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涯的一道“疤痕”
文/刁学刚
许多年过去，箱底的军装依旧凝结着高原风霜，战友们的欢声笑语，仍然在记忆深处回响。激情如火的军营，本是我痴心向往的家园，可主动申请离开部队，却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向组织提出的个人要求。那股莫名其妙的冲动，那种鲁莽荒唐的失态，成了我刻在心头的伤疤。究竟是“洪流”的裹挟，还是内心深处“私〞字的驱使，至今难以言明。
时光回溯到风云激荡的1982年。国家裁军令下，我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冲，面临集体就地转业的命运。一时间军心浮动，“上头喜，下头笑，中间干部哭又闹”──这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便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兵部人员留在京城，农村籍义务兵转为国企职工，人人欢欣；而大批团职及以下的基层干部，因脱下军装就意味着失去转业待遇，纷纷涌向脱军装前的“转业”独木桥。与我同年度入伍的战友，因军龄较短，处于转业劣势，便纷纷自寻门路，其中我的三位同乡好友，就先后调往二炮、山东军区和西藏边陲部队。
不可阻挡的“情绪洪流”，最终击垮了我对军营的坚守。那时我因遭遇车祸与严重眼疾，承蒙组织照顾，已经离开修建青藏铁路的老部队，在咸阳师机关筹建基地做些休养性日常工作。一天下午，得知老部队转业工作启动，我如同着了魔一般，将纪律与体面统统抛至脑后，不顾伤残病体，攀汽车、赶火车，日夜兼程，奔赴青藏高原部队驻地。
次日黄昏，我出现在团政治处主任刘茂轩面前。刘主任虽然表示理解，却面露难色，告知我至少应征得“团长、政委、参谋长、后勤处长”四位领导同意。
执拗的我主意已定，内心只剩一个“豁”字。从刘主任那里出来，我便转身赶往团长高立德住处。那日恰逢周末，高团长正兴致浓郁地与几个人玩牌，我不敢打扰，只得静立一旁等候。洗牌间隙，他突然扭头：“嗯，你怎么从咸阳跑回来了？”
“团长，我想……”
“唉，一看就知道你啥心思。”
“还是团长了解我，请团长……”
“知道了，滚吧滚吧！”
那句“滚吧”，此刻竟然格外悦耳，我如蒙大赦。
随即我去登门参谋长乔宗廉。凭着他与我的老股长交情，再加上平日总唤我“小老弟”的情分，我开门见山，他当即爽快应允。后勤处长及书全更好接触，围绕他所率领的部门荣获全军高原后勤保障现场会典型单位，我曾撰写过多篇报道稿件和相关材料，他自然一口答应。
唯独政委杜中尤的房门紧锁，让我一夜辗转难眠。
清晨，起床号刚响，我便立刻爬起，赶往杜政委住处。室内灯光已亮，透过窗帘看到人影晃动，我心中燃起希望，止步门外等候。
“政委……”门一开，我连忙迎上去。
“不去出操，在这儿干什么？”
“我想转业……”
“难啊！老同志多，你们这个年度的挨不上。”杜政委边说边朝操场走去。
我紧追几步，打起了悲情牌：“政委，您也知道，我自从遭遇车祸，几年来基本上治病养伤，没干啥工作，在部队是个累赘……”
“噢，是特殊点，看情况吧，先安心工作。”
“谢谢政委理解，我明天就回咸阳，请一定关照。”
午饭后，我找到刘主任汇报“求情”进展情况，意在请他进一步支持。谁知，他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难怪上午会议上，团长说天不亮就有人堵政委的门，原来是你小子。”他故意吊我胃口似的停了停，见我神色紧张，才展颜一笑：“不过无妨，名单已经敲定，有你。”
玄啊！我竟然抢在了转业名单确定前的最后一刻。
我心头放松，长长舒了一口气。可瞬间，又觉得乱糟糟、沉甸甸的──是对自己努力的窃喜，是为连续失态的羞愧，还是对军营的深深眷恋……
更令我震惊的是，最后确定的转业名单上，不仅有我眼前的政治处主任刘茂轩，还有我刚刚失态找过的团长高立德、政委杜中尤、司令部参谋长乔宗廉和后勤处长及书全。倾刻间，团部与司、政、后三部门“首脑”尽去，整个军营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荒凉。
如今回首，那时急于离队，虽囿于“情绪洪流”的裹挟，但我不顾一切的荒唐举动，终究成了内心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军装终会脱下，但军人的底色，理应是风雨中的坚守，困境中的担当。那段失态的过往，犹如一面映照我的镜子，时刻提醒自己：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能丢了初心，忘了本真。
编辑：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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