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社会小故事1）

王忠珍

南方湘桂川渝一带民间自古流传一句老谚语：“崽卖爷田不心疼”，即儿子卖了父亲的田，不惜其父创业难。

1934年红军广昌保卫战惨败，痛失大片根据地。彭德怀痛斥博古、李德教条主义瞎指挥也用了这句谚语。

无独有偶，清未至民国时，在我们车桥东乡高舍村有一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故事，用《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话说：“我讲的是真实事”。

高舍村有个王殿忠（化名），祖代赤贫，早年在没田没地情况下，夙兴夜寐，耕凿自励，积累钱财，逐年买田成为小地主。

他每每看到太仓黄百万后人、曹甸郝玉廷父亲到我们这边收租，那种风光，不胜歆羡，心痒痒的，有时和他老娘说：“等我买了田也做个地 主。”老娘瞪眼瞅瞅他：“儿子你做梦啊，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他父母只当他痴人说梦。不过王殿忠天生倔犟，踵事增华，心想我是七尺男儿，为什么不能成为地主呢？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车桥东乡有句俗语：“万年穷就怕死苦（干）”。好歹他家中原有几分薄田，夫妻俩早早晚晚就在这薄地里“刨金”。

“地是黄金板，人勤地不懒”，从土里刨食，也就把一个儿子两女儿和老父母养活。

晚清时代的高舍村荡滩边有大遍荒滩，只要你有劲垦植，政府不收新开荡滩地植粮税，还积极鼓励荡滩边民众垦荒种田。王殿忠一边开荒种地，一边下湖荡捕鱼摸虾，那个时代射阳湖边的绿草荡里鱼虾取之不尽，售之不竭。他置办了各种渔猎工具，捕来鱼虾，自家吃小的，余者让忠大妈到曹甸、车桥、陈河集市售卖或换粮，虽然售卖所得钱粮甚寡，但聚沙成塔，忠大爷节俭成癖。等两个女儿八九岁时，他又养了百只产蛋鸭，让儿子女儿下荡放养产蛋卖钱。当年高舎荡边地广人稀，一个庄子七八户而已。荡滩里遍地蒲草芦苇，且这些蒲草滩基本上无主，他割了柴蒲晒干，用船顺着涧河从车桥卖到淮城。

开荒垦田，取鱼捞虾，售卖柴蒲，种田养鸭.....这些农民能为的事，他全干了，而当地农民吃不了苦的不干的难事，他也揽着干。村西荡滩被他垦植了十多亩庄稼田，村东荡滩沼泽浅水滩，他取土垒圩（当地称扛地），一日两，两日三，经年累月东荡滩也被他垒成东一块西一块土圩子，可以种植麦子。

（我研究过明清政府鼓励移民在苏北荡滩边垦植史，在黄海射阳湖边民众开荒屯田，有适当的惠民措施，其实从唐代就有地方官吏驱逐荡边民众屯田史记载。

我们高舍村许多村庄明清时初期也只是一个个露出湖滩的土墩子，后被移民以家族为团体在各个墩子周边取土垒墩子作屋基地，起初也仅仅像原始人族群搭个草蓬，能遮风避雨即为居家。我细心考察过，高舍村16个生产队特别是南边1至8队所有村庄都是各自为独立庄子，每一个村庄基本上都是同姓同族一个大家庭。庄子四周都有沟河围绕，显然是当年移民取土垒墩成屋基地后形成的沟河，而且这段历史最迟不超二百五十年）。

王殿忠的荡滩垦荒和挖土垒圩，就像高舍祖先的同一行为。

王殿忠像愚公那样蚂蚁搬家式挖田不停，扛（垒）圩不止。日月如梭，转眼殿忠三十五六歲，他拼命在黑土地里做文章，加之捕鱼捉虾，贩卖柴蒲草，养鸭产蛋.....手里逐渐积累了钱财。他开始买田，十几年后，他买了几十亩农田，留二三亩自种，余者全部租出，这不成了小地主了吗？！

转眼进入民国，他的心窝堂永填不满，从小地主就想变大点的地主。凭他这点资本想成为像绿草荡东的太仓黄家、荡南的曹甸郝家那样赫赫有名的大地主谈何容易。他循着勤俭致富、勤劳致富这条路死磕到底。父母故世后，还有五口人吃饭，他总觉得多一张嘴吃饭，多一份开资。钱、粮是他身上“肉”。他在高舍村是出了名的抠门，吝啬到活像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郎台》里的老葛朗台。过日子能省就省，省一块铜钱都聚起来继续买田。他家午饭最多在大麦彩子里加点米，中餐佐菜永远是烧青菜豆腐，或饭锅头上黄豆酱燉豆腐。过年过节买上斤把肉，但小鱼虾不断。三个孩子常和他吵：“天天吃白菜豆腐，就不能买点别的吃吗？”他两眼一瞪，筷子朝桌上猛一扑，厉声道：“小子，你看看邻居有几家中午吃到大米夹彩子饭的？有几家买豆腐吃的？古话：‘鱼生痰，肉生火，青菜豆腐保平安。’把你们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还吱牙咧嘴的呢！告诉你们，我家屋山头那一块几厘屋基地人家就是不肯卖，硬是用‘袁大头’（铸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洋）一块块铺满地人家才卖给我。你们不当家，不知财米贵。”随着岁月增加，他买田的心思愈加强烈，于是千方百计节俭，比如，明天要去亲戚家了，头天晚饭只炒点黄豆全家人吃吃，饿了肚子明天到亲戚家填饱，夏天长黄瓜多，早上他到陈河街上买些朝牌（似今日烧饼），中午每人一根黄瓜，一块朝牌当了午饭。

