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南兵军
时光倏忽，流年向晚。脱下戎装、告别军营岗位多年以后，在安闲恬淡的暮年时光里，我常常独坐窗前，翻开尘封的记忆，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长路。数十载军旅生涯，守初心、担使命，一路风雨兼程，自有许多值得铭记的片段；但沉淀在心底、时常魂牵梦萦的，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大学生生活。
工农兵大学生是特定历史时期条件下所产生的历史名词。从1970年开始，国家陆续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一直延续到1976年。在这期间，尽管每年有具体的政策变化，但总体的招生数量较为稳定，大约是每年10万人。被推荐的学生文化背景多样，涵盖了多个不同届别和文化程度的群体。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青年通常是来自当地和单位中出类拔萃的优秀分子。其中许多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生产中的佼佼者，技术革新的能手，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部队，这些学员多数是“五好战士”、优秀青年军官，政治素养、军事技能出众。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农兵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大多数人已步入退休生活。
如今再忆往昔，我愈发懂得：校园是我的学堂，时代是我的课本，社会是我的大学。恰如高尔基《我的大学》所言，真正育人成才的，从来不止一方书桌、一座校园，更是岁月磨砺、世事淬炼、初心坚守。这段独一无二的山大求学岁月，是我青春最珍贵的印记，更是我一生立身做人、从军履职的精神根基。
（一）
1972年，山河安定，百业复苏，沉寂多年的高等学府缓缓重启育人之路。在那个特殊年代，高考尚未恢复，读书求学、走进高校，是无数青年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彼时，是我参军的第4个年头。
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暂时卸下肩上的戎装重任，我怀揣着敬畏与憧憬，踏入山东大学（当时校址在曲阜师范学院）的校门，正式成为中文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入学之初，最让我触动和难忘的，便是我们这一届同窗的独特风貌。本届中文系共计120多名大学生，是一个来源极广、层次多元、阅历丰富的集体，完全不同于如今清一色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校园班级。全年级20名学员和我一样，是来自各部队的军人学员，我们带着军营雷厉风行的作风、令行禁止的素养、吃苦耐劳的底色走进校园，朴素踏实、严于律己、沉稳务实，自觉遵守校规校纪，在集体生活中总能主动担当、甘于付出，军人作风成了我们“兵”学员最鲜明的特质。
其余百余位同窗，皆是从社会各行各业、基层一线选拔而来的优秀青年。有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身上带着大地与旷野赋予的豪迈气概；有深耕乡村基层、带领村民生产建设的农村大队干部，他们懂民情、知世事、肯实干，自带朴实通透的生活智慧；有上山下乡、扎根乡土、磨砺成长的优秀知青，他们在广阔天地淬炼青春，既有生机勃勃的朝气，也有历经生活考验的成熟；有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社会、任劳任怨，来自教育、文化、医疗、商务等领域的青年，他们细腻热忱、踏实肯干、待人谦和，做事认真细致；更有来自厂矿企业、车间一线的工人，他们吃苦耐劳、敢想会干、精益求精，有着质朴的劳动本色。
如此多元的身份构成，让我们“七二级”的3个班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没有温室里的娇生惯养，没有象牙塔里的不谙世事，每个人都带着真实的生活经历、基层阅历、社会体悟相聚山大。大家出身不同、岗位不同、阅历不同，却怀揣着同样的求知初心、上进信念，平日里彼此包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军人学员多一份纪律自律，知青同学多一份文字感悟，基层干部多一份人生阅历，工人同学多一份踏实韧劲，在朝夕相处中构成了那个年代最独一无二的大学班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受办学布局调整影响，山东大学文科院系整体迁至曲阜办学。曲阜，是圣人故里、儒家之源，是中华文脉的根脉之地。这座千年古城，青砖黛瓦、古巷幽深，文脉绵延千年，自带温润厚重的书香底蕴。初入曲阜校区，没有繁华的校园景致，没有先进的教学设施，校舍朴素、教室简易、宿舍简陋。但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韵，是任何现代化校园都无法替代的。行走在曲阜的街巷之间，抬头便是古城古韵，俯首皆是文脉遗存，身在孔孟故里研读中文专业，仿佛时刻与千年传统文化隔空对话，内心满是敬畏与充盈。在曲阜求学近两年的时光里，古朴的校园、厚重的地域底蕴、静谧的读书时光，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也埋下了亲近传统文化的种子。
（二）
彼时的山大中文系，“文史哲”底蕴深厚，学风严谨、师德纯粹。即使身处特殊年代，学校依然坚守育人初心，一众老教授、老教师心怀文脉传承之责、立德树人之本，不为外界喧嚣所扰，潜心治学、悉心育人。他们大多历经风雨、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更有正直纯粹的人格风骨。
那时，我们就听到毕业于山大中文系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故事：1954年，李希凡与蓝翎两个年轻人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表在山大校刊《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毛泽东主席给予高度评价，他在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信中写道：“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并说“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身处“小人物”就学的“文史楼”，学习的热情和劲头瞬间提升了许多。
