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当兵时“给养员”的代称，主要负责连队伙食、津贴费、服装发放等，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岗位。据说与副排长一个级别。
我1969年12月16岁参军来到军委工程兵建筑第54师。这是一支光荣且神秘的部队。前身可以追朔到红军时期，从抗美援朝回来后，长期为建设“两弹一星”建筑基地。同所有研制生产核武器人员一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今年“七一”新命名的77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有“8.16”工程和“两弹城”是我们部队建设的。当年师部没接兵，是125团接的我。在四川丰都（现属重庆管辖）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军训。考核时我政治、军事双优，被新兵连授予一次嘉奖。并被选调到师部通信连，分配在军邮班。这是全师唯一的一个特殊班。主要负责在“8.16”工区施工的全师报刊、信件、机要文件、包裹投递，以及汇兑等业务。我的班长叫关锋伟，河南夏邑人，1968年入伍，个子不高，话也不多，整天只知道干活。我当时主要负责机要文件登记和包裹邮寄。班长不论那方面的业务都是顶呱呱的。特别是每天分发报纸信件。我们一个师几万人，报纸信件包裹每天来几十邮袋，别人分拣报纸起码要四五个小时，关班长两个小时以内能全部分拣完。他那双手比女同志的绣花手还要快。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非常喜欢这个工作。1970年9月我加入共青团，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
（新兵连嘉奖）
1971年9月的一天，指导员殷全荣来工区找我“谈心”，要我回连队当“上士”（给养员）。我们那个连队是首长眼皮底下的“宝贝”单位，全连一百三四十号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再说了，那两年连续换了两个给养员，都因吃不了这个苦而干不了，可换得越多，亏空越大，我接收时仅账面亏损就快3000元了，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当时我们连队属于机关待遇，即一类灶，每天的伙食费才0.44元（还包括燃料费）。全连一个月的伙食费才2000多一点。而我们连亏损已经超过全连一个月的伙食费了。虽然我们班在工区值班，但还是有所耳闻。我对指导员讲我真不愿意干，也干不了。并说我生长在一个干部家庭，父母都有工作，从小娇生惯养，连自己都管不了，怎么去管一个连的伙食呢！指导员严肃地对我说：“你去年入了团，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这次调动你的工作，是连党支部研究时，你们通信排沈排长提出来的。说你能吃苦，工作细心。连队才作了决定（2012年我去合肥参加第二届‘包公杯’颁奖时专门去看望从省公安厅退休的老排长沈有才。提起往事，他拿出一个小本子让我看，里面记载着当时支委会对我的评价：爱学习、爱动脑子、勤快，做军邮工作两年无任何差错。所以是他建议我回连队当“上士”，证实当年此话不假）。你不是向党支部写了入党申请了吗？你要想入党，就要接受组织上的考验，否则你就别想进步。如你不服从连里的决定，可要考虑后果。”在那个把政治生命看的高于一切的年代，我还真被唬住了。如果不接受，入不了党问题就严重了。就这样，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只得接受。晚上连里晚点名，连长宣读了司令部对我“上士”的任命。我心里非常紧张，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从此身上的担子分量，担心干不好，晚上第一次失眠了。人们常用“爱一行、干一行”形容对工作的态度。而我那时却是“干一行、爱一行”。那个时代，工作是不允许你自由选择的。
