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之后，1976年蒋子龙应邀在文革后期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雄健的笔触，塑造了极左年代逆流而上抓生产的“霍大道”形象，在引起全国文学界广泛瞩目的同时，招来彼时文化部某领导组织的严厉批判；不久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全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此时文艺界“伤痕文学”正盛，各类作品以“控诉”和“眼泪”为最。《人民文学》再次邀约蒋子龙的作品，于是，1979年发表了他的《乔厂长上任记》，虽然也遭到一些批判，但被国家领导、文学界权威与广大读者高度赞扬，资深《人民文学》编辑、著名评论家阎纲指出：“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在当年全国获奖小说中，《乔厂长》以遥遥领先的投票数字，高居第一位。

此前国家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领导讲话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看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目标，首当其冲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蒋子龙的作品，无疑起到开创“改革文学”先河，引领新时期文学浪潮的作用。2015年，我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中心”遇到山西著名作家张石山，谈起天津文学和《乔厂长》，他说当时的情景用四个字概括，就是：“惊天动地”！因为，它打破了多年来的思想禁锢，冲破了“文革”刚结束后的单调与沉闷，振奋了人们的精神，不仅全国各地文学界都在谈论《乔厂长》，企业界、知识界乃至全社会，凡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无不在热议和关注这件事。说它是中国当代“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绝不是空穴来风。

   （年长者：张石山）

蒋子龙的写作并非闭门造车和无源之水，他所在的天津重型机械厂的第一任老厂长冯文彬，是一位早年青年运动领袖和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革命（后来在中央任职），在工厂建设和早期生产中雷厉风行，严抓管理，刚正不阿，求真务实，成为了蒋子龙著名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中主人公“霍大道”以及后来的“乔厂长”形象的事迹原型和精神内核。据厂内老员工和有关回忆录记载，冯厂长对待工作极其严谨且善抓生产关键，对工人和下属既严格要求又爱护有加，在天重厂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蒋子龙为他做秘书，既受到他的感染和影响，又拥有了真切感人的人物原型。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社会矛盾“五花三层”，不同利益群体尖锐对立，社会正大力呼唤和急迫需要具有巨大魄力和无私精神的领导者的节骨眼，蒋子龙则正当其时推出了“乔厂长”这一“模板”。中国文化掌门人周扬、张光年等人夸赞：“壮哉斯人，壮哉斯作！”另一位在中央任职的文化名人宋振庭幽默道：“乔厂长”类作品“搔到了时代的痒处”。而我更认为是“戳到了时代的痛处”（这也是它引起另一类人强烈反感和批判的原因）。

后人如此总结：它成功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中最具现实冲击力的“改革文学”流派；塑造了时代“闯将”的典型，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其经典形象“乔光朴”这一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青春、敢作敢为的“闯将”形象为人牢记；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直面国企管理和改革的重重阻力，回应了“四化”建设的时代呼唤；催生了社会共鸣，“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极大丰富了当时读者的精神世界，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干劲；深耕了大工业题材，用文学有力推动社会改革进程。蒋子龙凭借全国知名大型企业厂长秘书与管理千人的车间主任的丰富经历，陆续发表的《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城市题材作品，铆住时代大潮中最关键的改革触点，对引领当时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些作品记录了时代变迁，其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中国城市与工业改革进程最鲜活、最扎实的文学见证。

二，解剖“新国民性”的农民本质与帝王思想

如果说，新时期蒋子龙的写作主要针对的是前些年的积弊与沉珂，那么，下一阶段的写作，在发表了反映社会发展进程中各阶层人们状貌的长篇小说《子午流注》《人气》《空洞》等一系列作品后，进入新世纪的2008年，他耗时十一年，把思路进一步延伸到更早的时代源头，回首解剖当下的社会肌理，创作出版了57万字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其文风和特点一如既往，既细腻扎实，又气势如虹。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指出：“这是一部‘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另一位著名评论家雷达则指出，《农民帝国》不仅深刻表达了蒋子龙对中国“农民性”的透彻思索，更进一步延伸至对整个“国民性”的沉重反思。在当年茅奖评奖时，已经名列前茅，因“人为”的缘故而失之交臂，但丝毫不能掩盖它的光芒。至今该书已经再版13次，就本人视力范围而言，应数第一，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李建军说，《农民帝国》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承袭了“五四”以来鲁迅等先贤的文学传统。它不是简单地描写农村致富，而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对中国“新国民性”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解剖。作品揭示了当物质与财富迅速膨胀，而现代法治与制度文明滞后时，传统农民骨子里的“权力崇拜”和封建特权思想是如何死灰复燃、甚至变异为现代“土皇帝”的。小说主人公郭存先说：我就是一个土皇帝，去掉“土”，我就是皇帝。他们不在乎那个“土”字，他们在乎的是那个“皇帝”。帝王文化，至今依然根深叶茂，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农民帝国》对帝王文化的反思、批判，是当代文学罕见的，表现了作家的良知和过人的眼力与深湛的修养，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推崇。相对于此一时期其他文学作品，《农民帝国》达到了一个骄人的高度。

