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在道德判断的二重性中徘徊

       ——浅说郭彤彤小说叙事的困惑与迷茫

                           常智奇

     对于陕西“70后”作家群体而言，现实主义始终是他们脚下坚实的土地。然而，正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叉处行走的青年作家郭彤彤，却以一种阅读后激发出来的写作热情，带有“异质性”的姿态闯入现代主义写作的边缘地带。从他的长篇小说《蚂蚁蚂蚁走啊走》（《西安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到《验明正身》(《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4月版）《长篇小说选刊》2024年第四，五期转载)，以十年的创作跨度，显示他在现实主义的思想困惑与现代主义的艺术表达矛盾中的窘境：即面对道德评判时，那种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无尽的徘徊与彷徨。 这种道德评判的二重性，不是简单的价值混乱，而是代表了陕西青年一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创作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别样情态的精神特征和叙述落差。郭彤彤的《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版)，使他有一个红色革命家庭背景的历史基座；《笔墨山河:从仓颉到王羲之》(《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使他有一门汉字结体知识视域的标识。这基座与标识，加之他现实生活中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磨砺，就构成了他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

     阅读郭彤彤的两部长篇小说，最直观的感受是，在生涩稚拙的现代主义情感表达中你很难在其中找到泾渭分明的道德化身或十恶不赦的反面形象。在《蚂蚁蚂蚁走啊走》写了一群靠图书发行赚钱谋生人的生活情景:春风，春波，以及他们兄弟俩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以及他们师傅，师娘们打交道，做掮客的矛盾纠葛。作品中的人物如蚂蚁般在社会底层与精神边缘游走，他们在生存的重压下做出种种非常规的选择，作者在叙述时并未举起道德的利剑进行斩杀，反而流露出一种深沉的、近乎痛苦的体谅。而在《验明正身》里，这种“验明”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对身份的确认、对行为的正名，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困惑与歧义的过程。人物在试图证明自身清白或存在价值时，往往陷入更大的伦理沼泽。

     在《验明正身》，郭彤彤切入“都市犯罪”，展现周勃的欲望，魏晋的野性，刘邦的妒忌，唐姬利用、杨娇的任性、许渚的本能……年轻一代，在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青春的成长。作品叙述了几个都市青年不堪欲望重负，终至沉沦毁灭的故事。作品中的各色人等在道德判断中肯定与否定的徘徊 、纠葛、撕扯、熬煎。他笔下的主人公周勃仅与两个男人，三个女人之间做着不清晰的纠缠，同时更是不断与自己进行久久的搅拌。他不仅是常常游走于“受害者”与“施害者”、“理想主义者”与“颓废虚无者”的双重身份之间。作者凝视着他们的目光，既包含着对个体沉沦的批判性审视，又饱含着对生命无奈的同情与辩护。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小说的道德空间不再是黑白分明的棋盘，而成了一片光影交错的灰色地带。这种彷徨与迷茫，并非作家价值判断能力的孱弱，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更高级的、直面现代人生存困境的道德敏感。这构成了陕西青年一代现代主义作家对传统“文以载道”模式的深层反思：他们不再试图扮演全知全能的审判官，而是真诚地记录下审判过程的艰难。

       然而，同为书写现代主义的迷茫，郭彤彤的叙事质地又与许多同代作家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深埋于他独特的成长背景与生命经验之中。

       中国当代“七零后”现代主义小说家，许多人或经历过物质匮乏的童年，或直接承接了父辈的乡土经验。但他们普遍缺乏郭彤彤青少年时代那种物质生活的优越与精神生活狂野中的贫困这一独特悖论。 郭彤彤出生于幸福美满和谐的家庭，少年时代衣食无忧。他的父亲希望他在书斋中潜心创作，这是一种带有典型“中产阶级”理想色彩的、精致安稳的人生设计。然而，郭彤彤却选择了“出走”，去“外面奔忙，受惊、受累、受挫、受伤、受罪、受苦、受损、受虐、受骗、受罚、受灾、受难”。

      这段“沉沦”与“受难”的经历，对他的创作至关重要。这使得他笔下的道德判断二重性，不是书斋里的观念推演，而是从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二重性。他身上，有一个“中国式中产阶级”后裔沉入社会底层的典型案例的全部复杂性。一方面，是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的浓重熏陶和家庭带来的优越教养，这使他即使在描写粗粝的生活时，仍保留着某种精神的洁癖和理想主义的底色；另一方面，是主动迎向并亲历的底层苦难，这让他真切地触摸到了生存的粗鄙、残酷与荒诞。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奇妙的文学化学反应：居高临下的审视与感同身受的悲悯，“穷讲究”的矜持与“草根性”的狂野，在他身上纠缠、折叠，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情感张力和精神矛盾。 这是二律背反和矛盾统一的情感积累和精神准备。他的彷徨，是穿着锦衣的魂灵在污泥中打滚后，对何为洁净、何为污浊的根本性困惑。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晰界定郭彤彤小说创作的价值走向。他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种“七零后”中产阶级后代独有的精神成长史：站在物质生活优越的条件之上，去看待和体验底层生活，进而反观自身。这使得他的现代主义叙事，既不同于刘索拉、阿城等前辈那种带有精英启蒙色彩和更强批判针对性的“贵族式”现代主义，也不同于纯粹的底层写作。

      阿城等人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其批判的锋芒和文化的自信，源于一个稳固的、高度自洽的精神主体。而郭彤彤的小说，其主人公的精神主体是破碎的、逡巡不前的。这恰恰构成了他的典型性——他代表了后发的、处于社会转型褶皱中的那一代中产知识青年的精神困境。他们有“想法多，行动少，困倦懈怠”的“穷讲究”，也有在摸爬滚打中获得的、无法被精致语言完全收编的草根性痛感。这种 “中国式中产阶级”后代的草根性和迷茫性，具有一种大地情结与现代意识相碰撞后，爆发出来的时代精神折叠的文学特点。 《蚂蚁蚂蚁走啊走》中那卑微又倔强的行走姿态，《验明正身》里对存在意义的焦灼追问，都是这种“折叠”的产物。他们既在大地上寻找故乡，又在精神上无可归依；既拥抱现代主义的虚无，又无法割舍骨子里的道义牵绊。

       当然，无需讳言，郭彤彤的文学创作还处于爬坡阶段，思想还未达到瓜熟蒂落的成熟，技术还没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作品中，有时的确可见“居高临下，眼高手低”的视角残留，在叙事方式上的确未能做到“剪头绪，立足脑，删繁就简，叙事明”；在节奏的掌控和经验的转化上，尚有些许生涩与“困倦懈怠”之处。郭彤彤坐拥一座独特而丰饶的经验富矿，但如何将个人化的“受难史”更彻底地升华为一代人的精神寓言，如何让那份“穷讲究”与“草根性”的撕扯产生更普遍的美学共鸣，是他需要持续攻克的难题。

      但无论如何，郭彤彤已经凭借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真诚的道德困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不可替代的文学样本。他是一部正在进行时的、关于一个中产阶级之子如何在社会深处寻找自我“正身”的悲喜剧。他的徘徊，是时代的徘徊；他的迷茫，是文化转型的迷茫。我们期待他抖落身上的灰尘与疲惫，以更冷峻也更慈悲的笔力，继续走在这条独属于他的、验明一代人精神真身的创作道路上。