接受“上士”工作后，才知道面对的工作比想象的还要困难艰苦。那年我当两年兵，18岁，算老兵了。每天早晨，战友们还没起床时，我就得背着背篓到离连队5—6里地的国营商店买肉，去晚就卖完了。拉粮拉油等都是每月提出用车计划，后勤部统一派车。但如买酱油、醋这类日常用品，就得自己去南门山下的老东门副食店去买，我要担两个水桶，一次要担40斤左右。往往要休息两三次才能挑回连队伙房。那时酱油、醋不掺假，质量非常好。连队南方兵多，有的甚至喜欢用酱油泡米饭吃。南方的蛇很多，有次我背着背篓到一个生产队买韭菜。走累了，就在山路旁的一块大石头跟前坐下休息，一低头，猛然看到石头底下盘着一条大花蛇，吓得我赶紧慢慢起身离开，那条蛇也扭动着钻进了附近的草丛，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1972年自己在老东门码头）
有一天，我在老东门买肉，突然看到几个戴着“市场监督员”红袖箍的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要没收她篮子里的鸡蛋。我上前打听。老太太的丈夫住院要做手术，要20多元钱，家里不够，才偷偷出来卖鸡蛋。那时不允许个人买卖，要交到当地供销社收购。市场监管人员不但要没收她的鸡蛋，还要按投机倒把处理。老太太准备下跪。我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个老太太，就想起我的姥姥。于是我上前去对他们说，这样处理行不行。我们部队缺鸡蛋，我把他的鸡蛋买了，就算她为部队做点贡献吧。那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我这个意见可行，于是就同意了。我掏出5元钱交给大娘，她哆哆嗦嗦不敢要，说太多了，给2元钱就行了。我故意“训斥”她。“赶紧拿上回去，老老实实接受教育。要不就把你抓起来。”老太太可能明白怎么回事，接过钱赶紧离开了。现在我还留着那个花篮（在老家放着），说实在的，光花篮也值几块钱。当然这件事是不能向首长汇报的。
（花篮）
面对近3千元的亏空，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好在与我一起调来的司务长叫郭德强，1968年兵，安徽砀山人，是从师部机关灶上士提起来的。他脑子灵敏，像个大哥哥似的关心我（1975年还是76后，他调到师教导队管生活去了，实际上由我负责司务处工作）。
1972年的冬天，1972年的冬天，连续下了几天下雨，部队可以停止室外训练，在室内学习，可嘴巴却不能因下雨封起来。我只好穿上雨衣，挑着箩筐到附近的生产队去买菜。从我们连队驻地到附近的生产队有五六里地，但都是高山区，山路崎岖，我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易家坝生产队队长家，恳求他找两个社员给我割些“空心菜”（也叫藤藤菜），这种菜不怕雨淋,当时也就一两分钱一斤。老队长总算答应了，亲自和另外一个社员给我割了满满两筐，说也不用称了，给一元钱就行了。他们生产队是蔬菜队，一个劳动日十个工分才折合人民币8分钱，比我们老家差远了。我的家乡还是个一般收入的村，一个劳动日至少在6角甚至8角。当地的村民都非常勤劳吃苦。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给我们送土豆，在崎岖的山路上能挑150多斤，但脸上还是一片阳光。那时，一些北方兵钻了这里贫穷的空子，送几斤白糖、几条肥皂就能领走人家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我谢过他们，挑着两筐菜往回走。这时雨越下越大，我一个趔趄，顺着山道滑了下来，左腿被一条带尖的树支划了足足一尺长的血口子，鲜血顺着裤腿流了出来，流到撒落旁边的菜上，又让雨水冲掉。我这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由得号啕大哭。我长这么大，哪受过这样的“罪”呀！可在这风雨中，有谁能听到我的哭声呢。就是听到又有什么用呢！我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把摔散的蔬菜收拢来重新装好，一瘸一拐地把菜挑回连队。晚上，食堂就炒了这一个菜，不少战士发牢骚，“怎么搞的，就这一个菜，还不如喂猪哩。”我听了内心十分难受，有谁能了解我当时的心情呢？当晚我就找指导员提出坚决不干了。