孙中山、毛泽东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主旨都是“反帝反封建”。但革命成功，建立了新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完成“主旨”一蹴而就。人们遗传基因中的潜意识，会不时冒出来。一段时间以来，代表帝王文化的“辫子戏”在中国大行其道，文学界还有人对“裹小脚”、“留辫子”、“妻妾成群”津津乐道，乃至挖掘其“合理性”。还有人混淆视听，以帝王文化冒充“国粹”。而窥见其背后封建意识、农民本质与帝王思想的人们却少之又少，很多人懵懵懂懂，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加之受“娱乐至上”风潮影响，没人思考社会进步的严肃话题。去过“中国第一村”XX庄和XX村的人，无不对其“土皇帝”“家天下”式的运作与风习感到压抑和窒息。中国的帝王文化产生于农耕文明，任何一个帝王即使本人不是农民，他的祖上也一定是农民。因为早先中国根本没有、没进入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契约文明。帝王文化的特点在于追求“凌驾”感，骑在人民头上，绝不是追求做一个服务型的“公仆”和“人民的勤务员”。有一说，《农民帝国》就因为某些人不喜欢“帝国”二字而不同意该书获茅奖，因为，有些“捅人肺管子”——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么？该书主人公郭存先从一个善良能干的手艺人，到带领村民脱贫的枭雄，再到最终走向毁灭，其实就是一段深刻的社会学寓言。他的名言“去掉‘土’字就是皇上，要创造一个帝国”，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皇帝情结”。书中他说了很多十分自信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我是农民”。可见“农民”与“帝王思想”的天然联系。

毛泽东曾说：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不是心血来潮的预判，而是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后的结论。蒋子龙极其敏锐地抓住了社会核心痛点：“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在对“乔厂长”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前溯”后，产生了《农民帝国》。应该说，是“改革文学”的引伸和“下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大量从兴起到倒台或式微的农民企业家的史料，为蒋子龙提供了佐证。在热闹嘈杂纷纷扬扬的文学竞技场，他目光如炬，独辟蹊径，第一次以史诗般的规制与广度，对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农村的社会变革进行忠实记录，尖锐解构了市场经济浪潮下农民阶层的文化特征与必然走向。说是“填补空白”和“精神档案”，毫不为过。其引伸和延展的“问题域”，早已超越了文学，而具有了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的意义。从另一个向度看，这样的话题，虽具有鲜明的文化启蒙意义，而对于“功成名就”的作家、学者往往采取规避、躲闪或“迎合”的姿态来明哲保身，像蒋子龙这样的知难而上，在当下中国不能不说十分稀缺和难能可贵。

（2014年在天津作代会期间，与蒋子龙合影）

三，对文学与社会大声疾呼：在精变的时代守住笨

近年蒋子龙写作发表了大量散文随笔，出版了《故事与事故》、《人间世笔记》等一系列文集，所思所想，无不在关注现实生活。而当一些省市的大专院校邀请他前去演讲、作报告，他都事先深入思考，拿出他觉得当下最应该讲的话题。

当下社会，人心浮躁，文化科技领域靠抄袭、拼接、粘贴、复制等手段而出现的假论文、假作品、假诗人、假作家、假博士、假教授、假科研成果……比比皆是。很多年轻人信奉“出名要趁早”，要抄近，走捷径；经济贸易要“赚快钱”，不惜假冒伪劣；“专家学者”鼓噪“弯道超车”，不按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一切违规乱象，又与官场贪腐紧密相连，为国家大力反腐带来困难。

