细节真实
贾宝玉的首次出场，曹雪芹用了极富匠心的“出场定型”法。在黛玉眼中，他“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冠、褂、袄、裤、靴、玉齐全，一派贵族公子的气派。然而紧接着的两首《西江月》，却以“似贬实褒、寓褒于贬”的方式，全面概括了他的“不合时宜”——“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外在的华美与内在的叛逆，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巨大的张力。
若止于此，贾宝玉不过是又一个扁平化的叛逆者。但曹雪芹“造人”的功夫堪比女娲——他用笔墨不断给这个人物增添人性的维度。宝玉有“浑不吝”的一面，也有细心体贴的一面；有痴情的一面，也有自私懦弱的一面。他“爱博而心劳”，对黛玉、宝钗、晴雯、袭人、平儿、香菱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女性，持有各不相同的情感与态度。这种多层次、多侧面的刻画，使贾宝玉从“人设”走向了“人物”，从类型走向了典型。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宝玉的“游离”。每逢过年过节、庆生筵宴等热闹场合，他经常独自逃避。第十六回元春封妃，合家欢庆，他却“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心里只惦记着秦钟的病；第四十三回凤姐生日，他一大早就偷出城去祭祀金钏儿；第五十四回元宵夜宴，众人看戏正酣，他却悄然离席。这种游离，既是青春期心理的表现，也是虚无感的驱使——那个游历了人世、体验了繁华与冷落的神瑛侍者，仿佛已然勘破红尘，想要返回自己的前生。宝玉和黛玉，一个经常离去，一个不肯进去，说到底，他俩都不是真正的红尘中人。
三、曹雪芹的立意与塑造
曹雪芹为什么要塑造贾宝玉？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他的创作意图。
《红楼梦》有着强烈的自传性质。曹雪芹“生于繁华，终于沦落”，亲身经历了从贵族子弟到落魄文人的巨大落差。他在“十年辛苦”中塑造的贾宝玉，凝聚着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毕生心血和全部理想。然而，曹雪芹与贾宝玉之间并非简单的“自寓”关系。曹雪芹本人没有出家，他过着传统所谓“落魄”文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曹雪芹“不如”他自己创造的人物：他给了贾宝玉一条自己没能走、也不敢走的路。
曹雪芹塑造贾宝玉的方法，是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的。具体而言，至少可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
神话维度。 贾宝玉的前世是太虚幻境中的神瑛侍者，口中衔着的通灵宝玉则是女娲补天弃而未用的顽石。“补天”之石而终未能补天——这一神话设定从一开始就暗示了人物的宿命：他本有济世之才，却因“无材”而被弃，最终只能“于国于家无望”。
现实维度。 贾宝玉生活在荣国府这个儒家礼法精心编织的世界里。此处价值坐标清晰而坚硬：男子当以科举功名为毕生追求，婚姻应服务家族利益，情感必须服从礼教规范。宝玉偏以其“痴”“傻”“怪”来抗拒这套价值体系。他痛斥“文死谏、武死战”为沽名钓誉；他厌恶八股取士，称之为“饵名钓禄之阶”；他拒绝“仕途经济”，将热衷此道者称为“禄蠹”。他的叛逆并非简单的少年意气，而是对整套封建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疑。
哲学维度。 曹雪芹在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提出了“正邪两赋”论——贾宝玉正是“正邪二气所赋”之人。“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这种“正邪两赋”的人格，使他既非大仁者，又非大恶者，而是一个无法被任何既定范畴所容纳的矛盾集合体。在精神资源上，宝玉更多地汲取了庄禅文化的养分。第二十一回读《南华经》，他乘兴作续，所谓“绝圣弃知”“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回归自然”“保全真性”。这种以“保全真性”为人生理想的态度，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
神话、现实、哲学三重维度的交织，使贾宝玉既是一个具体可感的人，又是一个承载着深刻思想内涵的符号——这正是曹雪芹塑造这一形象的高明之处。
四、地位与作用
贾宝玉在《红楼梦》中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王昆仑先生说：“他是贾府的命脉，是恋爱故事的中心，也是人生哲学的说教者。”他是“贯穿全书的轴心人物和当然主人公”——这一评价准确地概括了他在书中的三重作用。
结构作用。 贾宝玉是连接所有人的枢纽。整个贾府的人物关系、情节推进，几乎都以他为中心展开。他与黛玉的木石前盟、与宝钗的金玉良缘，构成了全书爱情婚姻悲剧的主线。他的视角也是读者进入大观园的主要通道。
思想作用。 贾宝玉是曹雪芹思想的代言者。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不是曹雪芹闲笔，而是全书“大旨谈情”的核心表达。他以“情”抗“理”，构建了一套超越封建伦理的价值体系。他的存在，使《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世情小说，更是一部“人生哲学”之作。