指导员耐心地“开导”我，无非又是拿出不干就别想进步的那一套“理论”来说服我。我说“就是入不了党也不干了。”指导员这时更加严肃地对我讲,“你还像个八路的后代吗?不干可以，一是写检查，二是年底让你复员。”我听了还真感到害怕，入不了党无所谓，主要是怕提前复员，让人笑话。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干了下来。当时我们一个师和“8.16”厂几万人云集四川涪陵，蔬菜副食供应很紧张，部队主要在乌江里边的白涛镇施工，军委责成成都军区和四川省负责供应，生活基本有保障。师部机关（包括司令部直属特务连、通信连，后勤部医院、仓库等）在涪陵城，分别驻扎在易家坝、地委党校和卫校等地。当年地方除了给部队供应粮食外，还按月给每个伙食单位供应1—200斤猪饲料（稻糠）。为了早日扭转伙食亏空，我向连首长提出种菜和多养猪。可这点饲料简直是“杯水车薪”。后来给父亲和老家同学写信打听到毗邻涪陵的南川县委常委、财贸部长是与我父亲一个团同年参加八路军的南下干部，我与主管生活的副连长张圣风建议，去找他帮忙解决些猪饲料。记得是1971年冬的一天，副连长亲自驾驶两轮“佳娃”（ 是仿造捷克斯洛伐克生产还是国产记不清，后来知道是“长江250”的原型）摩托车前往南川。摩托车驶出涪陵大约50多公里，正在吃力地爬坡路上，链条突然掉了。幸亏副连长有经验，本来我们应该是靠右行驶的，他把方向使劲往左边打，摩托车掉进了路旁的稻田里。右边是悬崖，真悬哪。冬季的稻田里放满了水。车子掉进去后，我们真正来了个“嘴啃泥”。嘴里都塞满了泥巴。好在稻田里的水很清澈，我们赶紧做了清洗。在其他田里干活的老乡看到我们出了事故，赶紧过来帮我们把摩托车抬了上来。过了一阵，有我们部队军车路过，又帮助我们把摩托车抬到车上。所以，这次不但没去成，还差点把命搭上。过了几天，副连长开辆三轮摩托车，我们去南川找到了韩大爷。他热情地把我们接到家中盛情款待，问了我很多老家和我父亲的情况。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还活着，不容易呀。”问我找他什么事？我说明来意。他说，南下时当过司务长，知道搞生活的不易。但我们南川也有很多驻军，涪陵至少是地委所在地，供应标准和供应量相对多很多。我们县委也是一级组织，不能单为你一个连队办，反而给我找麻烦。但你既然来了，我会尽量想办法帮你们解决一部分。下次来时从你们部队后勤部带封介绍信，以部队求援的名义帮你们解决。经他协调，每个季度能给2000—3000斤稻糠，为解决养猪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他担任了南川县委书记。那时候各种学习班也多，他几次来涪陵地委党校学习。来了我都请他来连队吃便饭。有时候经常聊到深夜。后来我才了解到，其实，他的经历非常坎坷。49年南下后，他在一个区公所工作，当了副区长后，看上了当地一个小学教师，其家庭出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感情很好，生了三个女儿，都很漂亮。57年“反右”，他已经调县委工作，有人揭发他阶级立场有问题。组织上找他，要么离婚，要么开除党籍、公职。他们只好选择离异，孩子归他抚养。后来，组织上给他介绍了一个出身贫农的妇女，很能吃苦，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个智障儿童。我几次去他家，都说不要逗他的小儿子。三个姑娘特别懂事，都亲戚地喊我“大哥”。原来的妻子再没嫁人。我1973年第一次探家，他还给我两瓶“五浪液”。我退役后，以他的经历写了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东逝水》发表在油田刊物。可惜，以后再未联系上。但他对我们连，主要是对我的工作的支持永远忘不掉。