我们还亲自聆听过山大中文系冯沅君、陆侃如、肖涤非、袁士硕、蒋维崧、高兰、殷孟伦、孙昌熙、董治安、牟世金、吕惠娟、姜可瑜、曾繁仁等著名、知名教授的讲课和辅导。课堂之上，老教授、老教师们倾囊相授，耐心为我们这群基础参差的学员补课固本、梳理知识、解析文章章法、梳理文史脉络；课堂之外，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儒雅的气度、严谨的学风、纯粹的初心，潜移默化滋养我们的身心。我们彼时正值青年，又都带着基层与军营的生活历练，更懂尊师重道、珍惜求学之机，常常主动课后围在老师身边请教问题，灯下结伴自学、抱团研讨难点，在师长的耳濡目染、谆谆教诲中，一点点开阔视野、夯实学识、涵养格局。
1973年年底，山东大学办学格局再次调整，文科院系整体回迁济南校本部。记得我们在曲师院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宿舍，帮助他们搬家准备迁回济南山大校区时，几乎没看到有什么家具、财物，看到的全是用木板箱装的一箱一箱的书籍，两大卡车还未装得下。我们真实看到和想象到，一代文学大师是怎样对待书籍、知识的，是如何工作、生活和传授、传承中华文化的。1974年6月，我们在山东省政协礼堂参加冯沅君先生追掉会时，专心致志地聆听悼词，很多学生包括我在内为冯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人格风骨而感动得落泪。
受制于时代学制，我们没有成套规整的新编教材体系，没有精细的分科教学，没有充足的专项学术深造资源，但山大丰富的馆藏藏书、宽松的自主自学氛围、浓厚的读书风气，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浩瀚文史世界的大门。那3年，是我人生中读书最专注、阅读最集中、精神积淀最丰厚的黄金岁月。每日课余闲暇，我几乎全部泡在图书馆、阅览室，晨起伏案诵读、灯下展卷品读，日日不辍、久久为功。无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文史典籍、杂文诗赋，皆是在那段时光系统品读、潜心研读。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汉赋唐诗，从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从现当代文学经典到国外传世佳作，海量的书籍填补了我年少读书的缺憾，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长期的博览群书、沉浸式阅读，让我快速弥补了学历短板，夯实了文字功底，提升了文学素养，更养成了终身读书、终身学习的好习惯，受用至今。
（三）
回望山大岁月，时代的烙印深刻而清晰。我们求学的3年，正是社会思潮激荡、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批林批孔”等运动贯穿校园生活始终。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研读与时代学习相融合，是彼时大学生活的常态。
放在当下视角看，特殊时代环境，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节奏，让我们无法像“文革前”和“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学子一样，心无旁骛、深耕专业、系统深造。但历经半生回望，我始终坚信：时代的风雨，亦是成长的养分；特殊的经历，亦是独特的收获。
入学第1年的秋收时节，学校便组织我们赴济宁鱼台县参加社会实践。当时，鱼台县正处于“稻改”时期，所谓稻改，即政府组织疏浚河道、修建排灌设施，将大运河及微山湖的水资源引入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成功将旱田改为水稻田。彼时国家尚未启动大规模运河整治，鱼台农村仍以稻改后的稳产为主，但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时我们“七二级”师生住在3个村落里，睡得是稻草地铺，吃的是菜汤加米饭，老百姓家除能勉强吃饱饭外，仍是很贫困，人民群众关注的是温饱问题，对“批林批孔”等运动似懂非懂，漠不关心。这次基层社会实践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三农”要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实行变革，鱼台的“稻改”只是变革的开始，今后的路还更长。
入学第2年的上半年，我们便以班级小组为单位，深入乡村调研采访。我们小组在老师带领下，深入曲阜附近的几个村庄，这些村的老百姓大都是孔氏宗亲，他们对孔孟之道有着深厚感情，对北京“造反红卫兵”来曲阜带头砸孔庙、挖孔坟等举动，很有抵触情绪。我们调研后的感觉是：“批林批孔”运动在曲阜基层很难找到市场。
（四）
校园读书，让我有了文的底蕴，温润心性、开阔眼界、涵养格局；军旅淬炼，让我有了武的风骨，坚毅果敢、忠诚担当、坚守初心；时代磨砺，让我有了人的通透，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坚守、懂得奉献。我们这一届120余名山大同窗，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历经3年相伴求学，结下了纯粹真挚、历经岁月不散的同窗情谊。毕业后，大家各归岗位、奔赴四方，有人坚守基层、造福一方，有人深耕文教、教书育人，有人重回军营、保家卫国，有人扎根工矿、助力国家建设。虽天各一方、久未相见，但那段共同的求学岁月，永远是大家心底最温暖的羁绊。
岁月流转，半个世纪光阴弹指而过。曲阜古城的书香、济南校园的灯火、讲台上先生的谆谆教诲、教室里同窗的热烈研讨、图书馆里灯下苦读的身影、操场上朝气蓬勃的青春身影，一幕幕、一帧帧，依旧清晰如昨、历历在目。半生戎马、一生坚守，我从青涩青年走到暮年退休，岗位在变、身份在变、岁月在变，但不变的是山大赋予我的书香底色、文化初心、精神风骨。闲暇之余，我依旧保持读书阅典、研读文史、品读经典的习惯，依旧热爱传统文化、敬畏文字力量、坚守正直本心。
我深深感恩那个特殊的时代，给予基层青年圆梦求学的宝贵机会；感恩部队组织的培养推荐，让我得以走出军营、走进高校、开阔眼界、重塑自我；感恩山大诸位名师的悉心教诲、悉心栽培，以文脉滋养我、以德行教化我；感恩那段辗转两校、风雨相伴、充实丰盈的3年青春，成为人生路上永不褪色的精神路标。
基于这份回望与感悟，我写下这段回忆，既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梳理珍藏，也是对那个特殊年代、那段山大书香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对“社会也是一所大学”人生真谛的真切感悟。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6年6月29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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