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钟声

              文/杜良盛

       我下乡的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是敲钟上工。我所在的和村镇西和村第八生产队也在老槐树上挂着一口钟。每到上工时间队长就抡起小铁锤，将钟声铛铛的敲响，社员们听到钟声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听队长派活，然后拿上农具，新的一天劳作开始了。

        前不久我去那里，老愧树和那口钟都不知哪里去了。幸运的是在老槐树原址又长起了一株新槐树，盎然生机，蓬勃向上，显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想起那悠远沧桑的钟声，一个钟声整整敲过一个时代。

        想起钟声，就想起我娘每天早上给我送饭的故事。第八生产队的地都太远，一般早上出工不吃饭，劳力往地里走了以后，一般专门留一个人送饭，每家一个书兜，里面放上干粮、筷子和咸菜，干粮一般是玉米面窝头，几乎没有重样的。旁边放两个水桶，那是各家各户吃饭时喝的汤，一般是米汤，也有的是水。村里送饭的大都住在那里，送饭的钟声一敲，人们就从家里出来，拿着饭兜放在送饭的篮子里，提着米汤倒在水桶里，有的村民早上没米汤就倒上一壶水。有的农户早上没有水，就去喊一声，让送饭的不再等她。而最辛苦的就是我娘了，因为听不到钟响，她只好估摸着时间，提着饭兜，提着米汤，从我家出发，穿过半道街，去那里等送饭的提出篮子和水桶。我家的米汤是正宗的米汤，还很稠，正好和不倒米汤的水混合在一起，显得汤有了汤的小米黄颜色。送饭的大叔说，要不是良盛娘倒点米汤，咱这里就连个米粒都没有。在我下乡的两年多里，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我出工，就见我娘提着饭兜，提着水壶去八队的老槐树大钟下去送饭，成了那一道街的风景线。在我下乡的年代，正是文革时期，粮食有定量指标，油每月三两，谁家都很困难。但我哥哥姐姐五人，只有我一个人下乡，我娘不愿亏待我，每天送饭早饭多数是馒头，加上炒菜，那是连上班职工也达不到的水平。而我到了吃饭的时候，总要把我的美食佳肴与其他村民分享，尽管大家一再推让，还是每人吃上一筷子，有意无意间增加了我和社员们之间的感情。

        想起了钟声，就想起八队的村民。我们天天在那等着钟声敲响，在那一起等派活，在那一起开会，在那一起聊天，幸运的是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好人缘。首先是我遇上个好队长，李转山是第八队队长，又是大队民兵连长，是我好同学韩永昌的表哥，是他接受了我从北八特村第三队转到他那里插队落户的，他带领第八小队生产经济搞得很好，日工值达到一元多，是和村公社的一类队、红旗队。当时社队平均工值可能就几角钱，再往一些落后队可能就几分钱，劳动一年三百六十天，最后还要欠生产队的钱。这得益于李转山与对干部的副业意识比较强，第八队有两座灰窑，长年烧灰，供应通二矿，当然也向社会销售，成为队上资金分红的一条渠道。还有部分年轻体壮的劳力去下煤窑往队上挣钱，队上的马车也长年搞运输，这些都是队上有钱能分红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我和社员们关系融洽，第八生产队以李姓为主，姓宋也不少，其他姓也有。他们对我这个外来户都比较关照，几十年过去了，我和他们每个人、每一户关系都挺好，和他们的后人也有交情，他们会说，杜良盛就在俺队下的乡。有一次，我回家坐车在路上老远看到我们八队几个村民，就赶紧停车，彼此都感到非常亲切。他们开着个小拖拉机，儿孙满堂，现在改革开放，他们不同程度都富裕起来了。前几天，我在滨河路上遇到了第八生产队的李新国，退休后到市区来住，他儿子驻港部队空军飞行员。看见他，我就想起了他的姐姐李本华，在当时他姐姐任八队指导员，高高的个子，有神的眼睛，对我像弟弟一样关心。每逢大队有什么好事，如办通讯员学习班、到大队办三夏三秋战报、出席学毛著积极分子、知青讲用会，李本华都推荐我参加。对她来说也许是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迈向进步的一个台阶，给我又搭上了一架云梯，真的，你在当知青的时候，任何人给你一个帮助，你都会铭记在心，何况这又是政治上进步的事，我每次见了都亲切的喊她三姐，觉得感情很深。后来，她嫁给在北京当军官的一个老乡，户口迁至北京，幸福地度过了一生。宋存贵、马云顺这都是当年八队的队干部，每天早晨在钟声里一样一样把队里的活盘算一遍，然后带头背上农具去地里干活，东地锄玉茭，西地锄红薯，南地锄谷子，北地锄棉花，领着一半的妇女和我这样不顶号的劳力去地干活。整壮劳力都去搞副业了，他们是真正的带头劳动，带头吃苦，到了地头说干活了，他们先锄第一锄，说休息会吧，最后一个坐地头，那个年代的队干部我看不出有什么福利。到年底能补助点工分，可能也有限。他们对我都挺好，也不把我当个整劳力看待，干活也是能干多少算多少，对我从不苛求，也不挑毛病，让我生活在一个宽松的政治和人文环境里。杜甫名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现在，八队许多老同志已作古了，我们所在一起共同劳动的日日夜夜仿佛就在昨天。