（54师驻涪陵地委党校示意图）
为了尽快扭转亏空，我与司务长多次协商，在不能缩减战士们生活标准的前提下，想办法扭亏。我找到我们通信科王连成副科长，他说让我把亏损原因找出来，写成报告，送给司令部首长。我们分析了一下。亏损原因很多，但电台、总机吃夜餐是最主要的。我们连在大西北时是一个营的编制。我在军邮班时，还留着“7982部队军邮局”的印章。后来缩编成一个连，但还有130多号人。晚上两部电台、一部总机加微波人员至少有近10人吃夜餐。上级不给夜餐补贴。炊事班长任井祥，陕西安康人，1969年兵，是个老好人。我让他负责给吃夜餐的人发油和面。结果来要面要油的随便拿。特别是油，用个小盆端。那时全连每个月一个人才供应1斤半油，面粉占细粮的百分之二十。有一个月，才过了半个月，当月的油就消耗光了。任班长问我怎么办？我只好找后勤部供应科鲍科长，说尽好话给特批了一部分。还强调只批这一次。再有就是做饭没有计划性。比如说加线排要出去执行任务，中午不回来吃饭，而炊事班还按全连人数做，四川天气又炎热，剩下的饭菜就扔掉了。任班长也挺有意思，有一次，他和我开玩笑说，“李上士，像我这样当几年兵，什么也没混上，死后连个悼词都没法写，你文笔好，看有没有说辞。”我笑着回答，“怎么没有。我现在就帮你写个草稿：任同志入伍以来，历任战士、班长、锅台台长，大灶灶长，管理上百人的伙食，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逗得战友们哈哈大笑。
我把亏损原因写好交给王科长，特别提出给增加夜餐补贴。王科长把报告转交到司令部杨广顺参谋长（后任副师长）手里。那天，王科长打电话叫我到参谋长办公室去一次。到参谋长办公室后，参谋长仔细问了亏损原因，说夜餐补贴总后没此规定。他又说，我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已经与后勤部刘金生部长说好了，你去供应科找鲍海涛科长，看能补多少。我拿着报告找到鲍科长，鲍科长说，刘部长同意一次性补助800元，这也是破天荒了。剩下的亏空你们自己想办法。我非常感谢。
后来我们养猪达到20多头，还是后勤部统一购买的丹麦优良种猪，这种猪长得快，繁殖力强。加上前面讲的，猪饲料也解决了，逢年过节就要杀一头改善伙食。一头猪有七八百斤。连里一个叫贺山泉的司号员是我的同乡，比较调皮，他有次到猪圈骑着一头猪玩，没想到猪一撅尾巴把他重重摔倒在猪圈，引得战友们哄堂大笑。
部队到西安后，条件更好了，除了供应标准比在四川高，师里有一年把在青海部队牧场的牦牛和羊杀了一批，用火车运到西安分到各部队，鲍科长给我们连批了470斤牦牛肉，每斤0.35元；羊肉794斤，每斤0.3元。我把这些肉冻到西安冷冻厂，吃多少取多少，节约了不少伙食费。
有次杀猪，我给连长和指导员讲，参谋长帮了那么大的忙，能否给他几斤肉，他们说可以。就让炊事班称了5斤。当我给参谋长家送去时，参谋长非要给钱，并说下不为例。我说这是我们连首长的一份心意，参谋长说，那也不行。现在想起来还是感到很温馨。
1975年在西安时，冬季要储存冬菜，主要是6样：大白菜、土豆、包菜、白萝卜、胡萝卜、大葱。大白菜1分8、白萝卜1分4、胡萝卜4分、土豆7分、大葱6分5。那年储存大白菜18000斤，白萝卜4000斤，胡萝卜3000斤，大葱2000斤，包菜2000斤。土豆3000斤。那年我们连挖了个菜窖，主要储存土豆和萝卜。我吸取了往年储存大白菜的教训，不怕冻就怕捂。我们连淘汰下来很多电线杆，我就把大白菜码到上面，每层只码两层，然后用帆布盖上。那年很多单位的大白菜都烂了，只有我们连储存的非常好，师后勤部还在我们连开了现场会。
（储存冬菜和相关物价证件号）
