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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出版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释放文化产业内生发展活力
作者：雨巷（藍調） - 杭州
朗诵：薄燕 - 杭州
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历程中，我国工农业、商贸服务业率先完成体制革新，先后撤销纺织、轻工、商业等计划型行业主管部门，不再以行政指令管控生产、调配资源，转而依托法律法规划定底线、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供需。这场变革充分解放了实体经济生产力，各类日用产品、工业制品品类愈发丰富，产业运行高效稳健。与之相比，出版、文化领域的改革步伐相对滞后，计划经济遗留的双轨运营模式、行政化干预方式、圈层化资源分配机制依然长期存在，逐渐成为束缚文艺创新、阻碍民间文学创作、制约文化产业高质量升级的关键短板。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体要求，稳步推进出版文化行业改制，推行社会化股份制改造，构建法治约束、市场主导的全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当前出版文化领域最为突出的矛盾，是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与多元化民间创作、大众化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配。长期以来，出版行业形成公费出版、自费出版并行的二元结构，这种模式固化了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体制内文化从业者、公职人员可依托专项文艺扶持资金、课题项目、行业固有渠道，轻松实现作品免费编审、印刷与推广，无需承担经济成本；而扎根基层、立足乡土的业余作家、民间文学爱好者，长期深耕现实生活，创作出大量贴近群众、反映社会百态的优质文稿，却面临极高的出版门槛。常规商业出版费用动辄数万元，对于以谋生为首要任务的普通创作者而言，经济压力难以承受，最终陷入“优质作品无处刊发、有才之士无力出书”的困境。
在文艺人才吸纳、作品评价体系层面，各类文艺团体也存在隐性的身份门槛。各级作家协会的入会、评优细则虽未明文限定专著数量、文字总量，但在实际审核工作中，逐渐形成看重正式出版物、个人头衔、工作单位，轻视文稿内容、读者口碑、传播影响力的固有倾向。体制内从业人员凭借工作便利更容易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申报扶持项目，基层创作者只能被迫自费出版作品集，以此换取行业准入资质。长此以往，文学创作的核心目标从表达思想、记录时代，异变为积攒资质、谋求身份认可。大量脱离现实、内容同质化的任务型书籍、政绩类读物获得资源倾斜，被束之高阁、鲜有读者；饱含生活真情、兼具思想价值的民间文稿却难以进入主流传播渠道，既造成公共财政资源无谓损耗，也严重挫伤了广大基层创作者的创作热情。
造成这一系列行业痛点的核心症结，在于部分从业者对文化管理边界、所有制形式存在认知误区。不少人简单将国有独资运营等同于文化安全保障，将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片面理解为全盘私有化，排斥市场化改制；同时混淆了意识形态底线管理与微观创作、出版经营管控的区别，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干预选题规划、作品优劣评判，忽视了文化产品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明确提出，股份制并非私有制专属的运营模式，而是资本走向社会化的过渡形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自我扬弃的产物，蕴含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化所有制的萌芽。股份制打破了个体私人资本的独占性，实现资本、运营、收益全社会共享，是一种中性的现代企业组织形态。我国经济领域多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充分验证，混合所有制、股份制是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能够充分适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激活经营主体活力。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逻辑，完全可以借鉴运用到出版文化行业的转型升级之中。
精神文化产品承载价值观念、民族文脉，需要严守法律与公序良俗底线，但文艺创作本质是创作者个人阅历、独立思考、情感感悟的个性化表达，思想观念多元、艺术风格多样，正是文化百花齐放的核心基础。试图用统一的行政尺度约束所有文艺创作、评判所有精神作品，违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审核人员的审美、认知、视野存在个体局限性，依靠有限的人力对海量文稿做优劣定性，既无法适配瞬息万变的社会思想动态，也容易扼杀文艺创新的可能性。放眼全球，多数文化产业发达、名家名作辈出的国家，均以法律法规作为唯一硬性约束，只要不触犯法律条文、不损害公共利益，文艺创作、书籍出版交由市场筛选、读者评判，反而持续诞生诸多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充分印证了法治化底线、市场化运营的可行性。
借鉴实体经济机构改革、混改成功经验，文化出版行业应当构建“核心领域国有坚守、大众领域股份制运营、法治全程监管、市场自主取舍”的全新发展框架，分步推进体制革新：
其一，实施出版机构分类改制，破除双轨制资源壁垒。保留少量国有公益性出版社，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史国史、古籍文献、国家统编教材、重大传统文化工程的编纂出版工作，坚守文化安全底线，承担公共文化传承的公益职能。其余面向大众文艺、社科读物、通俗文学的出版社，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股份制改造，剥离行政隶属标签，逐步减少财政全额拨款，引入国有文化基金、文学行业协会、作家群体、合规社会资本共同持股，组建社会化运营的文化企业。企业自主确定选题、开展经营、参与市场竞争，生存发展完全依托作品销量、大众口碑，彻底摆脱行政指令式的选题分配。
其二，优化行业监管模式，由前置行政审批转向法治化全过程监管。梳理出台清晰明确的负面清单，仅对危害国家安全、歪曲历史、宣扬暴力色情、侵权造谣、恶意诽谤等违法行为设定追责条款；清单范围之外的题材创作、文字表达、作品传播，充分保障创作者自由，行政部门不干预创作方向、不评判艺术水平、不限制内容风格，严格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以法治管住底线，以包容激活创新。
其三，推动文联、作协等文艺社团去行政化、去圈子化转型。弱化文艺团体的行政色彩与隐性权限，转型为纯粹服务广大文学从业者的行业社会组织。修订入会、评奖、项目申报评价规则，取消自费出书、固定字数等隐性硬性门槛，将网络原创短文、期刊公开发表作品、正规征文赛事获奖、纪实文学创作等全部纳入有效成果范畴，推行匿名盲审制度，隐去作者单位、职务、身份信息，仅以文本质量作为核心评审依据，打破人脉圈层、身份差异带来的资源垄断，为基层创作者搭建公平的上升通道。
其四，建立产业良性循环机制，以市场化收益反哺小众文艺创作。股份制出版企业依托畅销书、大众读物获得经营利润，设立专项公益扶持基金，定向帮扶经济困难的民间优秀作家，补贴诗歌、乡土散文、地方文史等小众冷门作品出版，降低基层创作者出书成本。形成“畅销作品创造收益、小众精品获得扶持、优质作品占领市场”的良性业态，让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走向普通读者，化解供需错位问题。
其五，在实现出版机构改制的同时，制定新的国家出版制度，允许成立新的混合股份、多元股份的出版企业，鼓励作家和文艺团体用知识产权作为资本参股出版企业，使出版行业更具有生命力和活性。
文化兴盛关乎民族复兴，文化产业的繁荣不能依靠行政管控、资源倾斜维系，必须依靠思想解放、自由创作、市场竞争、大众认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行政化管控、双轨分配模式，已经难以适配当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唯有稳步推进股份制社会化改制，破除行业垄断与圈层壁垒；坚持法治化治理，明晰监管边界；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把作品选择权交还读者、把创作主动权交还作者、把产业发展权交还经营主体，才能持续解放全社会文艺创作潜力，催生更多扎根人民、扎根时代的优秀精神产品，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筑牢根基。
2026年7月23日完稿於杭州
2026年7月24日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浙江诗雨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英国《英国文学》签约作家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朗诵者简介：
薄燕 朗诵爱好者，世界五百强GE的合资公司行政职员退休。
现居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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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