        想起钟声，就想我在农村的春夏秋冬。每天太阳晒，风里吹，雨里淋，从早晨不见日头到地里，到天黑看不见人才回来，在地里一劳动一天，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全村农民的生活背景。比如春天播种，我们这个地方往往没有水，无法及时播种，别的不说，没有收获你的口粮都保不住，只好“一抗三保”，担水抗旱，这一担水就是整个播种季节，扁担不离肩，现在好像不大听这个词了，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低，种地全靠肩挑手提。到地里刨地，你背个镢头，一刨就是一天，哪一镢头刨不到，那地也无法下种，你想这一天该刨多少镢头，手磨成了老茧，皮肤晒成紫色，肩膀也练成了铁肩膀，整个知青回来都变了样。在地里劳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遇上风是风，遇上雨是雨，遇上雪是雪，这就是那个恶劣的劳动环境所决定的。如三夏，每人把镰刀，早晨天不亮或者说走到地里了，天才蒙蒙亮，挥镰割麦，由于体力跟不上，手都被磨成血泡，腰酸得直不起来，由于害怕天气，麦熟一晌，每个劳力都是鼓足了劲头，把小麦抢收回来。麦子收回来，在麦场上垛成垛，又套上毛驴等牲畜一圈又一圈地轧掉麦皮，留下麦子。打场不是个好活，需要一直在太阳底下晒，戴个草帽，牵着毛驴，在毒辣的日头下打场，好不容易来了一场风，又赶紧扬场。我常在下面扫麦堆里的麦馀，飞飞扬扬的麦馀。落的你身上都是，弄得一头一脸一身，痒痒得受不了。哪里像现在到夏收，说句话，有人给你收割，给你脱粒，给你送到家，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点机械化，有的就是农民的铁肩双手。谁在地里劳动不辛苦啊，都辛苦，不过知青觉得分外辛苦罢了。在地里干活不说别的，就说天气，那时才掌握不住，我记得一次在地里干活收麦子，一阵狂风刮过，老天变脸了，不容你往别处躲，冰雹就下来了，那个冰雹最初是玉米粒大小，后来约乒乓球那么大就下来了。我们正在收麦，躲又没处躲，只好赶紧用麦秸秆顶头上，顾住头再说，身上就顾不住了，让冰雹砸了约半小时左右，雹子停了以后，大家起来一看，除了头上用麦秸秆护住以外，身上全淋透了。那时在地里确实没地方躲，没有房屋往哪躲，冰雹之后，什么话也顾不上说，赶紧把已割下来的麦子捆成个抱到车上，地里也只见麦粒和冰雹，那时候，天上下冰雹的次数比较多，连公社都专门成立了冰雹队，用火箭驱逐冰雹，我们叫土火箭，我看也没起什么作用。

       在公社化年代，每个生产队都有个钟，一般都是在老槐树上挂着，在我们那一片不大区域就有二十六个生产队联在一起，那就有二十六口钟，每到上工时刻，二十六口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你走一路就听到一路钟声，倒也是一道社员聚集的风景线。现在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过生产队的钟声了，不敲钟，农民也知道怎样种地了。有时候，还是不自觉的想起那个老槐树，想起那个钟。(2015)

制作：国家级资深媒体人，中国诗书画家网艺术家委员会副主席，国际诗人杂志编委，都市头条编辑刘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