我的一个叫李自海的同乡又是初中同学校友，他比我上一届。父亲曾经担任过我们老家的县委书记，后来调到地区轻工业局担任党委书记，和我父亲关系也很好。1975年来部队看儿子，我尽力照顾，给他找了个煤由炉，吃点软和的。他问我，他儿子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他又问我是不是，我说我入党两年多了。他说那你怎么不关心他的进步？我说，他工作没问题，就是性格有点内向，人们叫他“老学究”。他说县委书记的儿子都不是党员。我回去脸上也搁不住啊。第二天，我把指导员叫来，他让指导员多关心。老人家走后，指导员问我怎么办？因为我是连部勤杂班党小组长。我说，你和他谈话，让他来炊事班喂猪吧，我来培养他。就这样，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当上了“猪倌”。每当他情绪不稳定时，我就与他谈心。半年后，列为入党积极分子、离开部队时加入了党组织，我是第一介绍人。那几年，我还先后介绍连部文书北京兵武志刚、北京兵卫生员邳金山、后来的炊事班长安徽兵贺朝阳等加入了党组织。这些战友退役后干的都不错。1970年底入伍的安徽兵赵良轩在一次手榴弹实弹投射中，刚出手不远意外爆炸，右肩被一块弹片击中，不能干重活，后来连长让他来炊事班，揉面、切菜都干不动，只好让他帮另一位饲养员喂猪，不久就复员了，也不知评残没有？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的入党过程。我是1972年纳入积极分子考察的。1973年4月，指导员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并且说他亲自担任我的入党第一介绍人。我很激动。大约在4月中旬，连队召开党支部大会，到会只有不到20名党员。我是第二个参加，那时只让自己宣读入党志愿书，表决时不能在场。结果，当晚指导员找我谈话，说这次讨论4个人入党，有一个没通过，那个人就是我。我一听，眼泪都出来了。忙问，能提些具体原因吗？指导员也没细说，只说，雷锋写过3次申请才加入，王杰一共写过14次申请书，还是牺牲后才追认为党员。让我正确对待，经受组织考验。我那一段时间真是难受，究竟什么问题，没批准我的入党呢？
就这样，我一直在忐忑中度日，一直到了9月初，连队党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指导员又通知我参加，还是那份志愿书，但到会场一看，参加的党员有近50人。这次把我排在第一位发言，我宣读完志愿书，接受大家提问和表态后按惯例离开了现场。
当晚，指导员再次找我谈话，告诉我，今天的支部大会以全票通过了我的申请，支部报直属党委批准后，就成为正式党员（那时没有预备期）。所以，我入党的时间是1973年9月7日。
顺便说一下，人越老越怀旧。退休后，我一直寻找殷全荣指导员和关锋伟老班长，但一直没有下落，甚为遗憾！
同时，指导员委婉地告诉我为啥4月份没通过的原因：
事情还得从我接手给养员工作说起。因为我接手给养员后，为了扭转亏空，限制了夜餐数量。但也得罪了一些吃夜餐的战友。第一次讨论我入党时，正好赶上架线排（近50人）和通信排（10多名）在工区帮助工兵连队筛沙子，这两个排有20多名党员，他们是积极主张取消夜餐的。但讨论我入党时，他们都不在场，所以，第一次讨论以电台和电话排的党员为主，我没有通过。而9月初再次讨论我入党问题时，全连党员都在，我能获全票通过。
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及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这也是我以后做工作的一种警示。
（师直属党委入党批复）
部队在西安，我还遇到一件蹊跷的事：
1975年6月25日，我乘战友冯连营开的“750”摩托车，到市里取文件。回程途经大庆路时，在距离西安电缆厂大约几百米处，厂门口突然蹿出一台“解放车”。按交通规则我们是在主干线上正常行驶，这辆车出厂门时应放慢速度，可这辆车却从电缆厂飞快冲了出来，横穿主路。我们当时的车速至少在60迈∕小时以上，要是继续往前开，非钻到那辆汽车底下不可。我一看情况不好，连忙喊“小冯，快往左打！”小冯一愣，马上往左打。由于方向打得太急，一下子翻在地上。我被摩托车边篼压住动弹不得，小冯双手正好碰在排气管上，烫得“嗷嗷”直叫，我急吼：“还愣什么，快记车号。”