王殿忠40多岁后，最让他闹心的是这儿子王来强（化名），他知道儿子是他的田产继承人，没有儿子守业他的田白买。

他做梦都想王来强有立业成家的本领，那要读书，偏偏这个儿子不爱读书，在皮玩名堂上样样都精，就差没梯子上天。十来岁时把他送到当地私塾里读书：开蒙老师教《三字经》、《百家姓》、他油嘴滑舌，编顺口溜一等天才：“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越打爹爹越不念，爹爹只管把钱你，你管爹爹念不念？”读《百家姓》他说：“赵钱孙李、先生没腿；周吴郑王、先生没床！”......没多日这位塾师到他家说：“你的儿子天生不是念书的料，我不教他了，您另请高明吧”。到王来强娶亲生子后，殿忠已近60岁，已有99亩田了，但疾病缠身，看看日薄西山，他还是抓紧时间托亲拜友买田，为一顷田（100）奋斗。王殿忠以为自己大限已到，一天他把儿子叫到身旁苦口婆心的和他上一堂课：“儿啊，老子一辈子就在买田买地上盘算，我从小做过人家小伙计，到成为高舍村小地主，虽不能和太仓黄家，曹甸郝家比，总而言之，大小也算个地主了，也给祖上争光了。你不读书也就算了，有田收租，也够你们娘儿们过日子了。老子有一件死不瞑目的事：一辈子没买足一顷（100亩）田，只差一亩，我死后，你千千万万、万万千千要为老子挣口气，再补买一亩田，补足一顷，这样我在天堂会保佑你们富贵百年。几年后，王殿忠撒手人寰，我估摸他到另一世界还要积钱买地，古语云：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笑）。

王殿忠走了，儿子王来强快活得上天，从此成了“没笼头的马”。两个妹妹早已婚嫁外出，妹婿家也还殷实，他妹妹在娘家没过一天富贵日子，但由于地主名份，当年讲究“门当户对”，王殿忠两个亲家都是富庶之家。老子的99亩田到了儿子王来强手里，两个女儿什么光也没沾到，本来“把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水”，况且人家婆家也不在乎这边田产。

有这九十九亩田，王来强如鱼得水，早把老子的话抛到瓜哇国去了，他对老娘、妻子说：“老头子在世，一年360日老是青菜豆腐，把人‘痨’死了，我现在当家要过富贵日子，说一千道一万，我家也是个小地主，吃好穿好玩好，不枉来到人世间一趟。

70多岁的老娘气得捶胸顿足， 骂他是不争气的浪子，说出这种浑球话。王来强说：“老娘啊，你只管有吃有喝就行，不要多管闲事，再管，你气死活该！”

王来强开始了放荡不羁吃喝玩乐的日子，三天喝酒，两天赌钱，狐朋狗友一大趟，吃喝玩乐钱全是王来强的，王来强的钱哪来的？卖田啦，田是死的，人是活的，这田不卖，靠收点薄租哪够王来强花天酒地开支的。他说：“钱再多，不用等于没钱，我家百来亩田不卖钱用，等于没田。何必‘烧饼枕头饿死人呢？’”这王来强非官非吏，非举子秀才，而车桥东乡和共和国同龄的人几乎无人不知高舍村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王来强。旧时去上海南京玩不可能，不过车桥、陈河、曹甸倒是他马脚底下路，哪个饭店什么菜有味，哪个街镇上女人漂亮……他比当地人还熟悉，他家的田被他今年卖二亩，明年卖三亩，年年减少。村上老人叹气说：“唉！创业难，守业更难，王来强这个败家子，卖田吃喝玩乐，他老子虽说是个地主，可一辈子活的不值得，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不过王来强不为富不仁，不做坏事，村里亲朋估旧有个小灾小难他都出手相帮。他有句名言：“人死了钱带不进棺材，用了才是我的钱。”

 日子如白驹过隙，转眼“民主政府”来了，王来强家半亩地都没有了，又成了几十年前他父亲初时老样子一一赤贫。1940年代前后新四军共产党就在车桥东乡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王来强听到，心中窃喜：你打土豪分田地和我王来强没有半毛钱关系了。1946年，淮安第一次土改不彻底，1948年第二次土改，他家成分为贫农，四口人（两个孩子）分得土地8亩。45岁的王来强哈哈大笑，自嘲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是我王来强有眼光，有算计，老头子99亩田不卖的话如今我就是地主分子，‘民主王’即使不杀我，那‘翻身棍’也会把我这个地主分子打得半死。

王来强潇洒地活着，活到98岁高龄离世，这在穷乡僻壤的农村极为罕见，这跟他的心态不无关系。1948年土改时，他对儿子说：“儿子，现在8亩田不能卖了，那是共产党给我们的，你们要听共产党话，好好种田。不要学你老子做‘败家子’。

佛家道：“诸行无常”，万物都无常，根本都在因缘和合上，盛必有衰。人的苦痛来自人的执着，永远拥有不愿接受变化。不要小算盘一天到晚拨的劈劈啪啪响，放正心思过好每一天，谁也无法料定其生如何？其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