对这一切，蒋子龙洞若观火。他用“精变”形容现在的时代：各类“精英”、各种“精品”层出不穷，人们追求“成精”，也追求“速成”。也正因为此，他竭力倡导在“精变”的时代里“反精变”——守住自己，守住“笨”。“精变”的推手，就是名利二字。他说：“大多数的老百姓追求‘成精’，无可厚非，大家都想过得好，‘成精’是为了追求成功，追求强大。所以这个‘精变’，可以往好变，也可以往坏变。往好的方向变，比如创造发明多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往坏里变，就是一句话——让自己的利益扩大化，损害别人损害国家都无所谓，只要让自己活好就行。人的内心欲望膨胀得太厉害，导致越是单纯的人，在这个社会里越感到不自在。当作家只盯着钱包时，还能指望他写出穿越世俗到达灵魂的作品吗？不光是文学，我们的文化也出现了世俗、低俗和恶俗的趋势。明星们现在赚钱非常容易，天天在电视中抛头露脸。对他们来说，曝光率就是口碑，新闻越多越好，管它是不是丑闻。为了票房、收视率，有的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更是在消费经典，糟蹋文化。在这个‘精变’的时代，我们每个人该如何应对？最好的一招就是‘反精变’，守住自己。中国的古人认为，有一种天赋是‘笨’。笨也是天赋，好多名著都是靠‘笨’产生的。像曹雪芹这样的大才，他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没饭吃，有时累得吐血，他是用损耗生命换来了一本书。现代人能理解吗？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就是两个字‘守拙’，守住笨。你不要老是跟着社会风气走，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定住自己的魂儿。所以，我们可以掂量一下自己，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精’的，那么我就当自己。怎么当自己？非常简单，你自己有什么，就守住什么。守住自己，就是只听自己的，把住自己的脉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感觉。”

这仅仅是评说文学吗？应该是给予这个发烧、高热的浮躁社会的清凉剂和镇静剂！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更是蒋子龙做为作家对社会的独有的新的贡献！这样的话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说或说不出来？蒋子龙关于“在精变时代守住笨”的观点，经网络转发、传递，广为人知。他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名作家，在了解他的底蕴的同仁和朋友眼里，他的话虽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却也是金口玉言。因为里面透着真诚、睿智和远见。君不见，眼下诸多靠抄袭、拼接而成的假诗人、假作家、假博士、假教授、假科研项目……正在被正义的知情者陆续揭穿和公之于众。丢人现眼、被处理、狼狈落马是一方面，欺骗了多少人的感情，带坏了多少年轻人，影响了多少社会风气，浪费了多少社会资源……有形无形的损失，该有多少？怎么计算？按照鲁迅的口吻：“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每当这类信息传来，在极其痛心、憎恶的同时，不能不回味和赞扬蒋子龙的“在精变时代守住笨”的至理名言。简单一句话，足足含金量。尽管现在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但“在精变时代守住笨”一类的诚恳告诫，还是被明白人视为座右铭和圭臬。

在日常生活中，蒋子龙对深查社会肌理、深入企事业单位体验生活的写作者，总是给予热情鼓励和夸赞。他认为这才是作家应该走的正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磨刀不误砍柴工。”社会发展进程与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任何企图走捷径、弯道超车、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动议与操作，都是自欺欺人、自毁长城、必然碰钉子的。蒋子龙说：“这个‘精变’期不会无止无休，总有一天要反弹。未来的中国文学，会有一部甚至几部伟大的作品问世。现在如果你到英国去，几个英国人凑在一起，他们必定会说出几本书是大家都在读的，而我们中国现在很少有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到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本大家都愿意读的好书，它一定有中国的民族精神在里面。你看好莱坞总是在展示美国精神、美国英雄，我们13多亿人不可能没有精神，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本书诞生，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它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文化的作用就是‘化’，文以化人，因此这部作品将会提供一种精神，提供一种榜样，提供一种力量。它符合这个时代，让人心服口服。我比较倾向于这种乐观的预测。”

我在旅居加拿大以后，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偶有获奖，蒋子龙鼓励说：“为你在海外取得的文学影响力鼓掌！但不能拘泥于事实，像新闻报道，朴实真切是好的，你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了，你需要更深刻、有普遍警示意义的作品！”……“更深刻、有普遍警示意义”，是当下混沌时期一把丈量文学作品的尺子，要做到须下足工夫，投机取巧，走捷径，弯道超车一类自欺欺人之举，当戒！让我们跟随师长蒋子龙一起大声疾呼：“在精变时代守住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