如不记下车号，这次事故的原因就找不出，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小冯记住了车号，一会来了不少围观的好心人，把摩托车抬起，把我也扶了起来，问我伤得重不重，我说“好像问题不大，但痛得厉害”。他们帮我们拦了辆地方的车，把摩托车抬到车上，送我们回到部队。当天下午，部队和莲湖区交警队根据我们提供的车号找到了汽车司机单位——西安有色金属冶炼厂，并吊销了司机的驾驶执照。交警大队和部队人员到现场测量：左边不到半米，是一棵大柳树，右边不足一米是盖楼的预制板，我们恰好翻在中间，真是万幸。警察连声说是菩萨保佑你们了。因为我的胸部被压伤，一喘气就疼痛难忍，回部队医院也没做全面检查，只给吃点消炎止痛的药，一周以后就工作了。
1976年探家时，没事看母亲的一个记事本。上面全是记得家庭日常生活开销账，记账用的是农历。突然，有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在农历乙卯年五月十六这一天，写了一句话：“清早起来，心绪不安稳，千万别出事，最担心的还是海生”。我问母亲怎么回事？她说，那是去年的事了，一早起来，心就麻麻扎扎，坐卧不宁，于是赶紧给设在小屋的观音菩萨塑像上香。开始，上升的香烟扭扭曲曲，我跪着祈祷，千万保佑我的孩子们平安。慢慢香烟直直地上升了，我才放心。我对母亲说，那是您思虑过多了。
回到部队后，我对照自己的日记，因为我只记阳历，一对照吓了我一跳。母亲记得这一天正是阳历6月25日，我出事的那一天。世界上有没有心灵相通，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2018年体检，才发现“左侧第3根肋骨陈旧性骨折”。那年是我参军的第6年，二十二岁，年轻力壮，所以没当回事。后来与朋友们聊天，他们说“要是当年发现了，可以评残呀，每月会领一笔不小的补助金。”但我觉得，比起那些一起入伍牺牲的战友，平平安安过一生应该知足了。
（ 体检报告单）
司务长在调走前，就教会了我怎么记账，每个月都要做一次，特别是要学会平衡表，一旦发现账不平就是大问题。有一次，我做完平衡表在清理现金时，突然发现差了60多元钱，那年我一个月津贴才10元钱。查不出来我就得自己补上。我翻来覆去查，整整一宵也找不出错在那里。第二天，我眼睛熬得发红，还是找不出。于是拿着账本到后勤部供应科找邹助理（68年河南兵）。邹助理只看了当月发票，指着其中的一张问，这张发票你记多少？我说七元两角。他说，你再仔细看看，买的什么东西，我一看是90多斤猪肉，错把七十二元两角记成七元两角。邹助理严肃地对我说，以后可要细心啊。这次你很聪明，知道找我帮查查，要是还闷着头自己找，每次翻到这张发票都按七元两角记，就钻进死胡同了。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粗心大意了。
1976年12月，部队又一次到四川，在广安执行一项紧急绝密工程任务，全师上了华蓥山。师部与总参通信兵183机务站有几十公里。接通到机务站的线路，才能与总部、成都军区联系上。王科长找到我，说这次架线任务紧急，他已经请示过首长，同意你们通信连按照出差补贴抢架这条线路，你看生活怎么安排。要是图省事，就让战士们沿途到饭店吃饭。可以按出差每人每天补1.2元，加上伙食费就一块六角四分。但这笔钱全交给沿途饭店了。我思考一下说，由我带两个炊事员，按照部队拉练模式，自己沿途做饭。首长同意了。
加线路过的都是深山区，人烟稀少，物价便宜，1斤猪肉才5角8分。开始一天按每人1斤肉做，吃了几天，战友们说油水太大吃不动了，就改为半斤。一共干了不到二十天，不但按时完成了任务，还结余了上千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受到连首长和王科长的表扬。
记得那天线路完工，我向连首长请示，要在183所在地附近的一个镇饭店会餐。结果参谋长、王科长、183机务站首长和连首长都来了。我安排了5桌饭，还要喝点酒。我就把参谋长带来的吉普车用，到渠县买酒。那时酒都要凭票供应。到了渠县，人家商店说买个1斤2斤还可以，多了不行。于是我找当地武装部帮忙。到了武装部，一个姓王的部长接待，他是山东人，南下干部。听了我的介绍，让一个参谋开了介绍信，同我一起到商业局，批了20斤当地产的白酒。虽然只有6角钱1斤，但都是纯粮食酿造，非常好喝。
