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周至文苑》都市头条平台推出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周至县文联秘书长张攀峰原创《作家的两个故乡》文章，以飨读者。在编辑该文时，能感受到作者用“文论＋散文”的方式进行融合，全文在理性的学术观点中切入，进行着有温度且共情的感性叙事。 

【原创】

作家的两个故乡

◎潘  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但对一位作家而言，一般会有“两个”故乡——一是物理的故乡，这是作家最初的“家之味”。这里承载着作家作为出生成长地和情感源头的故乡，譬如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等名篇，作家对故乡进行回溯。二是精神的故乡，这是作家后来自己“酿的酒”。作家用文学作品构建的故乡，也可称之为作家自己构建的精神原乡。譬如沈从文“边城”、莫言“高密”、贾平凹“棣花镇”，如此构建的故乡才是立体的、丰富的，更是情感厚重复杂的。

在我看来，作家物理的故乡是用来出发，作家精神的故乡是用来抵达。对于离开故乡的作家——作家的故乡，就是故去的家乡，它是一系列作家的儿时时光、从前事物、怀旧人物的组合。故乡一般是和“乡愁”紧密相连，历来“乡愁”是个永恒的话题。“乡愁”不是真正狭隘意义上——想念自己的亲人；而是“乡愁”可以延展成一种情绪或情愫，具象到想念故乡，小到陪伴自己长大的街道或者发小、玩伴，也可大到自己熟悉的整个故乡场域。

“乡愁”离不开“返乡”和“回乡”。“返乡”就是返回家乡，它更侧重于描述一个具体的行动过程，强调的是物理上的移动，而不是情感的皈依。譬如我们要对“返乡”进行回溯，那么无疑鲁迅《故乡》就具有思想起点的意义。辛亥革命之后，鲁迅共有三次“返乡”经历——第一次是1913年的“回乡省亲”；第二次是1916年的“祝寿还乡”；第三次是1919年的“接母北迁回乡”。

我们要对“返乡”书写动因进行解读，可以通过两个重要因素进行了解：

一是大城市与小乡村冲突下的文明论。小乡村代表的是农耕文明，大城市代表的是工业文明。对照当下，“返乡”是眷恋的归途与依恋的决裂，在乡村草木呼吸与城市楼宇体温之间的一场自我撕扯，如同现在人几乎不用或很少用蜡烛，在“返乡”时把自己活成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一头照着故乡的路，一头连着城市的火。

二是作家把生活况味和生命体验作为“返乡”书写的动因，从而我们通过探究作家文本，体察经验世界的时代表达。

“回乡”就是回到家乡，它更多地蕴含了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宿感，不仅包含物理上的回归，还包含了精神上的回归。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儿时的故乡，一片麦田，在缺乏现代化工具的那个年月，秋收一过，耕牛犁完地，祖父就开始撒种了。祖父左胳膊上挽着竹笼，里面装了半竹笼麦种。那竹笼是祖父在集市上买的，用了好些年，竹笼边沿磨得光溜溜的。祖父沿着新犁的墒沟走，右脚踩实了，右脚往前迈一步，左脚便跟上来也走一步，右手从竹笼抓出麦种，右手放在身后，从右向左使出力气抡圆了撒出去——麦种脱手，在空中散成一道弧，像下了一阵密雨，匀匀地落进地里，悄没声息，当时看不出个啥来，但地里头已经有了眉目。祖父自如地往前走，一会从地这头走向地那头，脚步不快不慢，胳膊扬得不高不低，那架势是经年累月长在身上的，不用看，也不用想，手底下自有分寸。

祖父喜欢和土地打交道。“麦在胎里富”这是祖父活着时候常念叨的。常说麦子通人性，你给它留够地方，它就把根扎得深，分蘖也多，麦穗沉甸甸地弯下来，让人舒坦。祖父说，撒麦种是个细法活儿，说难不难，难了不会，会了不难。一是手要有劲，一抓一撒，全凭手上的力道；二是眼要有活，地垄宽窄、墒沟深浅，心里要有数。撒多了，苗出来太密太稠，挤挤挨挨，透不过气；撒稀了，苗细得像线，风一吹就趴下；撒不匀，地里便东一片西一片地秃着，到了五黄六月“龙口夺食”的时候，收不上几颗粮食。这话祖父年年念叨，我听得耳朵起茧。可每年秋播，祖父还是挎着那个竹笼，走在那道墒沟里，一把一把地，把种子送到该去的地方。

那时候不懂，只认为祖父是爱地、喜欢种地。种地，无论是农作物还是经济作物，祖父是个“大行家”，是个“全把式”。我后来才慢慢明白，祖父那一撒，撒出去的不光是麦种，那是一季的收成，也是一辈子的准头。什么火候，什么力道，什么分寸，不给多一分，也不给少一毫，全在那条抛物线里了。

至此，便让我懂得，祖父撒麦种的绝活，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精准、什么是精致、什么是精到。精准不是算出来的，是和土地打交道磨出来的；精致是把简简单单的活，做到让全村人羡慕；精到呢，是祖父对待土地如同“过日子”的方式，知道啥时候该使劲，啥时候该收着，啥时候得匀匀地、稳稳地对土地好。