悲剧作用。 贾宝玉的悲剧是多重的。他追求自由，却始终被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他渴望保全真性，却眼睁睁看着大观园中的女儿们一个个凋零；他试图以“情”超越“理”，最终却发现“情”本身也无法逃脱毁灭的命运。贾宝玉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无论他是唯唯诺诺、顺应潮流，还是愤世嫉俗、离经叛道，其结果都是悲剧”。
五、结局与当代启示
贾宝玉的结局是出家。从“神瑛侍者”到“贾宝玉”再到“情僧”——这条道路看似突兀，实则是他精神发展的必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出家”并非单纯的消极避世。从文本看，他在出家前参加了科举考试——这并非对仕途的妥协，而是对养育之恩的最后报答。这一细节意味深长：即便在决意离去的时刻，宝玉仍保持着对“情”的坚守——他要还完所有的债，才肯彻底放手。这恰如他前世作为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绛珠仙草，此一世便是来“还泪”的——来、去、欠、还，皆有因果。
今天，人们常将贾宝玉与“躺平”一代相类比。这种类比有合理之处，也有值得辨析的地方。
合理之处在于：贾宝玉确实拒绝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科举、仕途、功名，他“不爱读《四书》这样用于科举考试的正经书”，宁可被父亲打得半死，也不肯走那条被规定好的路。在这一点上，他与今天那些拒绝“内卷”、拒绝被单一成功标准所定义的年轻人，有着精神上的相通。他对“有用性”的否定，对“人为何而活”的追问，暗合了现代人对工具理性的反思。
但二者之间也有根本的不同。宝玉的“躺平”是建立在贾府经济特权之上的——他“富贵不知乐业”，有贾母的庇护，有大观园的温柔乡。一旦家族崩塌，他便“贫穷难耐凄凉”。“清醒却无能”是他的困境——他看透了体制的虚伪，却找不到超越体制的道路。这正是曹雪芹赋予这个人物的深刻悲剧性：他既不能“补天”，也无法自救。
今天“躺平”的一代，面临的处境与贾宝玉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都面对一个将人工具化、单一化的价值体系，都感受到精神追求与生存压力之间的撕裂。不同的是：今天的年轻人拥有远比贾宝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可能性——不必像他那样，只有在“入仕”与“出家”之间二择其一。
贾宝玉的人生给今天的启示，不在于效仿他的“躺平”或出家，而在于学习他的清醒与真诚：不被世俗的功利观念和虚伪道德所束缚；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对自己内心的忠诚；在被迫参与游戏的同时，始终记得游戏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人生。正如有论者所言，我们不必像宝玉一样遁入空门，但可以保留一点自己的“精神自留地”——不必事事追求“成功”，不必被世俗的标准绑架，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六、小结
贾宝玉是一个“圆形人物”——他复杂、矛盾、难以被任何单一标签所概括。他是封建家族的逆子，也是至情至性的痴人；他是“于国于家无望”的废物，也是追问“人为何而活”的先知；他是“零余者”与“局外人”的先驱，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
曹雪芹用“十年辛苦”，以神话、现实、哲学三重维度，塑造了这个“正邪两赋”的矛盾集合体。他凝聚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全部理想，承载了“大旨谈情”的书旨，也映照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红楼梦》的伟大，在于它容纳了万千矛盾、写尽了人性百态。而贾宝玉，正是这万千矛盾最集中的化身。五百年来，无数读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不甘、自己的挣扎、自己的清醒与无能。这或许就是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最根本的秘密：他不是正确答案，而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提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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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杜峦洲. 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例，看《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塑造[R]. 正定红楼梦讲堂, 2025-01-11.
2026年7月23日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