那天大家都很尽兴。但也给我带来了麻烦。任务结束后，参谋长要回西安留守处，非要帮他买10斤，王科长也要。我记得给渠县武装部王部长带了20斤我们师农场产的花生，每斤两毛钱，是王科长掏的钱，送给王部长，人家又给批了20斤。
（与战友冯志启、张益民在华蓥山上）
当时部队有个好传统，到那都组织养猪种菜。在华蓥山上有一个趣事：华蓥山属于喀斯特地貌，要想找一块几分大的菜地都很难。一平米的就不算小。当时我正在挖一个坑。华蓥山冬天也不冻，看到坑里有一株类似我们家乡土豆秧的样子。我试着往上拽，可就是拽不动。于是我就与它较上劲了，挖了有半米多深，还不见底。等挖到底后，发现上面长了20多颗像干瘪的萝卜干一样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啥，正要扔掉，正好司令部分管通信的任超英副参谋长（河北任丘人）路过，问我在干啥？我把挖出来的东西让他看，他说这好像是药材，你们年轻人没用，给他吧。我就从上面摘了两颗中不溜的，剩下他掂走了（我探家时，他给了我1瓶“五粮液”）。等到第二年探家路过重庆，我到在重庆第五人民医院总务科长兼办公室主任的姑父家让他看，他说他也说不清，带我找药剂科长，科长说，这是上等的天麻。我说有20多颗。他说，你不懂，20多颗至少上百年了。他和我姑父一人要了1颗，还送给我一支人参带回老家。
每到星期六或礼拜天，连里轮流组织各班打猪草，在大伙努力下，终于扭亏为盈，在我离开部队时，仅账面结余已经超过4000多元。
（退伍证记载 4次嘉奖）
近9年的军旅生涯，我获嘉奖4次，1次“五好战士”。锻炼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经受委屈、甘于奉献的品质，为以后到地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一辈子宝贵的精神财富。
—— 作者简介 ——
李海生 笔名理智，革命老区山西省左权县人，1953年4月生，1969年8月毕业于左权中学，同年12月参军，1970年9月入团，1973年9月入党， 1978年退役到中石油华北油田，在部队4次获嘉奖。参加过华北、塔里木石油会战。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毕业，高级政工师。曾担任华北石油管理局副处级纪检监察员，中国石油监察学会华北油田支会秘书长，二级单位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等职。中国石油作家协会、河北省摄影家协会、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退休前后担任华北油田关工委委员，华北油田曲艺家协会执行副主席；华北油田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华北油田老年摄影协会副会长、军委工程兵建筑第54师（两弹一星“筑窝”神秘功勋部队，8342是其中使用代号之一）“战友服务协会”顾问、54师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等社会职务。2013年6月被华北油田文联授予“华北油田文化艺术特别奖”称号。2018年被评为中石油”离退休系统宣传思想工作优秀通讯员”，2019年获河北省关工委先进个人，2023年被中石油授予和聘为“最美石油五老”和“关心下一代石油五老”称号。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家、省部、厅局级发表各类文稿220余万字，摄影作品百余幅，多篇文稿、摄影作品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出版长篇小说两部，其他专著4部。有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有的文章被作为外教教材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