当然，对于有着兴趣爱好——从事创作的我，何尝不是要寻觅和构建自己精神的麦田。二十多年前，特别是有几年，自己在创作散文、小小说、文艺评论、诗歌上是个“丰年”，在全国主流纸媒和文学期刊上稿量大，只要稿费单一到，全家人“必修课”就是——夏天夜市，冬天火锅。由于受纸媒大环境萎缩影响，加上兴趣发生转移和后来新媒体公众平台的兴起，在纸媒上也就很少投稿、发稿。

作为70后，我们是卡在“大时代”落幕和市场兴起的夹缝里，少年时期赶上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启蒙余温，真正进入社会时却迎面撞上九十年代的商品化浪潮。从小就知道两个词汇，一是关中道的农村人去西安叫“稼娃进城”，二是西安城里人去农村常说“下个乡”，这一“进”一“下”之间，城乡结构就格外分明。譬如，我曾给散文作家景卫萍散文集《涓滴成河》写过以《乡村语境中的女性书写》为题，进行评论：当下的乡村，呈现出“三元社会结构”，重点是“人户分离”成为普遍现象。农村人为了子女上学常年四季在城市打工，因户籍仍旧是农村，在城市人眼里依然是“农村人”；逢年过节，回到农村，农村人认为这类人一年四季在城里生活，是“城里人”。如此这般，就造成了“身份难以认同”的问题。

现在的人活得如同“陀螺”，任由时间的鞭子抽打，都在忙一件事——在发展经济中“过日子”。好多家庭都说平常“不走亲戚了”，有事来往，无事不扰，现在没有儿时的“乡愁”。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差序格局”来描述我国传统人际关系结构，根据血缘和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不断推衍出去，如同给河里扔一块石头，溅起的涟漪一样，由近及远，一圈又一圈往外推。换句话说，以自己为中心，从己到家先出发，再由家到国成格局，最后由国而天下的胸怀。

这涟漪，也在影响久居千里之外的城里农村人回到故乡，经年累月他们跟随自己上学的子女，因环境场域的需要学说了普通话，但农村人认为这类人是“拿腔捏调”“拉丝吊文”。跟随他们的子女既听不懂故乡祖辈的方言，又说的是不太纯正的普通话，这些子女既不完全认同自己“籍贯地”农村，也未必真正融入“生活地”城市，他们在语言表达上成了真正的“无根”一代。

这涟漪，还在影响着生活在一些异乡城市的农村人，他们在闲暇之余喜欢寻找一些老家的味道，这些餐馆、饭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在味蕾间找寻曾经的故乡，释放自己的乡愁，他们已经习惯了哪些带有老家味道的餐馆。但是，过了一个月，再去，饭馆门口贴着“空房出租”或“此房出租”，他们只好失望地又再去寻觅城市里属于自己故乡的味道。

当然，也有在“他乡”变“故乡”的。我有位亲戚，在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参加工作并买了房，长沙作为“他乡”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旧的秩序（千里之外的陕西老家）在消解，随着时间的推进，他有着在这个城市扎根的经历，拥有的工作记忆和情感，新的秩序（由“他乡”慢慢成为“家乡”）正在建立，最终可以建立起新的文化认同和故乡归属。有次春节他回家过年，看到他点的菜完全融入“湘菜”偏辣口味了。

看来，一个“他乡”城市的饮食文化对一个人塑造也是至关重要的。 

 潘枫，本名张攀峰，现为陕西省社科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研究员、周至县文联秘书长，兼任陕西秦乐团编剧兼文案总监、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曾任陕西金融书画家协会理论评论部主任，系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第四期全国戏剧导演研修班学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戏剧导演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曾在全国主流媒体和文学期刊发表文艺评论、小小说、散文、歌词、诗歌、楹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800篇（首），获奖多次。曾担任0702工程纪念馆核心创意兼总撰稿、陕西音画颂歌《孝行三秦・感动中华》总编剧兼执行总导演。

歌曲代表作有《家风》《天下》《乡恋》《重任》《绽放》《方向》《旗帜》《冷暖在心》《邻里乡亲》《星韵之歌》《爱的歌谣》《剑扫长空》《孝行天下》《光荣与梦想》《醉了一个秋》《守护大秦岭》《美丽的沙沙河》《东街小学校歌》《城东社区之歌》《父母恩情比天大》《孝敬老人代代传》等50首，其中有3首歌曲收录沙莎《孝行天下》MV专辑，1首歌曲收录巨敏《周山至水》音乐MV专辑，有6首歌曲入选全国KTV歌库，原创歌曲《守护大秦岭》曾被《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刊播。曾以“策划创意总监兼总撰稿”身份介入策划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宣传片多达百余部；以“总导演兼创意总监、总撰稿”身份执导的各类晚会、诗会、颁奖典礼多达百余场；以“独立策展人兼即兴书画学术主持”活动多达百余场。曾应邀为百余位书画家撰写百余篇书画评论，创作《天下》《黑河颂》《猕境·周至》《月下问道》《白居易·仙游寺》等多部舞剧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